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夷夏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

"夷夏之辨"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重要问题。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这个问题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从地理、文化等方面探求夷夏差异产生的原因,揭明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特点;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民族应各安其所,和平相处,提倡因地制宜的少数民族治理政策,希冀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历史地考察纷繁复杂的民族互变现象,试图揭示人类文明演进的原因和规律。王夫之的夷夏观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开放性,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夷夏问题的认识,对推进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多民族统一,实现多民族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宋初儒释混融现象——以李觏与契嵩为例

宋学受佛教之影响不言而喻,而关于儒释两教之影响却是双向进行的,一方面儒家自大其教恢复自家门庭,积极吸纳佛家之义理重建儒家之形而上学以与佛家抗衡;而另一方面面对儒学复兴运动中声势浩大的排佛运动,佛门僧人也积极援引儒学经典来附会佛典以对抗挑战,以适应时代的需求。     

"夷夏观"与"文明圈"--秦汉民族文化问题片论

秦汉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当时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异同与对峙,导致了绵延不绝的民族战争,但同时也为双方间的渗透与融合创造了条件。与此相适应,则是以中原王朝为本位的民族文化观念两大思潮的基本形成:或致力于鼓吹“夷夏之防”;或积极提倡“夷夏一体”、“王者无外”,而以后者占主导地位。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民族文化观念已趋于成熟,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超越与局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再考察

鸦片战争后,思想文化界的风气转向经世致用之学,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它是强国御侮的呼声,也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先声。突破了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较早地认清了世界发展的新格局与趋势,并把学习西方技术与御敌图强结合起来,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最高水平,对后期的洋务运动及近代文化的转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一时代命题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所揭示的基本内涵尚不全面、深刻,只停留在表面器物层次,未能真正认识到学习西方的深层内核。     

关于王夫之“夷夏之辨”的研究——以其宗旨与目的所体现的现时代价值及普遍意义为中心

王夫之的夷夏之辨涉及到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与阶级矛盾相比,该矛盾更应该首先被解决。王夫之夷夏之辨的宗旨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互不侵犯、互不干涉、互不交流,目的在于构建充满生活气息的人类社会,其所主张的这种社会是植根于礼仪并以人文道德进行感化的社会,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根本区别也在于此。王夫之的夷夏之辨蕴含着应该构建这种人类社会的主旨。当今时代,不论东西方任何社会,要保证个人的生活质量,构建基于共同体的人类社会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这一视角来看,王夫之夷夏之辨的目的具有普遍意义,其夷夏之辨的宗旨和目的也体现着深刻的时代意义。     

试论太平天国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朱元璋与洪秀全民族政策之比较研究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指导制定不同民族政策的基本思想观念主要有二：一曰夷夏之防、华夷之辨;二曰四海一家、华夷同体。由这两种不同观念指导制定的不同的民族政策,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明初的朱元璋虽以“种族革命”相号召而起兵,但他执行华夷同体、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缓和了民族矛盾,赢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和新生政权的巩固。而太平天国政权及其领袖洪秀全以夏尊夷卑、华夷之辨观念为指导,制定了狭隘的名为种族革命而实为种族复仇的民族政策,将打击清王朝与排斥、仇杀满人相混淆,把反封建与反满人相等同,在实践中导致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至多次发生屠杀旗兵满人事件。太平天国政权的最终失败,其原因固非止一端,但错误的民族政策应是这诸多原因中的一个,这恐怕是没有疑问的     

论金代政治文化的勃兴

金代女真在学习周围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自身的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它的政治文化尤为引人注目。在汉化的同时,也创造了以金朝为正统、以南宋和高丽为夷狄的政治观。在金朝前期,女真人实际上是站在“夷”的角度上来看待“华夷之辨”的。世宗、章宗时期,金朝是站在“华”的角度上来对“华夷之辨”加以引申和利用的,申明自己已是典章文物繁盛的堂堂华夏“正统”王朝了。到了章宗、宣宗时代,金朝又进一步掀起了德运之议,自居正统,将南宋贬入“闰”位。金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胆地宣称自己是“华”,大胆地追求正统,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金朝统治阶级未超出以“华夷之辨”理论来解释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范畴,只能陷入“非华即夷”、“非夷即华”的二元悖论中,不能确立共同为“华”、平等相待的意识。     

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变奏——我国少数族群问题研究的基本理路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族群国家。我国的少数族群问题研究既可以是文化层面的,也可以是政治层面的,不能简单地"政治化"或"文化化"。在少数族群问题研究中,需要提防的是借文化研究实现政治目的,或利用政治研究消解文化研究。     

文化贵族的光芒——读叶绍荣《陈寅恪家世》

陈寅恪不仅其渊博学识、艰深学术令人望其项背,更重要的是他的独立品格和精神气质在当代中国尤为稀有。陈寅恪的灵魂图景离不开其家世背景。家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传承链条。文化既是一种创造,也是一种基因,前者是文化的生命与活力所在,而后者又是打开精神之门的密码。义宁陈氏因为有了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等著名人物而成为辉煌的文化家族。     

隋唐时期的于阗文化

隋唐时期,尤其唐朝是于阗文化的盛世.这期间的于阗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突厥文化、吐蕃文化以及印度文化、波斯文化、粟特文化之间呈现一种整合态势.于阗文化的各个层面均在东西文化交流中进行着双向回授.     

