浅论行政裁量基准的研究视角

裁量权控制是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裁量基准制度则是裁量权控制当中的一个热点。裁量基准制度自实行以来,引来了无数行政机关纷纷跟进,也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研究裁量基准,可以从四个视角入手,分别是依法依规的视角、行政自制的视角、实用主义的视角和本土资源的视角。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悖论与规范理路

实施行政自由裁量权,有助于提高行政主体工作效率,也可能导致行政主体权力寻租。本文认为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就是要细化行政裁量权力,建立合理合法科学的裁量基准体系,制定相配套的、针对性比较强的管理约束制度,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运行,使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既能够高效率地处理行政事务,又能够避免通过自由裁量进行权力寻租。     

裁量基准司法审查的区分技术

真实文本中的裁量基准具有双重性格,它既可能会通过格次划分技术触及法律效果问题,从而呈现出行政裁量细化的角色;同时也可能会通过行政解释技术涉及法律要件问题,从而呈现出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秉性.由于传统上法院对不确定法律概念和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强度强弱有别,因此对裁量基准的司法审查也应采取两元区分的方式逐一展开,即法院应根据基准文本所对应的客体究竟是“不确定法律概念”还是“行政裁量”,分别奉行严格与宽松的不同审查立场.在本质上,这是一种更为贴近文本的司法区分技术,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平衡裁量基准规则主义与行政自制之间的紧张关系.     

行政裁量:行政人格生成的现实基础

健全的行政人格是实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体保证,它生成于行政人员现实的行政裁量行为中.行政裁量行为是公共行政职业化的产物,它以行政人员的专业自主性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对行政裁量采取的是制度性定义,进而对行政人员行政裁量之控制遵循严格的法制主义路径,这一路径背后隐含着"人性恶"的幽暗意识,存在逻辑上不能自洽的缺陷.行政裁量任意之控制的切实路径是在确保规则之必要的前提下,通过道德的制度化和制度的道德化即"德制"的建构,充分激发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特性,促成行政人员健康人格的形成.     

行政裁量基准的法理思考

规则与裁量的问题是几千年来法学和法律发展的主题与动力,二者在不断博弈过程中达成了妥协,既要有规则来实现形式正义和控制裁量权,又要有裁量权缓和法律的僵化与滞后。行政裁量基准提出的目的是限制行政裁量权,在本质上仍然是以法律规则作为行政裁量权的控制工具,通过细化或者具体化法律规则控制行政裁量权,规则与标准造就了行政裁量基准的不同成本与效果。     

自然灾害救助的行为特点与立法规制

自然灾害救助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具有突发性、侵益性与授益性并存、高度自由裁量性、法律约束的原则性、非经常性、强制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导致当前我国对自然灾害救助的立法规制存在很大的问题。在此认为,应当从立法机关立法和行政立法两个层面完善对自然灾害行为的立法规制。就立法机关立法规制而言,我们应当尽快出台统一的《自然灾害救助法》;就行政立法规制而言,我们应当尽快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自然灾害救助标准》。     

论合理性原则对不当行政行为的规制

不当行政行为虽然不违背法律规定,但却侵害相对人的正当权益和破坏法治秩序。合理性原则是对不当行政行为进行规制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不可逾越的底线。针对不当行政行为在实践中的各种表现形式,应当将合理性原则对不当行政行为的规制体现在法治行政的具体实践之中,结合法理对行为进行评价,通过正当程序对行政行为进行规制,制定裁量基准实现行政的自我规制,实现行政复议与诉讼中的合理性审查。     

行政法治与行政裁量

行政裁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国家的产生,随着国家的产生,行政机关就拥有了裁量的权力。但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行政裁量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在专制社会里,国家官僚进行裁量是一种任意的裁量,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法律意义上的裁量相去甚远。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在立国之初鉴于对专制社会中行政裁量的戒惧,在“无法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自律与他律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由"的特性使其存在容易被权力主体滥用的可能.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应从自律与他律两方面加以规范.近年来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在我国各地建立为自律模式,但尚不能保证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的状态下有效运作,此时需要他律的辅助,即立法控制、司法控制、行政以及社会的监督.     

地方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

当前我国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面临国家层面法律制度缺位之危机.而在地方立法层面,虽有地方政府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是总体而言现行规定一是涉嫌与行政立法应当遵循的法律保留原则相冲突,二是涉嫌与法律优先原则相冲突.化解上述合法性危机,首先应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主权”原则,在国家层面制定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基本法律,然后辅以地方立法和部门立法的配套规定,形成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为中心的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法律体系.在具体立法内容上,则应当着重构建完善的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和参与效力等制度.     

