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险社会中看行动的合目的性问题

人的行动只要是主动的和自主的，就会有着合目的性追求。行动的合目的性需要求助于行动的目的、方式和方法等的合理性，而行动的合理性则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和理性权衡的基础上的，这就是近代以来的主流理论展现给我们的哲学和思想图式。至少，这是理解近代以来的哲学以及社会理论的一个维度。然而，不同条件下的行动合目的性路径是不同的，而且能否做到合目的性，也是一个问题。风险社会意味着工业社会中为了行动合目的性的所有理论探索和实践模式都需要进行重新审视。事实上，对于风险社会中的合作行动而言，目的已经从个人的目的转化为人的共生共在，理性的概念也被改写成了经验理性，目的与行动实现了统一，所谓合理性也是一种经验合理性，以至于合目的性不再是一种指向，而是包含在合作行动之中的。     

论技术价值合理性

合理性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实践背景和理论缘由,技术价值二重性在实践中的显现使得合理性问题凸现;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使得合理性理论形成。从技术价值活动过程看,技术价值合理性的本质规定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合价值性与合工具性的统一、合需要性与合效应性的统一。     

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思考

资本多数决乃是公司法中的一项基本规则,也是资合公司区别于人合公司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从资本多数决原则发展的理论背景与历史背景着手,思考该原则确立的原因与作用;在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作用的基础上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了它的理论不足及弊端;最后阐述了对资本多数决原则的限制,以期对其合理利用.     

缺失与重建——卫生资源配置与享用中效率与公平问题透视

本文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多维视角 ,对我国目前卫生资源配置和享用中存在的效率不高与不公平并存的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和思考 ;提出公平的政策化、制度化是效率提升的调控机制 ,管理医疗是效率优化的运行方式 ,决策科学化是保证效率与公平的操作系统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契合:经济行为的道德合理性

经济伦理学的合理建构,是经济学与伦理学长期互动融合的结果。许久以来,经济学一直在努力寻找经济行为的道德合理性支撑;而伦理学也一直在努力试图为经济行为提供道德合理性证明。因此,以人类经济行为的道德合理性为前提和基础的经济伦理学的发展成为一种必然。     

论实践合理性

在学术界，人们对合理性的界定因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大体上有七种合理性的概念，即慨念的合理性、逻辑的合理性、认识论的合理性、方法论的合理性、本体论的合理性、价值论的合理性、实践的合理性。本文拟就“实践合理性’非专门探究。一、“实践理性”的复兴一谈到“实践理性”，人们首先就想到康德关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二分法：理论理性运用先天的知性范畴形成普遍必然的科学命题（先天综合判断）；而实践理性则是支配行为的法则，使人的行为合乎理性，即合平普遍性、必然性的需要，这就是道德实践的要求。按照康德的…     

评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理性主义

科学的合理性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诸派论争的焦点之一。有的流派承认科学的合理性,另外一些则反对这个观点。为了弄清题的实质,本文对坚持合理性的流派理性主义或近理性主义的思想作了一个简单的考察,结果发现:不合理性是合理性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在具体的科学活动中,必须坚持它的合理性。理性的产物却是不合理的,这便是理性的命运。 我们先从考察理性、合理性与理性主义的概念开始。     

论亨普尔的科学合理性观念

合理性问题是二十世纪以来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亨普尔试图融合历史主义者和逻辑经验主义者关于科学合理性的观点,提出了目的论的合理性观念,即科学合理性是科学方法论原则达到科学目标的能力的一种功能,科学合理性就是一种手段或目的的合理性,当科学的目标确定之后,只要科学方法论能够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科学就是具有合理性的。由此,亨普尔对科学合理性的说明特别依赖于科学探索目标的决定。     

论阿尔都塞的“历史无主体”思想——基于唯物史观合目的性原则的考察

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为反对当时人本主义者利用人的主体性为现存社会作辩护,借用黑格尔“无主体过程”的概念,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展开了结构主义式分析。应当说,阿尔都塞关于历史发展的“结构因果性”判断有其合理性,“历史无主体”思想也有助于我们从共时性的角度理解社会矛盾的多元存在以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在唯物史观中,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现实的个人”,人通过合目的性的实践创造了包括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在内的社会结构,也只有付诸实践才能消除无产阶级的异化状态。而阿尔都塞的解读模式遮蔽了历史主体——人——的合目的性原则,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以符号化解读唯物史观的外在反思之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也被消解得无影无踪了。     

制度正义与道德自觉

制度哲学视野中的制度、正义、制度正义有其特定内涵,制度正义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其具体内涵是具体的、历史的,同时又具有客观性和历史继承性。制度正义与道德自觉是制度哲学中必须探究的命题,制度正义是制度安排的价值合理性基础,道德自觉对正义制度的创制、实施、遵循意义巨大,制度正义以道德自觉为精神守护神。     

