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必须要弄清楚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问题,即"依靠谁、为了谁".我国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基于三个维度:在国家维度上,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国家的富强;在社会维度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个人维度上,实现个人发展和人民幸福.人民幸福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党和政府不断奋斗的终极目标,是党"以人为本"执政原则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生动体现.     

中国社会改革与“整体性”国家的破解

传统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高度合一的“整体性”国家。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使市场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企业与政府一道主宰了国家政策的话语权。社会力量的弱小导致社会领域在万能市场失灵、全能政府失效之后问题迭出。中共十六大以后,党和政府开始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全方位推进社会改革。但是,只有党和政府转变社会改革思路,通过发展民间组织培养一支自下而上的力量来参与社会服务和管理,才能有效地化解经济和政治强势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才能真正地破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     

中国城市政府支出政治分析

以人为本为导向的城镇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政府支出的偏好选择。城市政府支出政治要回答的是谁在城市化过程中获益的问题。中国城市政府支出偏差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同时还呈现出空间偏差。但这种偏差在民生标识下不断被修正正成为新的趋势。中国城市政府支出政治的复杂性是城市政府复杂性的呈现。作为一个复合体,城市政府具有"地方国家"、"地方政府"、"科层组织"等三个维度,其在不同维度中扮演不同制度角色并承担不同的功能,实现不同的目标;在这一多元目标体系中,城市政府的支出偏好被"为晋升"所支配,并引发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和矛盾。城市在本质上是通过空间集聚由政府提供集体消费品(城市公共服务)的集合体。为了规避未来中国城镇化风险,城市政府支出必须转变为"为市民而支出",并在治理模式上逐步完成"以官治官"到"以民治官"的制度转型。     

社区建设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

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特征在于“小政府、大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市场要素和社会要素的发育,都是在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塑造的“小政府”同时还应是一个“强政府”,也就是说,“强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的有机结合,应是我国社区建设最重要的体制要求及体制特征。     

转型期中国福利社会的构建——基于福利三角范式的现实思考

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中国福利社会构建已成为学界的重要论题。中国福利社会的构建必须正视当前中国现实,转型期中国有着独特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背景;社会福利三角范式是西方社会政策中的重要分析概念,文章强调大社会背景下政府、市场、市民社会大三角的构建,政府起着主导性作用,体现公平和保障的价值,市场体现着自主与选择的特性;同时,还提出增强中国市民社会中家庭、社区和非营利组织小三角的融合与发展,以期增强社会力量,共同推动中国福利社会构建。     

“大政府与小社会”——街区权力组织建构解析

社区组织建构的宗旨是“小政府与大社会”，即社区整合与社区发展的现代化。而我国目前街区组织建构的任务是承载社会分化的大量社会性职能以及带有问题转嫁性质的政府行政职能，街区权力组织要在“单位制”趋于瓦解的情况下，重新整合基层政权，政治性目标优于社会性目标，成了“大政府与小社会”，其直接后果是社区的“虚拟整合”与社会形象发展现代化目标的难以实现。     

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企业—社会互动视角

本文基于政府—企业—社会互动视角,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了政府资源倾斜、社会媒体关注在这一影响中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政治关联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其在企业绿色创新实践中主要发挥“资源效应”的作用;高管政治关联主要通过两条相互交织的路径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一是获取政府补贴,缓解企业研发资金压力,二是形成社会监督,倒逼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政府资源倾斜、社会媒体关注会相互调节对方在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即政府资源倾斜越强,社会媒体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反之亦然。本文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协同互动,最大限度地发挥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良性激励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管理启示。     

危机事件与中国社会共同体理性

SARS等危机事件最终挑战的是中国社会共同体理性。强公共理性、强家庭理性、弱社会理性是我国现有共同体理性的总体格局 ;其转换方向是强政府理性、强社会理性、强家庭理性、强个人理性“四强并举、动态平衡” ;培育社会理性则是完善我国共同体理性的重点 ,其首要内容是在合理区分公共信息与社会信息、公共知识与社会知识基础上 ,完善相对独立的社会信息网络     

论政府与社会

在社会体制改革中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入探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因为社会性质的不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具有不同的特征。西方国家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经验、教训和具体做法我们可以借鉴,各个思想流派的合理因素可以吸收,但是必须认识到,无论是照搬哪个思想流派,还是照搬哪个国家的模式,对我国来说都是历史的倒退。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阶段,对我国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建立更加和谐的政府与社会关系：以“中国梦”的共同理想进一步凝聚政府与社会;以社会治理创新适应社会发展变化;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抓手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加强协商民主顺应人民广泛政治参与的需要;以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激发社会活力和凝聚力;以法治保障政府与社会在和谐轨道上运行;以积极推动全球治理营造有利于国际和平发展及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国际环境;让党员成为密切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工作队。     

