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与隋朝佛教

在中国历史上崇信佛教的帝王中,隋文帝也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迷信佛教的程度与梁武帝相比有所不及。隋文帝对佛教的复兴确实做了很大的贡献,在国家的政策上给予其法律的保证,并大兴土木,建寺修塔,设置专门的僧官负责宣扬佛教的思想,国家出资维持官寺的运营。在隋文帝执政的24年间,佛教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大正藏》卷五十二《辩正论》卷三载,其间度僧23万人,立寺3792所,写经46藏、132086卷,修故经3853部,造像106580区。隋文帝结束了中国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其宗教政策对后代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王权与佛教,甚至说王权与宗教的结合是统治王朝与宗教相互利用的结果。一方面,新政权在成立之初,借用宗教的神秘等来宣传新政的合法性与神圣性;另一方面,宗教要想得到足够的财力与政策上的支持必须与政权结合。     

试论阿育王在印度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阿育王是印度孔雀帝国的第三代国王.在印度文明发展进程中,阿育王统一印度的战争,弘扬佛教的行动,加强帝国管理的举措,兴办公益事业的努力,对印度文明的发展和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论现存汉语阿育王文献的价值

目前国际上所保存的有关印度古代帝王阿育王的文献主要有希腊罗马的文献、铭文文献、巴利语文献、梵语文献、藏语文献、汉语文献等6种,其中汉语阿育王文献不但时间久远,而且种类多样,内容丰富,可以在很多方面弥补其他类型文献的不足,既对认识印度古代政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佛教传播史、中国译经史也具有重要价值。汉语阿育王文献在国际学术界受忽视的现状应该得到改变。     

试论隋文帝时期对高句丽政策的演变

隋与高句丽的和战关系一直是隋朝对外关系和边疆经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文帝建国以后,着力构建以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对高句丽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和策略:从起初的怀柔远人、积极防御,到后来与高句丽的初次交锋而又止,经历了从"和"到"战"再到"和"的微妙转变。经过隋文帝的努力,其封建统治可谓如日中天。但是,隋炀帝为扩大这一成果,最终对高句丽诉诸武力,因此导致隋朝衰亡。     

圣王·正统·神仙--论秦汉时期黄帝传说的政治文化内涵

秦汉时期的黄帝传说以黄帝的生平、功德、政事、世系为核心,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在黄帝传说中,圣王、正统、神仙三者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大一统政治所应遵循的基本政治原则:天人关系原则,政治道德原则,权力分配原则.依据黄帝传说所体现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象征意义,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和儒生、方士进行了积极的政治实践,促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     

阿育王像的初步考察

阿育王像是阿育王造释迦牟尼佛像的略称.在中国东晋、南北朝至隋代的中国帝王、僧侣阶层和信众中有特别的信仰和崇奉.据记载,中国出现阿育王像的时间最早可以推溯到东晋时期.目前,国内出土的阿育王像实例只发现于成都地区.从文献的记载看成都地区出现阿育王像的时间似亦可推溯到东晋时期.成都地区出土的形制古朴的阿育王像与同时期的其它佛像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些特征可以一直追溯到犍陀罗地区创始期的佛像.除文献记载外,在石窟中也有一些实例的发现.龙门石窟西山中段唐字洞西壁的上层,有唐代净福寺比丘尼净命造一龛阿育王像,敦煌莫高窟323窟像即为阿育王像.四川巴中南龛摩崖造像中,亦有一尊相似的造像,此像定名为阿育王像似更为准确.     

北魏灵太后“转轮王”与“佛”形象的建构

北魏孝明帝时,灵太后胡氏为当朝的实际执政者。灵太后在临朝称制后,便开始遵照佛经记载的转轮王模式推行一系列护法措施,亦即通过运用外来的转轮王观念,加强其权位的正当性。但除了"佛教转轮王"的形象外,灵太后还似建构有"佛"之面貌,不仅利用佛教符谶来暗示天下,自己以女身成佛,还与孝明帝并称"二帝"或"二圣",同时在石窟中设计"二佛并立"的特殊布局。此外,灵太后还欲通过《华严论》的修撰,来具体阐释"转轮王即佛"的观念,并通过《华严经》的弘广,来为自己的统治提供神圣且合法化的支持。虽然从现有资料来看,灵太后并未公开宣称自己是"转轮王"或"佛",但她推广佛教的一些措施,以佛教信仰教化天下的作为,都表明了她所努力的方向。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这位颇具女权意识的实际君主,正是运用了佛教王权的相关理论,来告知天下她所具有的最高政治权力与地位。     

论隋文帝"君臣一体"的民族关系思想

君臣关系本是同一政权内国君与臣民的隶属关系,一般遵循儒家所规范的行为准则。隋文帝在积极吸收传统的君臣关系思想成果的同时,又在总结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经验教训过程中,根据隋朝民族关系的实际,形成了新的“君臣一体”思想。这一思想的前提是“普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其基本内容则是为臣的少数民族政权必须向隋称藩,保持臣节,岁岁朝贡,永服威刑;其特征和目的是把传统的伦理思想中的父子关系和传统的政治思想中的君臣关系扩大化,将不同政权的君臣视同自己的臣民,以恩威并施手段,保证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始终处于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以达到边境安宁、太平无事的目的。这一思想的实质仍是民族压迫与民族剥削,君是绝对意义上的君,对少数民族政权操有征伐、征调等大权,而臣是相对意义上的臣,有时与奴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近代殖民主义对佛教西传的影响

