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博弈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博弈可以看成两人在对日对共政策上的较量,是"攘外后安内"政策与"安内后攘外"政策的博弈.张学良认为先"攘外"后"安内",主张"息内战,御外辱"、"息内争,求和平",停止"剿共"内战,一致抗日.这种主张可视为对蒋介石"安内"政策的反驳.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安内"政策失败后,意识到解国难须另觅新路.当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局面形成时,蒋介石继续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激化了双方的矛盾.自此,两人的博弈拉开帷幕,而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对蒋"安内攘外"政策的一种正面反抗.     

论西安事变的三个问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并非是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调停者;蒋介石也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转折点

1936.12.12西安事变:扭转时局这一天,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当时的国内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张学良曾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25日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蒋介石飞回南京后,立即把张学良拘禁起来。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是在特殊环境下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影响和作用。西安事变虽因荐介石的误国政策所引发,蒋本人亦成为张学良、杨虎城的阶下囚,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的统帅地位井未因事变的发生而动摇,对于事变的解决方式他也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经历了由拒绝合作到接受联共抗日条件的转变,从而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独特作用。     

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真相

2009年春节前,我到台湾访问,与台湾的朋友在谈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杨虎城的态度与处置方法时,有朋友说：“蒋介石对杨虎城是很宽容的,让他出国就是了,是杨虎城非要回国才遭逮捕的。”事实是这样吗？非也!     

鲜为人知的庐山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施兵谏,迫其放弃了内战政策,此举成为全国抗战局面形成的关键。其实,在此之前,蒋介石还经历过一次鲜为人知的兵谏,地点在庐山,发动者是国民党左翼人士邓演达和唐生智。     

西安事变中的南京国民政府

西安事变中的南京国民政府宋波西安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中国面临亡国危机的情况下，由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一次重大行动，其目的在于逼迫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政策，领导全国力量抗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以不计前嫌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眼...     

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台政策的系统特征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并进一步发展了"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政策,党的十六大报告继续保持了对台政策的连续性。对台政策体现了和平统一战略前瞻性、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性、两种制度包容性和具体方法现实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的系统特征。和平统一战略前瞻性具有历史基础、现实保障和未来的战略,是为了实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关于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性的系统思路,是对台政策的底线,它体现在与"台独"的种种斗争中;两种制度包容性内涵是通过现实灵活的具体政策体现出来的,两者的目的是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论西安事变发生的复杂原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发生,既不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品质所致,也不是他们的偶然冲动之举.同其它历史事件的出现一样,有其基本原因和直接原因.是各种因素错综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发生的基本原因有以下三方面.第一,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从民族利益和切身利害关系出发而采取的断然措施.1931提“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方针,使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     

博弈论视角下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博弈论作为分析利益冲突与妥协的工具,它为正确客观地理解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理论视角。张学良、杨虎城基于理性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内外形势而发动了西安事变。面对由事变引起的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张、杨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理性决策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挫亲日派等派别的阴谋,成功化解危机,与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协议。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相互妥协下,蒋以"人格"保证履行协议;张学良在未得到中共和杨虎城的同意时,亲送蒋返回南京,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