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

西晋是赋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浏亮”与“清”,是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的核心,也是西晋赋论受玄学思维的影响,走向成熟与深化的标志。陆氏兄弟的赋学批评表现出了新的特点:“赋体物而浏亮”,在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基础上,进一步划清了诗与赋的分野;对声韵的重视,是促使永明声律说出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情的感发作用的强调,则是对汉代赋学批评奉“讽谏”为圭臬的彻底突破。在继承建安、正始赋学批评的基础上,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完成了对汉代赋学批评的反拨。     

中古赋序发微

赋序是赋体文学的构成因素。随着赋学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学界意识到赋学理论批评方面的文献资料在搜集、整合、研究上略显滞后，愈来愈越不能适应赋学研究的需要。为了更好地发挥赋序在赋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价值，对中古赋序的源流发展、形态结构、功能价值、兴盛衰亡等原因进行系统梳理和多维考量，进一步完善赋学理论的深入探究，借此，可以整体观照赋学研究的发展轨迹。     

元明辨体思潮与赋学批评

元明时代出现的以赋学为引领的大量文学辨体论著,其内涵的赋学批评文献,以其丰富性与自觉性,昭示了这一时期赋学批评继汉晋以后开辟新纪的理论建树。这种文学辨体思潮与赋学复古的契合,呈示出一种特有的应用困境与理论新域,而以群体言说、创作拟效、辨体证伪与本色批评构建的"祖骚宗汉"的赋论思想,正与当时"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的文学史观相融织,代表了由"破体"走向"尊体"的赋学批评新传统。     

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的对象与分期

所谓赋学批评，主要包括有关赋的理论表述，同时也包括赋的创作实践所呈现出的审美流向。对二者进行系统的描述与阐释，是赋学批评史的任务。 与诗相比，赋是一种产生晚而成熟早的文体，它“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兴起于战国，大盛于两汉，并成为一代之文学，至魏晋南北朝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时人的心目中，其地位甚至要高于诗。表现在辞赋创作上，因作赋而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者，更是不乏其例。因而，这一时期，探讨赋的产生源流、总结赋的创作经验、梳理赋的发展演变、确立赋的价值地位以及分析赋的声韵、对偶、用典、造句等…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论扬雄的赋学批评

扬雄的赋学批评以五十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在其前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主要表现为对司马相如赋的模拟与崇尚,甚至认为相如赋是"神化所至";在其后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则表现为对赋的"劝百风一"的反思,对"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分。而"丽以则"的价值准衡,则在其前后两期的赋学观念中始终一以贯之,并对后世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赋韵批评与写作规范

赋韵作为自觉的批评,肇端于魏晋齐梁,完成于唐代科举“诗赋取士”,其间包括“韵书”的编纂和运用。考查“赋韵”由宽松到严紧,与赋史变迁相关,即赋从“口诵”到“文本”,标志赋体由听觉鉴赏向视觉鉴赏的转移;赋的声律从“方音”到“官韵”,标志了赋韵由区域渐趋统一;从“赋创作”到“赋批评”,显示出“韵”学进入“赋”学的历程,其中最突出的是由重“节奏”向重“韵脚”的转移。这一过程所标明的赋韵批评的完成,又取决于科举考赋中首重“押韵”与最忌“声病”的制度与风尚。而赋作为语言的艺术,其押韵、设辞、声势、俪语等创作特征,必然进入赋学批评视域,其论“韵”,则首在声病与赋禁,这是“韵”介入赋体的重要表现;次在赋韵与制度,这缘自赋的宫廷文学性质,落实于赋韵批评,则是由汉至唐从雅、郑乐教争锋到韵脚协律的转变;三在赋韵与气势,从而体现其音节美,这又具有辞赋章句学的意义。     

东晋赋学批评的分期及时代特征

东晋100多年间,玄言和山水是辞赋创作的主要取向.在赋学批评的理论形态上,则展现出儒学与玄学杂糅并存的色彩.强调赋是陶冶性灵、抒发怀抱之具,重视赋作声韵的和谐、文气的酣畅,是东晋赋学批评所表现出的新的特点.而本时期辞赋作家对声韵的讨论研求,更是我们探讨永明声律说以及赋的诗化和骈化所应当注意的重要参照.     

论“赋心”、“赋迹”理论的复奏与变奏

中国赋论史上的"赋心"、"赋迹"理论不大可能由司马相如提出。此理论的本义不关理义,仅作为一种文学的审美批评存在,但在后人的阐释中,却逐渐将其中的"一经一纬"与《诗经》学的"三经三纬"说相比附,将"一宫一商"与《风》、《雅》遗音相对接,从而以"诗迹"量"赋迹",认为"赋心"即"经术之心","诗为赋心"。赋以风雅为宗,据此引入诗教观点来审视赋体发展,将《诗经》学的"正变"学说置于赋体衍变程序中,赋体、赋风因此有了"正"、"变"之区分。"赋心"、"赋迹"理论的变奏,体现的是赋体之教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融汇。     

清代赋论“禁体”说

在中国古代赋学理论批评史上,至清人赋论始大量出现＂禁体＂之说,内涵赋体创作的禁忌与戒律,观其思维方法,乃以反彰正,即以＂禁体＂为＂尊体＂,对赋作提出规范化要求。而考察清人赋论禁体说的由来,又源自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赋制度,以及其＂时赋＂（考场律赋）的流行,只是清人受古文词禁的影响,对赋体的要求不仅＂以古为时＂（以古赋指导时赋）,而且＂因时为古＂（以时赋批评衡量古赋）,并树立起以翰苑馆阁赋为代表的原古、尊唐而尚时的赋学典范。     