行政谈判化解群体性纠纷的价值及其效力

一个行政法治完善的国家应当制定相关法律实现行政谈判的法治化,推进行政法治文明的进步,这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内在机制,也是整个民族进步的标志.行政谈判作为一种化解群体性行政纠纷“管道”,是由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非诉讼多元化解决纠纷理论以及其具有诉讼解决纠纷不可比拟的优点所决定的,也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推动行政民主化与柔性化的有效途径.行政谈判与其他行政行为一样,也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一旦行政主体与相对人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就应当具有法律效力,但必须以实现其程序的正式化为前提.     

行政听证制度:问题、原因与对策

听证制度作为政府管理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已经成为现代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尚不完善,无论是制度本身还是在行政听证实践中,都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要通过扩大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完善行政听证的法律体系、保证听证主持人中立、明确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确保听证结果接受审查等措施来推动行政听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行政裁量界定中的误区与影响

当前我国学者在行政裁量涵义界定上存在严重的误区,他们背离日常语义和理论的逻辑严密性要求,将行政裁量与合法行政裁量及自由行政裁量等种概念相混淆,从而导致了对当今西方学界的思想观点、行政裁量产生的原因以及行政裁量与法治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认识错误,并实际影响了国家对行政裁量的监控.为了行政法治的顺利实现,我们必须严格区分行政裁量与其种概念,正确界定"行政裁量"的内涵与外延,纠正行政裁量涵义界定中的误区.     

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行政救助制度的法理解读

建立并完善行政救助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行政救助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宪法关系,行政救助制度的宪政基础在于对生存权的保障。基于行政救助是以政府为责任主体、以保障生存权为核心的服务行政的一种主要方式的定位,和谐社会视域下的行政救助应当是行政主体根据法定职责和权限,赋予社会弱势群体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定权益来帮助其摆脱生存困境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救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契合了和谐社会对公平、秩序、法治的价值诉求,为和谐社会建构所必需。     

对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再思考

作为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一种变通方式,行政和解在司法实务中大量存在。行政和解随着服务与合作精神成为现代行政法上占主导地位的人文精神以后,司法政策变迁,行政权力逐渐具有可处分性而产生。行政和解制度的完善有两条思路,一条思路是正本清源,修改法律,承认行政调解制度的合法性;另一条思路是,在法律修改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至少应当对行政和解制度的适用程序进行规范。     

政府伦理品格论纲

政府伦理品格是一个新的概念范畴,与一般行政伦理学研究的品格、行政伦理规范等概念有明显的不同,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政府伦理品格是实践性和动态性的综合,是行政伦理能力在政府行政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品格.政府在行政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伦理品格已越来越为社会公众所关注.当前,构建完备的政府伦理品格是服务型政府道德建设上的一项系统工程,应当从多角度、多方位进行完善.     

略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缺失与完善

行政补偿制度作为现代行政法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其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在我国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加强行政补偿的基础理论研究,促进行政补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己成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在对行政补偿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立法现状和实施状况进行了分析,然后提出了完善的几点建议,即更新观念,树立“服务行政理念”;完善宪法中公民私有财产权保障条款;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     

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行政补偿制度是行政法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一国行政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已在较为广泛的领域建立了行政补偿制度,这些制度在实践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行政补偿制度本身的缺陷逐渐暴露,一些内容已不能满足实践的要求.建立统一、完善的行政补偿制度应坚持科学的行政补偿原则,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完善行政补偿的司法救济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     

行政问责基本原则探析

确立行政问责基本原则是保障行政问责健康运行的需要,也是完善和统一行政问责制度的需要.行政问责应当坚持依法问责、公正公开、权责一致、惩罚与教育相结合、问责救济原则.落实行政问责基本原则亟需制定<行政问责法>,统一行政问责法制;实行问责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构建司法救济制度,保障行政问责对象的合法权益;优化行政问责环境,实现行政问责常态化、制度化.     

设置行政公诉的价值目标与制度构想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和利益纠纷呈高发态势,通过厉行法治,保证行政权正确行使,是预防、减少和妥善应对社会风险的良策。由于行政诉讼在制度架构方面的缺陷,其制度功能发挥并不充分。设置行政公诉制度,应当成为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选择。它具有监督和促进依法行政、引导市民社会生成、化解社会矛盾等多方面的价值,也是完善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应有之义。建立行政公诉,应当从理念和制度建构等不同层面予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