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宗教文化现象刍议

契丹人的宗教信仰,早期主要以原始的自然崇拜为主,兼有摩尼教、景教信仰。辽朝建立前后,佛教、道教等宗教形式先后传入契丹本土,并得到上层社会的支持,发展比较迅速,最终形成多种宗教形式并行传播、相互交融的局面,并对社会风俗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契丹宗教文化现象。相对其他宗教的影响,对契丹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佛教,但契丹本土佛...     

辽朝年节刍议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其年节习俗在保留传统草原游牧传统习俗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中原年节的部分内容,使辽朝的年节充满了浓浓的契丹族风情,为中国传统的年节增添了新内容,使之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体现了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汇和融合。     

辽朝宗教文化之契丹人的原始宗教信仰

人类最初对自然界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原始宗教的产生正根植于此。因此,原始的宗教形态的主要内容就是自然崇拜。契丹人也不例外,他们崇拜山,崇拜天,崇拜太阳。因为崇拜和敬畏,担心会因为自已的无知而冒犯神灵,所以需要与山神、天神沟通,及时了解神的意图,需要神灵为他们指明生活的方向。因此,在契丹人的生活中,巫作为沟通神灵的使者,在契丹人的早期生活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辽朝建立后,巫作为一种宗教文化被保留下来,仍然在契丹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辽朝行政伦理文化的特色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王朝,在其统治中国北方的时间里,注重行政道德建设,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行政伦理文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行政伦理文化在形成上既继承契丹及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又吸收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在内容上主张威德兼弘,＂威＂在＂德＂先;蕃汉并用,打破选拔官吏的民族界限;崇智、尚武、重文、重实用的用人价值观;选任方式的世选制与科举制并存;考课行政官员标准的实用性;忠、慎、勤、清、正的官德修养。在作用上既巩固了辽王朝的统治,也对金元王朝重才取士之风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今天的行政伦理文化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     

辽朝燕京佛教述论

辽朝皇帝多崇奉和提倡佛教,在燕京幸寺饭僧,刻印佛经,修建寺塔,敕赐名额,作碑护持,礼敬名僧,对燕京佛教加以扶持。辽朝时期,律宗、华严宗、密宗、禅宗、净土宗、法相宗等各宗均有名僧在燕京弘传佛教,修建佛寺46所,形成北京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繁盛。不过,辽朝佛教虽然繁盛,但仍落后于中原地区。观察辽朝的燕京佛教,既要看到它的繁盛一面,也要意识到它的不足,这样才是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辽朝的民族迁徙及其评价

辽朝的民族迁徙,包括了汉族、渤海人口向契丹族聚居地区,契丹族人口向北方、西北地区和向渤海故地、中原地区的流动。这种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间的对流迁徙,尽管是伴随着辽朝对周边的征服战争和巩固统治的需要而进行的,但在客观上却对辽朝统治下的广大北方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族、渤海人口迁入契丹地区,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契丹族人口向北方、西北的迁徙,为推动农业经济带的北移和巩固边防做出了贡献;契丹族人口向中原的迁徙则使其置身于相对发达的封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环境之中,加速了契丹族历史发展的进程。辽朝的民族迁徙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的新发展     

辽朝佛教发展分期探赜

辽朝佛教发展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四个时期各有不同特征.其中,辽太祖、太宗时期为佛教的引入期,这一时期,辽帝通过开疆拓土,掳掠人口,将佛教引入契丹内地,并确立了佛教在辽朝统治家族中的特殊地位.世宗、穆宗朝为瓶颈期,此时佛教发展裹足不前.景宗、圣宗朝为上升期,辽朝佛教扭转被动局面,开始对周边政权佛教产生影响.兴宗至天祚帝时期为辽朝佛教发展的鼎盛期,辽朝佛教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宗教传播刍议

宗教传播是扩大宗教影响的必然环节,它不仅是简单的个人行为,更是一种文化的扩张与信仰的移植。宗教传播包括组织的重建、教义的推广、行为的效仿与体验的形成。从一定意义上说,宗教传播是一面双刃剑,它既可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可加速其他文化的遗失或毁灭。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宗教应该对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     

辽朝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佛教是辽朝的主流宗教,对辽政权各个层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前贤力图多维度地复原辽朝佛教发展的原貌,已对多个领域进行过研究,尤其表现在佛教与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上,对于其他方面的探讨则尚存继续深化的空间。结合多种材料和多种研究方法,推动对辽朝佛教研究的深化,更有利于透视辽朝佛教信仰在整个中国长时段历史中的特殊性和历史作用。     