住房保障中的福利政治与政府行为——以“后单位社会”为背景

福利政治蕴含着福利资源配置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通过在社会结构框架中的实践呈现出来.以往我国反映这种权力关系和结构特性的是单位制度.目前,单位制度对城市社会的影响逐渐减弱,但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呈现出“后单位社会”的特性.“后单位社会”的住房保障中新旧体制和新旧结构性因素并存,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处于动态建构的状态.政府在联合社会力量推进住房保障的过程中,产生了体制复归和体制创新两种后果,这两种效果是当下社会福利政治的独特表现,应予以辩证理解和科学把握.“后单位社会”福利政治的目标首先是社会成员具有表达并实现权利的组织载体,其次是社会组织在福利资源配置中处于平等的地位.     

政府与非法社会间关系的政治学考察

政府与非法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帝国时代二者的关系体现了中国的政治传统，而西方社会二者的关系则表明了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些面向。当代中国既延续了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某些“不变”，又在西方现代思想的冲击和社会转型下有所“变”，而呈现出与传统不同的某些特征。探索这些问题对我们认识二者关系、建立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市场经济与中国特色市民社会自治:社会权利的自主逻辑

自治作为人类理性追求社会优化的一种努力 ,本质上是对社会良性运动机制的一种积极探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的确立 ,表现出与社会自治观念的某种契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 ,更为社会自治观念奠定了经济认识基础 ;社会自治发展的第一阶段———社会自治 ,适应于市场经济和产权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 ,在市场经济和产权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可采用市民社会自治的形式 ;市民社会自治是社会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标志 ,当社会由集权时代进入以分权为特征的转型时期 ,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体制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小型效能化 ,即要求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政治体制和社会自治体制     

和谐社会构建与地方政府信用治理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构建诚信、信用的政府已经成为“善政”政府的重要内容,政府信用缺失业已“凸显”为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大问题。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建设“规制—服务”型地方政府;加强地方政府政风建设;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加快建立透明政府的步伐;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信用管理机制;加强权力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     

试论成长中的中国公民社会

市场化取向改革。为中国公民社会萌发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国公民社会萌发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全球化、网络化浪潮,为中国公民社会萌发提供了契机;长期积淀的文化和历史基础,为中国公民社会萌发积累了精神资源。非营利组织兴起成为中国公民社会最主要的结构性支撑;公民社会力量开始以各种方式影响党和政府的政策;公民社会力量日益明显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分担公共事务治理职能,提供公共产品。     

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重构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从政府培育"强市场",到政府建设"大社会",三元并存的社会治理模式趋于形成。要让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担当重任、成就大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确立社会组织参与合作共治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部分权力、职责和功能的合理让渡,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建设,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重构中国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     

社会组织在经济法中的地位：现状、问题及对策——以我国63部经济法文本为样本研究

产生于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现实困境的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中担负着自律、公共服务、干预和治理的功能期待。我国经济法文本中有关社会组织的条文体现了 “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下的立法路径依赖。应当积极扭转政府主导的思维惯性,以进一步市场化和政府简政放权为基本思路,通过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和培育、规范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拓宽其与政府之间的合作等方式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在市场中的功能。     

国家法治与民间自治的调适 --国家与社会范式的阐释

本文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范式入手,对强国家、弱社会,强社会、弱国家情形下的法律命运及中国转型与变迁的实际,对政府主导型的法治与社会自治型的法治优弊进行评析,并从"市民社会"的认知思路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作用,实现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合理配置与整合进行了阐释性研究.     

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研究

本文着重阐析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并对目前中国的社会资本现状进行了分析.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目前面临着现代社会资本相对短缺等问题.政府治理过程中应进行传统社会资本的转换,培植现代社会资本,并且通过新型治理、民主观念的树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政府回应:发挥中国公民社会政策影响力的关键环节

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我国政府愈来愈重视对公民社会政策参与的回应性。群众路线的要求、保持政治系统的稳定、提高政策制定的质量和提高政策的可接受性是政府增强对公民社会回应性的重要动因。而政府回应公民社会的主要模式有三种，即“建言-回应”模式、“引导-回应”模式、“维权-回应”模式。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有时需要保持一定的政策自主性。     

风险社会的公共安全治理

当代中国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各种潜在的风险和灾难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凸显,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需求快速增长。风险社会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把公共安全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向公民提供;政府可以是供给的主体或最终的责任主体,也可以把不同的环节分配给非政府的私人或组织去生产,形成由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相互合作生产——供给公共安全物品的公共安全复合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