略论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

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表现在佛教发展的规模和译经、著述及思想学说等许多方面,而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则是最重要的标志之一。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与鼎盛,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然结果,也与帝王的宗教文化政策密切相关,同时也是适应统一的社会在文化上的需要而出现的。     

隋唐作家生平考辨二题

李德林的生卒年及崔融在武后朝的历官顺序、时间诸问题历来存在争议和误解。经考证,李德林生于北魏孝武帝太昌元年(532),卒于隋开皇十二年(592);崔融由魏州司功参军擢授著作佐郎在武后万岁登封元年(696),转右史在神功元年(697),除著作郎在圣历元年(698),迁凤阁舍人在圣历三年(700),旋贬婺州,翌年回京。     

六朝隋唐文学中的鲸鱼意象谈略

就文学书写而言,中古时期,人们对鲸鱼的认识、想象与利用经历了一个有迹可循的演进过程:从魏晋时期零散且单一的象征性描写,到南北朝至隋唐初年咏昆明池诗的大量出现,再至盛唐鲸鱼诗的全面繁荣。鲸鱼的复杂面相被渐次、充分地展现在文学文本中。韩孟诗派及其以外的诗人有意识地运用鲸鱼来营造震荡光怪、瘁索枯槁的审美境界,鲸鱼意象对中晚唐文学的定型、发展均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杜甫笔下,鲸鱼不仅被文学塑造,还反过来言说文学,鲸鱼象征着雄劲刚健的文风,并与风雅传统相联系,成为中古文论的重要理论范畴。     

隋唐帝王边塞诗

帝王边塞诗多凯旋题材.隋、唐时期有三位君主创作了不少的边塞诗作.其中隋炀帝诗多耀武扬威之作,风格凌厉;唐太宗诗将乐观必胜的宏伟气度与悲壮的情怀融为一体,开创了唐边塞诗风;唐玄宗诗稳健明畅,表现了他开边黩武表面行为之下的深层思想.晚年的玄宗仍保持了一定的清醒,对于民族政策是开明的.唐朝能够战胜安史之乱,与此不无关系.     

隋唐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向

本文指出隋唐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宗教哲学的突出地位,从而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思想文化格局。隋唐哲学是繁荣的,儒家哲学在天人关系理论方面也有新的发展。然宇宙论和天人关系问题的讨论已不是唐代哲学的中心,最能体现唐代哲学特色和最高成就的是关于心性的学说,心性论作为人学形而上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学说,一种人生哲学。唐代的心性学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发展趋向,成为宋明新儒学的源头活水之一。     

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

流外官在隋唐时期属于国家职官系列,是“官”身,但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这一成分到赵宋时期逐渐加大,降至明清,则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他们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具有共同性。这一阶层自隋唐以后到明清时期的嬗递与演变,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研究隋唐时期流外官及其相关制度时,既应该注意考察其与吏员之间在政治身份上的渊源,又不能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隋唐时期的太子册立及制约因素

隋唐时期,太子册立主要依据的是西周以来的立嫡以长制度,太子废立的决定权大多时候掌握在皇帝手中,虽然有时受到大臣的支持或反对,但皇帝的意志仍占主导地位。而在隋朝和唐朝前期,对太子人选影响较大的是独孤皇后以及唐高宗时的则天皇后和唐中宗时的韦皇后,唐朝中后期,由于皇权的衰落,太子废立则主要被宦官控制。但这几种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的,通常是多种因素同时影响着太子的册立。     

隋唐时期国家掌控乡村权力之反复

户口与土地是中国古代历朝政权维系的根本,因此,牢固掌握乡村的控制权也就成为历朝政府行政的根本出发点。魏晋以来,随着豪族势力的崛起,他们成为国家对乡村控制的有力争夺者。南北朝以后,无论是江南的宋、齐、梁、陈, 还是迁居中土的北魏跖拔氏,都对争夺乡村的控制权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从“罢郡”开始,隋政府逐渐从豪族手中争夺了大量的户口与土地,取得了对乡村的绝对控制权。但到唐代以后,又一个削弱中央对乡村绝对支配的因素开始凸显出来,即军将专横。唐朝中后期在乡村控制方面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一方面方镇割据,一方面各级防守军将同地方行政官员争夺民赋与人丁。由此,形成了乡村控制的多元支配格局。此种情况直到宋初通过一系列手段废除军将势力,完全由县尉通管全县治安后才告结束。从此,县府完全掌控了对乡村的控制权;乡村的县府掌控亦即乡村的朝廷支配,标志着长期以来朝廷同威胁势力争夺乡村控制权局面的终结。     

隋、初唐时期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佛教状况之分析

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同处于亚洲东部,中国隋、初唐和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代后期以及日本的推古天皇、天智天皇朝代①大致处于人类历史的同一时期,当时三个国家都有佛教。佛教之间既存在密切的联系以及相同之处,又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密切的联系和相同之处主要在于佛教的传播和相互间的影响,截然不同的特点则主要表现在佛教在各自国家不同的影响和地位。而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佛教虽然刚刚传入,却形成了政治佛教、国家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