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魏晋南北朝诗序的文体演进

作为一种文体，序产生于两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序文的数量及类型更为丰富，并在文体特征、表现形式等方面呈现出与两汉不同的面貌，成为一种具有文学性的独立文体。这一发展变化的关键，是由于别开生面的宴集诗序的出现。诗序出现于汉魏之际，成熟于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诗序篇幅加长，独立成文，内容上不再局限于叙述说明写作缘起等，而往往借题发挥，自抒胸臆。魏晋南北朝文学性浓厚的诗序不仅丰富了序文创作，也直接促进了唐代赠序的产生。     

序文之体与古今嬗变

序是中国古老文体之一,它依附或并列于典籍、文章、地图等之前或之后,旨在说明与该文本相关的任何内容,在自由中又讲究行文次第的文体。序文在发展中逐渐繁衍流变。一是具有依附性的序文,内容多为述篇章之所作,言内容之次第。这其中有书序、文序、诗序、杂序等四大类。二是具有独立性的序文,内容多为叙事件之缘起,抒情绪之所蕴。主要有游宴序、赠序等。其中,赠序在发展的过程中,文人们又进一步将其文体功能扩充,这便产生了名字序与寿序。     

桐城派与赠序文体

赠序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一种文体,包括赠别序、字说序、寿序三种类型,源起于古代赠人以言,兴盛于唐代,字说、贺寿类别体则出现于宋明时期。赠序体类的确立以姚鼐《古文辞类纂》分类序目为标志。桐城派文人追尊姚鼐,溯源辨体,逐渐划定赠序体类的界限;通过文章总集选文定编,确立赠序文章典范;通过评点与文话,总结赠序及文章的读法与写法。总之,桐城派对赠序体类的关注与研究,对回归原典的文章学研究不无裨益。     

题、序、注、诗四位一体——论集会背景下宋诗形制的变化

文人集会唱和背景下，北宋诗歌外在形制发生变化，出现长题、长序、自注，担负说明、叙事等功能，对诗歌内容进行铺垫、补充、解释，诗人并进而追求诗题和诗序的抒情性、艺术性，使之与诗形成意境上的互补。题、序、注与诗歌相辅相成、“四位一体”特点的成因：首先是文人交往密切、集会频繁这一创作背景的影响；其次是诗歌作者传播意识决定；第三也反映宋人“尊体”与“破体”的文体观念的影响。     

权德舆与唐代的赠内诗

唐代诗人权德舆写给妻子的诗不仅数量众多,引人注目,而且内容也有独特意义。从李白、杜甫以降,唐代诗人的赠内诗都是以男性中心主义的态度,着重描写妻子对自己的眷恋,而权德舆却是站在平等的立场,将妻子作为读者,表达各种情境中的对妻子的爱情,真切感人。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权德舆是“赠内诗”这一诗歌类型的确立者     

宁调元诗序之史料价值与艺术特色

宁调元十分重视诗序的创作，其诗序可分为赠别类、宴聚类、唱和类等多种类型，性质和功能多样；其或提示时间，或点明地点，或记录事件，或介绍人物，史料价值较高；其意境开阔，气势宏伟，文辞优美，对仗工整，引人入胜，艺术特色鲜明，堪称我国近代诗序中的珍品。     

隋唐序文发微

序文在隋唐时期趋于成熟,呈现出全面繁盛的态势,其题写范围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文体,产生传奇序等新的序文。再者,隋唐序文类型相对完备,其中赠序及游宴序大量涌现,大序与小序兼而有之,自序与他序并存。隋唐序文的成熟,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既与序文的属性有关,又与所处时代及其文学的全面繁荣密切相关。     

怎一个“妙”字了得——《送侯权秀才序》三论

《送侯权秀才序》是白居易写给昔日同窗侯权的赠序,除了傅璇琮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引述外,至今没有引起更多研究者的注意。该序全文不足三百字,却于尺幅之中尽显非凡的腕力,篇幅短小却含蕴丰厚、意味无穷。除文体内涵丰富外,其抒写手法亦十分精妙,且包涵深广的社会内容。既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又有极强的认知价值。     

