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控制高丽政略考

在元朝与高丽的关系中,尽管元朝也借鉴并采取了一些宋、金曾用来与高丽维系关系的传统策略,但作为一个新崛起的游牧民族政权,其控制高丽的主要手段仍打上了游牧民族的烙印,即通过初期军事征服、中后期的政治联姻建立新的宗藩关系。而且,元朝始终没有放弃利用＂行省制＂将高丽完全内地化的企图。     

高丽忠烈王与元朝的联姻

高丽忠烈王于高丽元宗十五年(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娶元世祖之女,同元朝正式建立了联姻关系.忠烈王以贵为元朝驸马的身份,频繁来往于元朝与高丽之间,不仅提高了其本身的地位,在政治上为高丽赢得了尽可能多的好处,而且密切了双方的关系,为双方和平友好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丽入元太子与丽元文化交流

元朝和高丽的关系在历史上比较特殊,不但是因为元朝始终维持武力高压政策,并派达鲁花赤进行行政管理,而且高丽太子还入元为人质,并娶蒙古王室的公主而结成联姻关系.这些在元朝生活过的太子回到高丽都继承了王位.太子入元和回国继位,使大批的官员、学者、医生以及各种人才来往于元丽之间,并直接促进了高丽儒学的发展,也对高丽的风俗文化,如婚俗、服装、发式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元朝与高丽姻亲关系中的人员往来及其文化交流

针对目前学术界对元朝与高丽姻亲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对双方姻亲关系所促进的人员的密切交往的研究还相对薄弱。采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对双方姻亲关系带动下的人员往来以及伴随其中的文化交流加以探讨,反映了元朝与高丽交往的密切,友好是双方关系的主流。     

元末明初中国移民朝鲜半岛研究

元明交替之时正是朝鲜半岛高丽向朝鲜王朝过渡之际。此间中国向朝鲜半岛的移民,体现了中朝双方的利益之争与封贡关系的重构。移民历程分为三个时期:元朝—高丽封贡体制时期,元朝—高丽封贡体制破坏、元明交替时期,明朝—朝鲜封贡体制时期。每一时期移民的原因、类型、进程都极具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影响。红巾军进入朝鲜半岛在客观上削弱了元朝对高丽的控制;女真族部落进入高丽,最终促使李成桂势力崛起与朝鲜王朝建立;移民促进了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     

丽元通婚外交研究

13世纪60年代,丽元和平关系建立后,元朝意欲不战而得高丽一国,致使丽元外交交锋不断.1269年,高丽向蒙古提出王室联姻的请求.元朝联姻王室之余,又向高丽提出贡女要求.高丽遂以尚公主与贡女为主要方式,与元朝皇亲国戚及政要显贵互通婚姻.丽元之间的通婚关系具有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历时悠久、意义重大等特点.丽元皆试图利用通婚之举,影响甚至左右两国关系,使其具备外交性质.事实上,引人瞩目的丽元通婚外交的确对两国政治关系和平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试论李谷对朱子学在高丽传播和发展的贡献

李谷是高丽末期著名的朱子学者、名臣。李谷曾多次入元,与元朝名儒切磋交流朱子学,他曾两次入元参加科考,并取得了第二甲第八名的优异成绩,是当时高丽入元参加科考士子中的最高名次,因而名震元丽。通过努力钻研,李谷成为赫赫有名的高丽朱子学者。同时,他还是高丽末期严格区分儒、佛的先驱,自觉地与佛教划清界限,并推崇朱熹的忠孝节义思想,曾从元朝奉兴学诏回高丽,对朱子学在高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试论元丽两国政治联姻关系

元丽关系已超出理论层次的宗藩体制,蒙元对高丽的政治干涉和经济勒索,使高丽处于半独立状态。在半独立状态下的百年联姻史中,强权政治表现为由强到弱的发展趋势。随着元朝的衰败和高丽恭愍王的反奇氏运动,宣告了元丽联姻的结束使高丽从半独立状态下的解脱出来。元丽百年政治联姻揭示了元在联姻中的政治干涉以及元丽两国的不平等关系。     

试论蒙古族习惯法对元朝法制的影响

蒙古族习惯法是早期游牧民族法律文化的缩影，也是元朝法制建设的特殊起点。元朝法制同蒙古法文化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蒙古族习惯法对元朝法律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使得元朝法制始终表现出封建法和民族习惯法的二元特色。     

高丽使节郑梦周明朝外交活动分析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改变了元朝穷兵黩武的军事侵略政策,颁布政令,以朝鲜周边十几个国家为不征之国,主张和平外交,从而奠定了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相对友好的对外关系.高丽王朝的政治家郑梦周,从最初担任高丽使团书状官,到先后多次任正使,十几年来多次拜见明太祖朱元璋,其外交政绩有：促使明朝政府免除高丽王朝五年的岁贡,请求明朝允许高丽穿着其官服和便服式样,使高丽王朝换服易裳等.在明太祖朱元璋与高丽使节郑梦周十多年的外交活动中,朱元璋起初对高丽使节产生怀疑,到对郑梦周等高丽使节的逐步了解,后建立起稳定的信任关系,是郑梦周外交活动成功的最好注解.     