论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

两汉制度影响到文章,有前汉"承秦"与后汉"继周"的差异,两汉赋家的创作与批评亦然,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西汉盛世赋的雄肆风格,正内含着赋体由对经义的依附转向对历史的思考。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与当时儒学渐次当路及西汉言语侍从地位衰落有关,其创作则以京都赋的礼德宗旨与纪行赋的历史沉思最为典型。从赋学批评的意义来看,东汉赋的历史化又凸显了赋体展示两汉学风之不同,最突出的是西汉赋重《诗》、东汉赋重《礼》,西汉赋依经立义偏于小学,东汉则偏于礼学,故而前者重赋之"讽",后者则重赋之"颂",赋风也由"奇谲"转向"雅赡"。     

杜甫作品研究综述及其展望

21世纪以来的杜诗研究有新进展：“杜诗学”作为专门之学的建设进一步开展;杜诗人物及文化地理研究深入细致;杜诗的思想、题材、文化意义及“李杜”比较研究颇见功力;杜诗语言、修辞、风格等艺术成就的研究成果颇多。同时,在杜诗学研究、文化意义、语言研究、通俗化立场等方面,还需进行可持续发展研究。     

杜甫献《三大礼赋》时间考辨

现今学术界基本认定的杜甫于唐玄宗天宝十载献《三大礼赋》,实是千年误读。实际上,杜甫是在天宝九载冬预献《三大礼赋》的,这可从杜赋文本和当时历史文献资料得到证明。关于献赋的时间,历史上有三说天宝九载冬、十载、十三载。但自从钱谦益认为“献赋自在大礼告成之日”、“十载献赋明矣”以后,则众口一词无疑义。而钱氏之说是缺乏根据的。     

赋体文学源流与《招魂》的文体性质

与《诗经》相比,《楚辞》各篇的文体性质相对复杂,《招魂》即为其例.历代学者都曾注意到《招魂》文章结构的特殊性,但皆未明确指出其赋体文学的性质.从文章结构和其他审美特征来看,《招魂》符合《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和《文心雕龙·诠赋篇》中所述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一篇经典的早期赋作.《招魂》的出现既有时代环境的因素,也是《楚辞》内部诸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它对当时及后世的赋体文学创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杜甫《秋兴》八首与“悲秋之祖”《九辩》——杜甫对宋玉悲秋意识的承继与发展探微

"诗圣"杜甫与"悲秋之祖"宋玉精神相通,宋玉的代表作《九辩》开创了寓悲情于秋景的全新境界,杜甫的七律组诗《秋兴》八首从意象、意境及精神境界对宋玉的《九辩》都有全面的承继与发展,由此而成为唐诗悲秋主题的典范之作,代表了唐诗悲秋主题的最高成就,既体现了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兼容并包的好学精神,也彰显了文学发展的自然规律。     

当代华语功夫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及有效认同

"国家形象"既是国家现实的呈现,也是媒介建构的结果。以上世纪70年代的《精武门》、90年代的《黄飞鸿》、新世纪初的《叶问》等华语功夫电影为中心,考察影像中的国家形象与时代的互文关系,我们发现当代华语功夫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经历了政治认同焦虑、物质现代性追寻、文化自信重建的深层嬗变。而新近华语功夫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在理想性意识形态的敏锐输出同时,呈现出现实质感的匮乏。走出刻板叙事,实现理想性与现实感的平衡是华语主流商业电影获得有效认同的关键。     

杜诗与新文学的建构

在中国文学现代变革的历史进程中,杜甫的诗学遗产并没有被遗忘,而是以一个隐形的"在场者"与显形的"参与者",从历史资源、新文学的愿景、创作方法、诗体重建等层面参与了新文学的建构,杜甫始终是"我们的诗人"。     

关于唐代对杜甫评价问题的再思考

关于唐代人对杜甫的评价问题一直是学界的热门话题.近些年的相关论争有以偏概全、静止地看问题两个偏颇.为了说清问题,我们有必要对相关材料作仔细的时间和空间的排比和考量.时间上分杜甫在世时、中唐、晚唐三个阶段来说明,空间上则要注意具体材料是什么场合下的文字.三个阶段中,杜甫经历了不同的命运.     

北宋宰相富弼军事思想探讨——以洛阳新出富弼家族墓志为考察中心

富弼重视从整体上、全局上看待军事问题：统筹整体军事布局;统筹国防建设、经济发展与社会治安;居安思危,积极备战;反对宦官监军;理顺军事管理体制;师出有名、反对行刺等。富弼的军事思想,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浅析班固赋学观的矛盾

汉赋作为有汉一代之文学,从产生之初就伴随和背负上了重重矛盾和尴尬,赋家本身更是充满了矛盾和煎熬。斑回作为“汉赋四大家”之一．其围绕赋表现出的矛盾有其深刻的内涵和原因．他的赋学观鲜明而独特。他基于儒家诗学观的矛盾赋学观、自相矛盾的赋体艺术批评以及理论与创作的自我割裂与背叛是他对赋这种特殊文体的认识矛盾重重的具体表现。班固的矛盾主要缘于其身份的复杂性和当时士人特殊的生存状态与心态。     

傅斯年与吴晗

傅斯年(1896 -1950)与吴晗(1909 -1969)两人的交谊史,启始于学术相知,终结于政治相异。透过描摹两人的情谊历程,可以为傅斯年这位一代学人的人际关系提供个案的观察,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游往来加添一个历史的注脚;傅、吴之间从情生义结到谊断恩绝的历程,亦或可以个案样态显示导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社群之形成与分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