“诗可以群”与律诗定型

“诗可以群”作为儒家诗教的四大功能之一,其所具有的“群居相切磋”的社会功能不断推动我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发展。“事君”的需要,促使律诗从古体诗中一步步分离出来并逐渐形成了律诗特有的创作规则和表现形式。特别是在初唐时期,在皇帝的大力扶持与文人学士的频繁唱和中,“诗可以群”在规模、范围、层次等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扩大,诗艺也不断提高,促进了律诗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快速发展,最终实现了律诗的定型。       

试论权德舆的古文创作

权德舆 ,中唐贞元、元和间文坛上十分活跃的人物 ,也是较早提倡革正文体的作家之一。其古文写作走平正一路 ,成就显著 ,是中唐古文平正一路的代表。其文集中的墓志文、论说文、书、序、记等类古文大多写得文从字顺 ,文明意精。     

以“序”为“记”与由“体”及“用”——《古文辞类纂》柳宗元序文归类辨

柳宗元以“序”名篇之《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序饮》《序棋》,历代分体编录的别集与总集多归入“序”体,《古文辞类纂》将其归为“杂记类”。从文体自身流变看,叙事要素的重叠使得“杂记类”这一文类与“序”体之功能趋于互渗,加之唐代古文运动对传统文体的革新,导致了文体界限的混淆与模糊。从编者的立类标准看,历代别集与总集编排作品多关注文体本身的嬗变,姚鼐则更侧重于具体文章承载的价值功用,柳氏三文的归类差异主要表现为“体”“用”之辨。纵观古代文学创作及文体分类历程,名同而实异的分类现象并非个案,只有深度剖析文体形态与流变过程,充分体认部分文体兼有他类文体的功能特征,才能更好地把握文体的归属问题。     

论魏晋南北朝乐府体五言的文体演变——兼论其与徒诗五言体之间文体上的分合关系

作为魏晋南北朝诗坛的主要体裁的五言诗,因功能不同形成不同的体制.乐府五言在文体上的历时演变及其与同时的徒诗五言的分合关系值得着重论述.五言出于乐府,在魏晋诗坛上分流为乐府与徒诗两体.乐府体五言在脱离音乐之后,一方面在形式上受到徒诗五言藻饰、对仗等修辞技巧的明显影响,内容上也受到徒诗五言主观抒情、哲理化等作风的影响;但作为乐府体仍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保持其体裁的特点,与汉乐府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其中内部衍生的题材系统、叙事文体、"结体散文"的形式等因素,表现出与徒诗五言明显不同的文体特点.     

陶渊明与唐代文学的关系──以《桃花源诗并记》为研究的重点

本文以诗序体这一新型诗歌体式为审视点，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这一虚构文学的代表，以及陶渊明在诗序体创作中所获得的建树及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均进行了全新观照。认为诗序体成为唐代诗歌创作的新潮，“艺术包装”成为唐代传奇作家们的创作时尚，均与陶渊明的这一艺术精品关系密切。     

唐乐舞诗序论

唐代乐舞类诗序是唐代诗序的重要内容。从类属的角度看,唐代乐舞诗序的内涵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诗序保存了唐前乐舞资料,利用诗序,诗人们开展了对唐前乐舞或追本溯源,或拾缺补漏,或古今互证的＂补亡＂工作;二是诗序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异域乐舞资料,唐代流行的异域乐舞都在诗序中有着明确的记载;三是诗人在诗序里特别强调了乐舞的声教作用,这既是传统礼乐文化在文学中的反映,也是诗人们对诗序可补诗之不足的文学功能的自觉运用。     

