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张子正蒙》诠释方法论初探?

与北宋中期以来包括二程、朱熹在内的许多儒家学者的有关看法相比较,王夫之关于《正蒙》的文本观念,是全面的、深刻的,有着一定的独到性、创造性和科学性。正是从这种文本观念出发,王夫之建构起富有创造性的四种诠释方法论：语言诠释方法,体验诠释方法,类推诠释方法,贯通诠释方法。运用这些方法,王夫之务必要在程朱二子之外另辟蹊径,对于张载创立的“真孟子以后所未有也”的哲学理论大力阐发,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予以重建,从而力图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挽回当世“人心之横流”！     

王阳明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探析

王阳明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就是读者运用自己的“良知”,去与经典文本意义中体现出来的圣人的“良知”相交融。从了解经典文本的符号意义,进而了解经典文本意义中的“理”,最终达到对于圣人“良知”的体悟,实现自己的“良知”。     

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问题及未来

哲学诠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通过文本与经典来实现。真正的文本首先必须是经典,而且是一直被人们奉为真理的经典;文本还必须是经过长期不断实践和理解的著作,即文本与对其的理解和解释构成不可分离的关系,理解与解释本身就是文本的内在本质。经典型或古典型是一个可以不断变化并具有现实性的价值,它们并不只是表示某种历史现象的特征,更是表示历史存在本身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我国有着浓厚基础的经典诠释传统中哲学诠释学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但我国的经典诠释从总的方面来说并没有达到海德格尔那种源始的诠释学,在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它不像西方经典诠释重视后者,而是更重视前者。因此要发展中国的经典诠释就要强调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强调理解的本质是我被事情本身所吸引而参与到里面。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本文认为,真正形态的中国哲学需要我们按照哲学的一般本性加以建构,要与时俱进,它不是某个民族的财产,要代表当代理解的最高水平,同时它不能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要以当代最高水平来诠释和发展自身的思想。经典只有不断地与现代视域融合才能开出新的意义和真理,中国的经典诠释也要遵循这一诠释学真理,中国哲学的出路就是通过经典诠释来发展中国哲学思想。     

儒学与经典诠释

1938年,马一浮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约至该校为学生讲论国学,后集为《泰和会语》。在《楷定国学名义(国学者六艺之学)》中说: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     

诠释目的与中国传统经典诠释

本文明确区分了西方诠释学的三种诠释目的,即追求原意、追求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以及隐微与显白相区分的诠释目的,而中国诠释传统中也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和"微言大义"这样的诠释理路与之相对应。但中国诠释传统中的诠释路向与西方诠释学的相应诠释目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西方诠释学中的诠释目的是对文本意义和作者意图的理解,而中国诠释传统则除了这一点之外,其根本目的在维护某一固定教义,在此种固定教义之下来诠解经典,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尚不存在独立的一般诠释学。     

文本,经典与诠释--中西方经典诠释比较

从诠释学关于"文本"、"经典"和"诠释"这三个基本概念的理解出发,阐明文本并非语言学上所谓传达作者意义的完成了的作品,而是不断要诠释和解读的未完成品或中间产品,经典并非属于过去时代的意义固定的卓越作品,而是其意义需要未来不断阐明的历史性和规范性统一的构成物,而诠释也不是一般科学所谓知识论的客观或中立解释,而是主体不断与文本周旋的经验和实践的参与。当西方经典诠释在近代重Klassische在当代的意义生成时,中国经典诠释却仍着重Kanon原有固定化的经义的施教,因而当西方经典诠释强调认识论的客观解释时,中国经典诠释却强调实践的和教化的理解。中西方经典诠释比较不是以西解中,也不是以中解西,而是中西互解,同样,古今中介既不是厚古薄今,也不是厚今薄古,而是古今不断生命沟通和融合。我们是在与经典作品的不断交谈中获取新生,同时,经典作品也正是在这种不断交谈中生生不息。     

荀子经典诠释的实践性品格——从荀子用《诗》说起

荀子是儒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对儒家经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著作《荀子》不仅大量征引《诗》等儒家经典,在征引及诠释过程中将儒家的实用精神投射进去,这使得他的经典诠释活动渗透着强烈的实践性品格。他在用《诗》时所提出的"隆礼义而杀《诗》、《书》"及"为其人以处之"的观点,是对其道德实践与经世致用实践性品格的最好注脚。     