十三世纪后半期——十四世纪元与高丽的科技交流

十三世纪后半期～十四世纪,元(本文为叙述方便,不严格区别元与蒙古之分,一律称之为元)与高丽的关系相当复杂。1259年,元朝统治阶级经过近三十年的战争后终于征服高丽王朝;1273年,镇压了高丽三捌抄军的抗战。统治者征服高丽以后,为怀(忄柔)高丽人民的继续反抗,形式上仍保存高丽王室,表面上承认高丽的独立。但是,实际上几乎完全控制了高丽,主要通过干涉内政、“征收贡赋”的方法肆意掠夺高丽人民。高丽王室和贵族与元统治者之间虽有一些矛盾,但主要与它妥协,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继续凌驾于人民头上,任意挥霍,鱼肉人民,扩大个人势力,过着极端腐朽的生活。高丽人民在元和高丽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迅速破产,丧失土地,流离失     

元代少数民族作家诗歌创作的“草原”情结

广袤无垠的北方大草原是众多少数民族生息繁衍的地方,他们习武狩猎,形成了深厚的民族传统。元朝建立,民族融合,各少数民族作家（包括出生在内地的少数民族作家）进行诗歌创作时,具有鲜明的＂草原情结＂。一方面,体现了他们眷恋草原、热爱草原的民族地域情怀,另一方面,展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     

元代入居中国的高丽人

清代咸、同以降朝鲜人之大规模移入中国,是近年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元代高丽移民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是历史上朝鲜移民进入我国的高峰期之一。本文概要地阐述了大蒙古汗国至元朝期间,高丽人大批进入中国的诸种原因、移民构成、在中国的分布状况以及数量估计、对两国产生的影响等。学术界对中国朝鲜族的形成期看法尚有分歧。作者认为元代高丽移民,与当代中国朝鲜族并无直接渊源关系。     

元朝与高丽"舅甥之好"关系下的文化交流

元朝与朝鲜半岛的高丽政权在元至元十一年(高丽元宗十五年,1274年)确立了"舅甥之好"的姻亲关系.元丽姻亲关系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双方文化的交流.双方在日常生活物品及饮食文化、风俗文化、歌舞艺术、书籍以及建筑、医学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对两国社会进步、文化交融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元朝与高丽“舅甥之好”关系下的物质文化交流

元朝与朝鲜半岛的高丽政权在元至元十一年(高丽元宗十五年,1274年)确立了"舅甥之好"的姻亲关系.元丽姻亲关系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物质文化的交流.有元一代,双方物质文化交流的内容十分广泛,本文仅就"舅甥之好"关系带动下双方在物品、饮食、服饰等方面的交流情况加以简要论述.     

明太祖在位时期大明与高丽的关系

大明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对高丽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迅速将两国纳入传统宗藩关系的轨道,但由于元朝残余势力的干扰和明、丽领土之争,双方的友好关系曾一度受挫,然而,综观洪武年间的明、丽关系,睦邻友好还是其主流     

高丽忠宣王拥立元武宗事件

1高丽在蒙古控制下的约一个世纪期间 ,忠宣王的在位时期 (1 2 98及 1 3 0 8- 1 3 1 3 ) ,及他处在前王、上王、太尉王位置或者被封为沈阳王后仍在元大都逗留时期 ,是元朝对高丽的统治最有力而又起多方面作用的时期。总之 ,忠宣王时期 ,是丽蒙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忠宣王的舅舅和丈人都是蒙古人 ,自小 (4岁起 )就到元朝居住 ,并从当时的太子妃 (以后的成宗妃 ,裕圣皇后 )那里接受了叫做“益知礼不花”的蒙古名字 ,在大都度过了大部分的童年时期。又自十六岁时 (忠烈王 1 5年 )起至忠烈王 2 4年第一次即位为止 ,约十年间五次到过元朝。据《…     

长安形象在韩国汉诗中的接受与嬗变

定义超越城市实体的文学、文化背景中的长安形象,将其视为东亚汉字文明圈内的共同文化符号。通过考察朝鲜半岛历代汉诗中的长安形象,明确了韩国汉诗中用＂长安＂指代本国首都的用法始于高丽中期,揭示了韩国汉诗对长安形象的接受过程,并指出这种接受与高丽对唐宋＂中华意识＂的继承有着深刻的联系。     

金丽使节“贡赐贸易”探析

金朝与高丽间的使节贸易分为四种类型,即贡赐贸易、私觌贸易、自由贸易和走私贸易。其中,金朝与高丽间的贡赐贸易存在＂三年一大聘＂的规则。同时,金丽两国对贡赐贸易的态度不尽相同。金朝看重的是在贡赐贸易中要始终保持其对高丽的宗主国地位,而高丽更加看重的是其所得的经济利益。在这两种不同态度的影响下,两国交流的内容也必然有所不同。     

蒙元对高丽的控制与干涉

公元十三世纪,蒙古民族崛起,中国的政局出现了很大变化。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蒙古与东邻高丽冲突、战争不断。蒙古在迫使高丽投降以后,与高丽确立藩属关系,结束了长期对立的局面。但高丽在获得和平的同时,又陷入新的尴尬局面。蒙元朝廷通过派遣达鲁花赤、设置征东行省并直接或间接任命行省官属、加强对王族的控制等方式,对高丽事务展开控制与干涉,使高丽丧失部分主权,也给双方的政治关系埋下了不和谐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