近代的殖民主义加速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改变了世界文化的格局。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对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入侵总是与文化推广相得益彰。因此,在研究和了解东方文化与宗教时,不可避免地采取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态度,这使得早期的西方佛教研究成为殖民主义的副产品;同时,西方的侵略扩张也刺激了亚洲佛教的发展与变革;而佛教的复兴运动以一种开放的姿态,积极地与西方世界进行对话与合作,推动了佛教在西方的传播。西方的殖民扩张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始于19世纪中后叶的亚洲移民潮。亚洲移民在宗主国形成的文化群落,极大地改变了佛教信仰的地理分布。随着殖民主义的终结,佛教在西方的传播与发展已初见成效。自此,佛教西传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隋文帝死因新探

隋文帝杨坚之死 ,传统看法是被其子杨广弑杀。本文通过考证分析认为 :文帝在花甲之年纵欲过度是其身体虚弱、患病、死亡的根本原因 ;太子杨广对其父皇爱妃陈夫人的非礼行为及为政权和平顺利交接采取的种种防范措施 ,引起病危中的文帝的极大愤怒、怨恨和猜忌 ,是文帝于 64岁时气愤至极而死的直接原因。     

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有关问题的再探讨

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活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弘法护教活动。从缘起、经过、献瑞、僧人四个方面考证和讨论了这次活动,特别是从《续高僧传》中发现了隋文帝第三次分舍利的诏书,从献瑞中分析了隋代舍利石函上的佛教造像题材。笔者认为隋文帝分舍利建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恢复曾被周武帝灭佛而废毁了的寺院与佛塔的目的等。     

论佛教对唐代传奇小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土后与中国文学积极融合,作为人生具象的小说也融入了斑斑佛迹。在佛教盛行的唐代,出现了以寺院为活动场景、以僧众为表现人物、以世俗化为倾向的传奇小说。分析佛教因素在传奇小说中的投射印痕可以看出,佛教在艺术手法上,包括题材扩大、人物塑造、结构创新以及创作思想等方面对中国小说产生的深远影响。而佛教思想在士大夫阶层的渗透,也极大地影响了文人的创作和国人的文化性格。     

陈后主、隋炀帝与陈隋诗史的转变

陈隋之际,最值得后人关注的一大诗史现象是艳情与边塞的消长变化.陈后主和隋炀帝先后推波助澜,为诗史的转变发挥了巨大作用.陈后主的艳情诗在艳情的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悲哀,可称为哀怨宫体诗,它是梁陈艳情诗的绝唱.隋炀帝用艳情旧题描摹山水自然,改变了江左艳情诗的流向.陈后主边塞诗是萧梁宫廷边塞诗的回光返照,宫闱气大幅减少,笔触较前人更显精致.隋炀帝边塞诗剥极将复,上承建安风骨,洗净六朝粉黛,具有豪侠气概和帝王威势.     

略论炎帝神农的传说与汉代画像

炎帝神农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伟大人物,是原始农业的创始人,还发明了最早的医药等,为远古渔猎时代进化至农耕时代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备受先民推崇,被尊为三皇之一.后人称颂炎帝神农有八大功绩,将炎帝神农同黄帝轩辕一起称为炎黄,是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汉代已经有了祭祀炎帝神农的活动,而且有专门的祭祀场所,如“神农社”之类.汉代画像中常见有对炎帝神农事迹的描绘,虽然这些事迹具有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却形象而又生动地表达了对炎帝神农的崇敬.现代各地对炎帝神农的纪念活动,便继承了汉代以来的优良传统,将寻根问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同时也张扬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隋炀帝研究的过程和价值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在重新评价隋炀帝上 ,史学界经历了探索、认可、发展等三个阶段。隋炀帝研究实际上是求异思维、创新价值和领先精神在教学科研中的运用 ,既更新了教材、培养了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又扩大了学术研究成果的价值和范围 ;既使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又促进了海峡两岸和国内外的学术文化交流及旅游事业的发展。     

北魏文明太皇太后与孝文帝

北魏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与孝文帝之间并无血缘关系,维系二者关系的纽带是政治.冯氏虽凭借孝文帝这张政治王牌攫取了北魏政权,但对孝文帝却心存猜忌,因此多设监视加以压抑.对冯氏压抑的反抗心理,成为孝文帝当政后迅速迁都洛阳的催化剂和重新组建政权的感情因素.从此,皇权取代后权,北魏政治别开生面.     

论周文王形象的生成与演变

从历史人物到《封神演义》中的艺术典型,周文王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纵观文王形象演变轨迹不难发现:其丰满的政治家形象一元化了,其身上对纣王的反叛性逐渐减少了,个人道德修养则日益趋向完美,这种演变趋势在《封神演义》中达到了极致。这与《封神演义》一书诞生时的文化语境紧密相关,特别是与宋明理学对伦常道德的大力提倡,对君主"心术"的极端强调以及对帝王理想人格的设计分不开;同时也与晚明时期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