略论汉代序文之新变

两汉之际,序文趋于定型,较之先秦时期呈现出诸多新变,具体表现为：整理《尚书》,使我国第一部散文序文集重现于世;产生了具有全新形态的自序,其中以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为代表;序文的学术功能更加突出,学术价值日益凸显;其题写范围日趋广泛,出现了赋序、史书序、子书序、辞书序、诗序、铭文序、佛典序等,几乎涵盖了当时的所有文体,有力地推动了序文的深入发展。     

“诗可以群”:清代诗人的灾难应答——以大型灾难诗歌总集《海宁州劝赈唱和诗》为例

易凤庭编纂的《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是记录嘉庆十九年海宁大旱的灾害赈恤诗集,为清代规模最大的劝赈唱和集。它包括了灾情书写、赈济捐输、赈恤传统等内容,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守土安民的责任、百折不挠的勇气力透纸背,构筑起人们抗灾的集体记忆,同时是诗歌的应用功能彰显的明证。诗人们将自然灾害事件一步步演化为文学事件,起到了光大唱和文体、建构文人共同体、展现地方自治能力等作用。上千首的劝赈诗是清诗叙事性特征的凸显,也是对“诗可以群”这一古老命题的复归。在灾荒史与文学史的殿堂中,《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有着相当突出的意义,应当受到重视。     

"诗与歌别"观念与汉魏六朝诗歌衍变

中国诗歌观念大致经历了从"歌"诗"交织混一到逐渐区分、分途演进,再到徒诗现念明晰、诗体意义确立的徒诗化进程:汉代"诗"多专指<诗>三百,"歌诗"包括入乐歌诗和少量文人徒诗,魏晋文人徒诗逐渐增多,对入乐歌诗和徒诗开始用"诗"或"诗赋"指称,宋齐"乐府"与"诗"开始分别著录.刘勰"诗与歌别"的提出标志着徒诗观念正式确立.徒诗砚的确立使诗歌在内容上进一步强化了言志和抒情功能,在语言上更加追求辞华和用典,在声韵上更加讲究对仗和韵律.晋宋玄言、山水诗的兴起,齐梁永明体的盛行均与中国徒诗化进程密切相关.     

初唐送别诗的诗史意义

写作送别诗是唐代社会的普遍时尚。初唐送别诗虽不能与既独标个人风采，又表现出和谐统一特征的盛唐送别诗相媲美，但若从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观之，初唐送别诗不仅在送别传统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和地位，而且因其以个人性情的抒发为主要文体特征，也大大促进了“性情”和“声色”相统一的诗国高潮的到来。     

袁枚交游群“生挽”诗创作并唱和现象初探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冬,袁枚发起了一场“生挽”诗创作并唱和活动,在文坛上引起较大反响。袁枚之所以活着时便自作挽诗并索和,是为了排遣其病中心理焦虑、回应道士胡文炳的谶言和反叛浇薄世风。《续同人集》所收32人“生挽”唱和诗,集中体现了乾隆末期部分江南文人乖离于世俗的生死观、人生价值观。此次群体赓和之风,革新了“生挽”诗的创作方式和文学体式,且细化了“挽歌”在文学总集中的文体分类。探究这一文化现象,有助于厘清挽歌诗的文学发展,深入认识乾隆末期江南文人群的创作心态、品性情志和价值观念。     

唐代方镇使府与文人送别诗

与唐代方镇使府相关的送别诗大致有两类：一是始于京城的送别,一是始于方镇的送别。中晚唐大量使府送别诗的产生,其意义在于：改变了过去送别诗往往多表现离愁别绪的作法,并拓展了诗的功能,成为人类社会各种活动的交际手段。从送别诗的传播过程看,送别诗的特点和意义在于：一、行人使原来定点的诗歌创作得到广泛传播;二、诗的创作价值常常在传播中得到确认,因之送别诗成了诗家竞赛的重要题材;三、由于送别诗具有明确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其内容与时代政治密切相关;四、送别诗同时也具有了以诗代笺的通讯功能。唐代使府制度为送别诗功能的扩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