李善《文选》诠释--一种与中国经典诠释截然不同的诠释现象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国诠释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研究,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研究。李善的《文选》诠释作为中国文学诠释史上最典型的诠释现象,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从诠释立足点、诠释理念、诠释目标、方法、诠释态度及对于真理的认识等诸多方面,揭示李善《文选》诠释与中国经典诠释诸多截然不同的方面,目的在于揭示中国文学诠释传统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不同,并以此展现中国诠释传统的丰富多彩。     

经典诠释的悖论管窥——以《论语》诠释为例

历代经学家解经都以符合经典文本及其作者的原义为最高旨归,追求经典诠释的绝对客观性,但由于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的缺失和不可复制性以及诠释的个性化特征,客观上经典的原义无法完全复归,其中蕴含着主观追寻原义复归与客观上不可完全实现之间的悖论。经典诠释需要不断超越诠释悖论,克服企图通过重建经典原义以实现训释绝对客观性的障碍,通过创造性诠释,探寻坚守原义与当下创生之间合理关系的调和路径。     

从龙场悟道至天泉证道——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历程

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历程,主要分经典诠释奠基时期、经典诠释发展时期、经典诠释成熟时期、经典诠释的总结几个时期,概括起来可以称之为从龙场悟道到天泉证道的过程,其间在批评朱熹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并加以完善了心即理、格物、吾性自足、知行合一、良知或致良知、四有四无等一系列观点与主张,其核心是良知或致良知。     

钱穆两汉经学研究之方法论

国学大师钱穆的两汉经学研究方法论是值得悉心体味与总结的。本文主要论其四个方面:破门户之见,自由研究经学;辨析时代潮流,深知经学精神;就史以论经,史学与经学互动;广心沉智,持平而论。循此不仅可以有效地研究经学,而且还可以卓有成效地推演到整个学术研究中。     

经学·儒士·汉赋

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在其受个体发展因素影响之外 ,更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 ,而在文体艺术风格特点的形成过程中 ,后者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对我国古典文学中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特点的汉赋作出合理阐释的前提。文章试图论述 :1.汉代崛起的儒家经学对知识分子儒士的社会角色有何影响。 2 .儒学经学地位的确立又是如何影响形成汉赋的艺术风格特点的     

李商隐的经学背景考论

李商隐创作的一翼深深植根于经学的土壤之中。其家庭的经学教育传统、青少年时代的经学教育和仕进道路上的经学考试,都显示出他具有良好的经学背景。     

庄存与的经学思想

庄存与的经学虽以《公羊》学为主,但又具有以六经为宗,不守门户;专明大义,不重微言,以求致用的两大特点。而他所言大义包括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与形而下的政治层面,最为接近董仲舒的学说。     

汉代今文经学的盛衰

今文经学是西汉的显学,但到东汉开始衰落。今文经学的衰落,固然与烦琐化、神秘化有一定关系,同时,也与各以家法教授的博士制度有关,而最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与现实政治的联系。今文经学的历史任务是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作理论论证,《白虎通义》标志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故成为今文经学由盛转衰的关节点,这是今文经学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     

“侯外庐学派”的经学研究

近八十年来,“侯外庐学派”的经学研究经历了批判总结、积极探索与全面发展三个阶段,并在长期的耕耘中产生了《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经学史》等在当代经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品力作。“侯外庐学派”经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第一,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横通”与“纵通”并重;第二,讲求“实事求是”、重视考证辨伪;第三,追求“独立自得”、注重阐微决疑。     

论贯云石的经学思想

贯云石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他在儒家经典的研究方面也作出了积极贡献。透视贯云石的现存作品,其中蕴涵着较为丰富的经学思想,其主要表现在奉儒崇经、经世致用、创新释经方法和兼融释道等诸多方面。     

陈仲子思想与道家庄子学派关系考辨

《文心雕龙》艺术和谐观可用“弥纶一篇,杂而不越”一语来概括,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镕裁》《章句》《附会》等篇体现出的篇章整体和谐理论;二、《声律》篇论述的声律和谐理论。篇章整体和谐有六种实现方式：“改韵从调,节文辞气”“字句章篇,交相为用”“规范本体,剪截浮词”“首尾周密,表里一体”“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献可替否,以裁阙中”。声律和谐理论以“和”来标示“调律”的目的,并对声律和谐提出了一些原则性要求,但其实现方式并不具体细致。《文心》的艺术和谐观是对《周易》《左传》《礼记》等儒家经典“中”“和”“中和”“中庸”“时中”等思想观念的依立。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经学与汉代的文化建设

两汉时期,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和正统学术,对文化建设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经学的任何变化、发展,都在文化领域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在教育、史学、文学等方面更是如此。汉代经学与文化建设的这种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独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