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栖居与对诗词歌赋的文类观照

赋是主要存在于中国文学中的特殊文体,它也少量地存在于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韩国和越南诸国的文学之中。就文体习得的有效性而言,赋乃是掌握诗词歌赋等韵文之文类问题的关键。然而,独在中国文学创作场中一枝独秀的赋却是西方文学中的缺类,也是大多数东方各国文学中的缺类。在人类思维发展的层面上审视赋这一中国文学的独特的文体,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根本特征。在比较的视域中对诗词歌赋进行通盘考察,不仅有益于阐释中国文学的文类特征,并且有益于发挥中国的固有文学理论对世界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理论的能动作用。     

西方女性批评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西方女性文学理论旅行到中国,掀起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热潮,也引起中国学者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界,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界在自己的文化政治背景中接受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并展开具体批评实践。     

跨文化研究的三维模式

跨文化研究的三维模式是相对于中西二元论模式而言。在中西二元论模式中,中西文学被看成是两个相互隔离的异质实体,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被简化为A影响B的线性平面关系的研究。跨文化研究的三维模式试图重新审视中西文学的关系,将以往研究中割裂开来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作为一个整体过程来看待,考察文学文本或理论从中国古代文化到西方文化再到中国现代文化环形旅行的路线图,以此说明中国对西方理论的接受必然有着自己独特的接受视野,总是那些与中国文化有密切联系的西方理论才更容易被接受,它进入中国现代文化与思想的通道也才更通畅。而在如此的环形之旅中,每一个环节所发生的挪用、移植、转移、改造,都是很正常的现象。跨文化研究三维模式的最终目的是改变文学世界观,从中西二元论转变为世界文化多元论。     

文学逾越与文化形态模式

文学中的文化批评出现是全球化的文化类型深入发展的必然产物 ,文化研究中相当重要的是以文化形态模式来研究文学 ,这是当代世界文学中一种有普遍性的现象。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互为逾越、互相交流是新世纪文学发展的主流 ,而不是某些西方学者所谓的“文化冲突”与对立。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是阻碍文化逾越的障碍 ,这种观念影响了部分中国学者 ,形成对于东方文化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自卑 ,盲目附合所谓“原始思维”的谬论 ,或是相反 ,形成本土主义的自我中心 ,都是不可取的 ,以新辩证观念来研究世界文学间的文化关系 ,是当代中国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兼论中国文学的近代化

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它具有独立的历史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近年来,学界有一种消解近代文学的意向,极不利于全部中国文学史的深入研究和中国文学史学的建构。中国文学近代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中国文学学习西方,以及在西方文化的撞击下中国文学求新求变的过程。因此,八十年的近代文学(18401919),既不是古代文学的继续和尾声,也不是现代文学的前奏和背景,它有其独立的历史地位。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建构中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列宁语),这些"新的东西"既为古代文学所无,又对现当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     

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状况——2008年文化研究学术前沿报告

视觉文化及视觉文化与文学研究近年渐热,而2008年又出现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此种研究兴盛之态,既是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也是文化研究推动的结果,同时也可看作"文学终结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问题之争的进一步深化.2008年的视觉文化与文学研究成果有三:视觉文化理论的分析,文学生产变局的思考,文学阅读层面的反思.这些成果体现出如下学术动向:一、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二、一些学者逐渐走出了种种义气之争,学术研究因此呈现公允平和之象;三、年轻学者逐渐成为视觉文化研究的主力.然而,视觉文化研究也存在着侧重媒介视角、由于成见而导致过度价值判断、文本细读与实证研究偏少、中国问题意识与问题框架不明显或缺席等问题.因此,超越传媒研究,悬搁价值判断,深入文本层面,凸显中国问题,可能是视觉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出路和方向.     