论效率、公平与共同富裕

效率与公平具有内在统一性,机会公平提高社会整体效率,社会整体效率促进结果公平;效率与公平的割裂只会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在经济实践中,社会为人们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充分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提高社会整体效率,促进社会分配的结果公平,增进全社会福利,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解决弱势群体问题思想刍议

随着社会转型、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弱势群体问题日益凸显,并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邓小平有关弱势群体问题思想的论述,无疑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指南:共同富裕是根本战略;发展生产力是物质基础;改革是基本出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制度保障。     

关于推动北京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思考和建议

北京的文化建设要站在国家首都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履行全国文化中心的职能,推动首都城市四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发展。本文围绕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支撑和战略措施对推进北京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粗浅的理论思考并提出初步的建议。     

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巨大推动力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以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决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必须以创新为推动力,在理念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等全面创新的构架中逐步推进。     

发挥首都网络优势 促进北京文化发展

北京是全国网络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推动北京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应充分发挥首都网络的技术优势和文化优势,进一步提高管理理念,转变和创新首都网络文化的发展方式,提高网络建设的文化自觉、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构想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要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其引导性和主导性作用;就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其竞争性和凝聚性作用;就要弘扬中华文化,发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性和资源性作用：就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挥创造性,增强整合性,使中华文化更加具有吸引力、感召力。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时代精神要义

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是对中国历代文学的总体进程和文学史规律认识的集大成的观点,近年学界不断对这一学说的外延和内涵进行深入研究,亦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对这一重要理论资源中所包含的"时代精神"要义研究得很不够。"时代精神"应是成就一代文学之胜的重要因素。     

唐长安城的昌盛与传奇小说的繁荣

历来研究唐传奇发展繁荣的原因,都是从唐朝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举考试的温卷,以及小说的发展等方面去论述的。本文从京城长安的角度研究唐长安城对于传奇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京都是传奇反映的主要对象。反映长安生活的小说数量多,质量高,代表传奇最高成就。唐长安规模宏大,整齐严密,城坊众多,商市繁荣,城市生活空前的复杂化、多样化。反映这种生活,使传奇小说纷繁多彩。长安城男女交往开放自由,青楼妓院林立,为前代所未有,文人狎妓游弋成为时尚,形成爱情纠葛,悲欢离合,刺激了爱情小说的成熟和繁荣,使才子佳人题材的传奇达到空前的艺术高度,成为传奇的优秀代表。长安的豪杰武侠风气很盛,社会崇尚任侠精神,促进了豪侠小说的发展。此外,唐长安诗歌盛极、政治开明、观念开放,都影响了传奇的发展。     

"扩权强县"与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提供更多的以公共产品为主的公共服务是转型期政府的主要责任和职能,政府为减少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层级改革同样应考虑公共产品的供给。"扩权强县"是近年来在我国部分省区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采取的一种分权措施,这种以扩大县(市)地方政府权力为手段,以提高行政效率,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改革,对我国当前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

我国是一个花卉文化极其繁荣灿烂的国度,无论是园艺种植、花事观赏,还是文学、艺术创作都极为丰富繁盛。我国花卉文化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的始发期、秦汉至盛唐的渐盛期和中唐以来的繁盛期。从审美认识水平着眼,我们将这三个阶段分别称为“物质实用时代”、“花色审美时代”和“文化象征时代”,三个阶段间呈不断累积演进之势。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有着我国自然条件、社会文化广泛的历史基础。我国地大物博,植物资源丰富,给花卉园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我国发达的农耕文明对花卉园艺生产促进良多。我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构成了花卉文化创造的主力,无论是外延的拓展,还是内涵的提升,都主要得力于他们的奉献,也主要体现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文化理想。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崇尚自然的文化观念对花卉观赏的影响从来都是正面、积极的,历史上从未出现其他民族那种基于特定教义对花卉使用的严格限制,西方中世纪普遍禁止那样的现象。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决定了我国花卉文化的民族风格。我国观赏花卉以我国原产的木本和经济应用品种为主,形成了独特的名花、名树体系。我国人民比较重视自然生长、园艺种植的植物生姿,特别欣赏植物的生机天趣,西方社会那种花环、花冠等采结献赠为礼的方式在我国并不多见。在花卉象征上,我国士大夫阶层最终形成了“比德”、“写意”传统,即通过花卉形象寄托人的道德品格和高雅情趣,体现了我国崇尚伦理道德的文化精神,与西方花卉象征多具宗教意义颇有异致。我国花卉象征中的吉祥寓意,体现着我国民众独特的幸福观,有着鲜明的民间、民俗色彩,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系统“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