宗教与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纯粹＂和＂假借＂两种存在形态。不同的宗教因其宗教内容和存在语境的不同而表现出或＂纯粹＂或＂假借＂的较为复杂的＂文化软实力＂状况。基督教由于其背后一直有强大的西方世界作后盾,至今还无由表现其纯粹的＂文化软实力＂,而佛教则主要表现为纯粹的＂文化软实力＂。中外许多有识之士坚信,包括儒、佛、道在内或以其为主的中国文化在科学与物质当令的时代依然还有着潜在而强大的足以拯救人类走出困境的＂文化软实力＂。在中国国家＂硬实力＂提高的基础上,辅之以适当的传播,中国儒、佛、道三教的＂文化软实力＂就会充分地显示出来。     

佛教传入辽朝原因及来源探析

关于佛教传入契丹,很多学者从史书记载分析,大多认为是契丹用来安抚俘掠来的汉人的精神工具。本文从佛教传入契丹本土的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入手,认为佛教之所以能在辽朝广为传播,有其功利因素,但亦与佛教对契丹长期影响息息相关,且佛教对契丹人的影响要追溯中原佛教和回鹘佛教两大渊源。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刍议

宗教与政治都是对人类生产与生活影响深远的重要社会现象。在原始社会,二者是水乳相容,合二为一的。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政教分离成为大多数国家处理政教关系的基本准则。不过,政教分离并不意味世俗与神圣关系的完全解体,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金代山西宗教文化简论

金代山西地区的宗教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呈现出一定的发展特征和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佛教、全真道和宗教艺术等三个方面。金代山西地区的佛教经历了恢复、兴盛和衰落三个发展阶段。全真道是金代山西地区道教的主流,并在金末获得重大发展。此外,山西地区的金代名刹和寺观壁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女真民族文化和北方文化的特色。     

辽朝境内市场探析

辽朝境内的市场可分为四类进行论述,其中,行宫部落市场包括行宫市场和二宰相府市场,是跟随皇帝四时捺钵的"行市".城镇市场源自中原,为固定的市场.与属国部交易的市场是定期的,多与朝贡相联系.南部边境与北宋贸易的榷场则由政府控制,地点固定.对于四类市场辽均设官进行管理.     

辽朝惕隐研究

辽朝的惕隐可以追溯到突厥的特勤,契丹立国之后,用中原王朝官制建立并改造本民族固有官制,辽朝惕隐的名称及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辽朝惕隐主要分为两类:其一,中央惕隐,即负责掌管皇族教化和皇族户籍的大内惕隐,简称惕隐,大内惕隐的选任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宗室成员,大内惕隐兼具教化、礼仪和军事三种职能,由于其出身显贵,在卸任后往往担任北府宰相、南北院枢密使等高级官吏。辽朝并无皇太子惕隐,《辽史·百官志》中关于皇太子惕隐司的记载是错误的,大内惕隐司即大惕隐司。其二,地方惕隐,即辽朝在各部族及属国属部设置的惕隐。各部族的惕隐,后升为司徒,地位极其重要,配合部族节度使管理部族事务,属国属部惕隐一般为该部酋长。从现存史料来看,大惕隐司与各部族、属国属部的惕隐不存在隶属关系。     

论宗教与宗教文化

宗教与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不属于同一概念。“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它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消亡;而宗教文化属于人类文化,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财富,它将在人类社会中永存。所以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宗教杂糅的酆都鬼城文化

本文着重探讨了原始鬼神崇拜、鬼教、道教、佛教的宗教信仰 ,儒家思想观念与酆都鬼城文化的关系。原始鬼教是鬼城文化的发端 ,道教及其学说对鬼城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道教、佛教的融合促使鬼城文化的完成 ,儒家的道德礼法是鬼城文化的主导思想。酆都鬼城文化不但体现了源远流长的人类鬼文化发展轨迹 ,宗教信仰的复杂性 ,也承载着中国古代道德伦理的文化意义     

云南契丹后裔宗教文化存续研究——兼论捺钵文化遗存现状

中国北方草原少数民族契丹族建立的辽(907—1125年)纵横草原、大漠与传统汉地,积极汉化并发扬佛道儒教法,对中国北方的经济、文化开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而辽亡后身居云南大山深处的契丹后裔们,仍然保留着部分辽时契丹人的佛、道、儒教信仰,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衍生出属于自己的宗教文化特色,同时他们的聚居区域亦留有与辽时契丹人不同的捺钵文化遗存。通过对云南契丹后裔宗教文化存续和捺钵遗存现状的研究,可以完善并丰富云南地区契丹后裔研究理论成果,推动云南契丹后裔族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展开。     

观音信仰是富有生命力的社会文化现象

观音作为西方三圣之一的阿弥陀佛胁持大菩萨,其职责之一是协助阿弥陀佛接引"此岸"的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的"彼岸"。从中国佛教发展史来看,观音菩萨不仅法力强大,而且只要一句"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便闻声而救,这才是造成观音信仰盛行的根本原因,并日臻与中国人结下很深的因缘,以致形成"人人念弥陀,户户拜观音"的宗教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