197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选本论

1970年代,美英出版了一批收录中国"十七年文学"的选本,编者或为地道的西方人,或为华裔学者,或为两种族裔人合作编辑。有的选本试图以作品呈现新中国文学发展概况,具有以"选"代"史"的特点;有的从、主题角度编选作品,力图以选本展示新中国社会状况;有的则注重从新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学关系角度编选作品。有的选本中渗透着编者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有的选本则因编者态度较为冷静,重视审美维度的考察,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新中国文学的实绩。这些选本虽各有特色,但也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与审美趣味,它们是研究那个年代西方文化取向的重要标本。     

对话性与成规性:佛克马经验式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已故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是荷兰汉学界最早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之一。作为文学科学主义者,佛克马毕生推崇波普式批判理性主义和普特南式实用主义,坚守一种经验式研究路径。以"文学成规"为问题导向,佛克马从文学史、文学关系、文学影响和文学伦理四大视角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加以考量和审视,挖掘文本内在联动的成规性和文本内外互动的对话性,勘察(后)现代主义思潮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景观和文学走向。佛克马站在世界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高度上,倡导异质文化之间的开放性和交互性,力求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困境。鉴于此,佛克马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及实践比较文学之中国学派的蓬勃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传统文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新维度

目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普遍存在传统文论"失语"问题。我们多关注西方文学、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而极少关注中国文化、文学传统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造成中国文学批评实践层面的"失语"。在文学功用、文学发生、文学接受等方面,传统文论均可对当代文学进行批评研究,中国文论不应只停留在通往建构的路上,而应在批评实践中发出声音。     

西方思想界如何看待"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

西方思想界在"中国有无哲学"这个问题上,由于的文化观、哲学观的不同,对中西文化特别是对中国文化认识的差异,历来存在着不同看法,聚讼不已.概括起来,主要有"中国有哲学论"和"中国无哲学论"两种意见.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应该是先有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说法,并认定"中国哲学"是哲学,然后才有对"中国哲学"的质疑、否定;事实上,正因为有一些西方学者一直使用"中国哲学"的概念,认定"中国哲学"是哲学,并研究和阐释中国哲学,所以才有"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的现象发生.所谓"中国没有哲学"论,远不是西方思想界的普遍看法.     

文化经典、文论话语与比较文学

总体而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上的大师级人物大多是传统文化学养深厚的学者,因此,文化经典是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最起码的根基。但是,也必须看到,王国维、朱光潜、刘若愚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由于没有处理好文化经典与西方文学话语之间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学术上的失误。这说明,有了文化经典的素养,也不一定能够较好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众多学术大师的失误都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抛开经典,仅仅只是有文论话语,搞好比较文学研究更是一厢情愿。只有把文化经典与文论话语相结合,才能搞好比较文学研究。也就是说,要以自我的学术规则为主,融汇西方文化进行创新。文化经典、文论话语在当今的中国文化语境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文学的问题。因为经典的确立必须是为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化建设服务的,文论话语也同样如此。     

从“文化诗学”到“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访谈

访谈主要针对文艺理论界目前存在的问题及以后的发展趋向作出了独到的见解。童先生认为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面对的不是文学文本,而是社会文本,应正确并科学地使用西方的文化理论研究来解决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基于此观点,应从中国传统的文史理论和西方人类学者的思考中吸收优秀成果,提倡"文化诗学"。     

“世界文学”的同与异及中国的境遇

"世界文学"源自歌德近二百年前的文学设想,存在着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结构性矛盾,同时也呈现出一种反乌托邦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这一概念不断为后世学者所解读、分析和阐发。对于中国而言,自"五四"时代开始,知识分子就在为汉语语言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流通体系作着开创性的努力。直至高行健、莫言相继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西方文化霸权以及世界文学空间内部的不平等关系并未得到显著改变。为了摆脱全球文化产业链的低端地位,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复兴,中国一方面应该避免创作及研究上的"自我他者化";另一方面也应警惕全球市场驱动下的同质主义的文学倾向,努力确立"汉语语言文化"为"世界文学"的特别媒介。唯此,中国才能从"世界文学"中获利,重建自己的民族文化自信。     

中国的东方文学理应成为强势学科

近百年来,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学优越论在我国根深蒂固。在学术研究中表现为以“中国”代“东方”、以“西方”代“世界”的“中西中心主义”;在大学课程教育中表现为许多大学不讲东方文学,使“外国文学史”变成“西方文学史”。这些都对我国的学术文化生态的平衡、对年轻一代完整健全的知识结构的养成造成了不利影响。我国学者的东方文学研究资源丰富,研究水平很高,但只有为数寥寥的精英学者,还不能使一个学科成为具有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的强势学科。现在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培养、如何扩大东方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材和队伍,如何通过学术研究与教学教育的手段,使东方文学进一步真正落实到我国的文学教育体制中,使东方文学研究的成果为更多的人所学习、所理解、所关注,从而使我国的东方文学成为强势学科,这必将有助于营造真正全面、而不是片面的对外开放的格局。     

审美生成与本土化特征

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研究如何才能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探寻真正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艺术创新之路呢?我们以为,最重要的便是警惕那种将中国现代文学仅仅当作外来文学“影响物”的批评模式,努力寻找现代中国文学的“审美生成”过程,自然凸现作家个体文学感受与审美意识的价值,而在事实上,这一过程与其说是外来文化与文学的“移植”,还不如说更具有本土化的特征。关于现代中国作家审美意识的生成问题,某些学者总是把目光集中在受西方文化(文学)影响的基点上,认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审美生成主要来自于西方文化(文学)审美现代性的浸染,是“西风…     

文学、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之间——论乔纳森·多利莫尔的政治文化批评思想

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学者,其政治文化批评思想引起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意识形态"是他批评话语里的一个重要范畴,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则始终是他思考的重点。多利莫尔指出任何文学艺术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并在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动态双向建构中对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了独到的阐释,这对我国当前理论界探索文艺的本质特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跨文化阐释与世界文学的重构

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民族的如何成为世界的,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的问题。世界文学是那些能够超越民族的特殊性而上升为共同性,为他者文化的读者所阅读并理解的民族文学。要解决民族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这一问题,可以至少采用两种途径:翻译与跨文化阐释。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且也是文化的选择与变异。因此翻译也是跨文化阐释的特殊形式。在现代汉语语境下,跨文化阐释往往采用以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本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应该受到过多的指责,它恰好可以方便西方人的理解,并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服务。在跨文化阐释中,出现文化变异是非常正常的。但这种变异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变异。跨文化阐释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一种有效的策略。如果我们能够在以往视为世界中心、带有普遍性的西方文学中发现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在以往视为差异性、特殊性的中国文学及非西方文学中发现普遍性和同一性,那么,我们就可能重新构建世界文学的新格局。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经典研究专题

正主持人语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如果从1910年美国华工刻写在加州天使岛木屋墙壁上的汉语诗歌算起,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百年来,世界上各个国家、地区一代又一代的华人作家创作了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出现过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引起了居住国主流社会的关注和世界文坛的瞩目,也为世界性的汉语文学开拓了新的篇章。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向世界各地移动,与各种不同文化相遇之后开出的文学奇葩,有本民族的基因,也有"世界性"的因素,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和文学特质。作为一个近百年来新兴的文学领域,其在发展中已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通过与各地区、国家华文作家、学者的"对话"、交流、互动,从多个方面对其探索和研究,     

女性小说书写中的“以译代作”——兼论中西文化交流早期的一个倾向性问题

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女性小说创作出现了"以译代作"的文本,它是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的语境中新文体诞生初期的一种文学产物。当时一些女性在创作时,受到西方文学作品中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表现手法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西方文学作品。这个过程经历了由摹拟西方小说到"以译代作"的过程。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西学东渐"的深入发展和女性作家对西方小说阅读的深入密切相关。她们以阅读、翻译外国小说为手段,经过移植、过滤与改造,生成一种新的文本,并表现出本土化的特点。"以译代作"在思想观念上对近代女性小说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和启蒙意义。它拓宽了向西方文学学习的渠道,有利于本土文学/文化的发展。此现象也曾出现于五四时期的新诗创作中。如果再往前追溯,在近代早期一些史地著作中亦见端倪。"以译代作"现象的出现,既是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代知识精英积极、主动地追求真理、学习西方的自觉的行为方式,又是在西方强势文化影响下拓展文化/学术视野、促进本土文化/文学发展的一种新的探索和实践。     

地域文化视阈下文学演变的成功书写——评《齐鲁文学演变与地域文化》

<正>从地域文化的视阈来审视文学演变的内在规律,可以说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并且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如由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就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是,由于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学者多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其所涉猎的区域文学仅仅局限于二十世纪,而没有从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