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琱生尊与琱生器人物关系新论

2006年底陕西扶风出土的五年琱生尊与过去著录的五年、六年琱生簋内容正好衔接。其铭文为理解琱生诸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对琱生三器的铭文进行了分析之后认为：琱生诸器的作器者琱生就是伯氏;召伯虎就是君氏,是召族的宗君,他又被称为召;琱生是召伯虎的宗族庶长兄。妇氏是召伯虎的母亲;召姜是召伯虎的妻子;妇氏是召姜的姑姑。琱生诸器铭人物关系的明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琱生诸器的铭文内容。     

碉生三器中“公”及相关问题的补论

五年、六年琱生簋中的“妇氏”“君氏”分别指的是召伯虎与琱生的母亲、父亲。五年琱生尊中“召姜”即谥号为“幽姜”的“妇氏”,为召虎之母;“君氏”即六年簋铭之“宗君”死后谥号为“幽伯”,为召虎之父。琱生三器中“公仆庸土田”“公厥禀贝”“其兄公”之“公”都可以作“公家”解。其他如“召公”“烈祖召公”应是指召伯虎之祖父。作为宗子身份的祖先死后可以被谥称为“某公”,宗子在世时族内可以他称为“公”,“其兄公”与“召公”之称“公”非以职官故,而是宗子身份的一种体现。     

宝鸡地区出土青铜器简介——五年琱生尊

西周晚期通高31厘米、口径32．5厘米、腹深29厘米、腹底径14厘米。2006年11月8日宝鸡扶风县五郡村出土。两件，器形纹饰、规格完全相同。敞口，方唇，束颈，溜肩，深腹下敛，平底。纹饰主要分布于腹部和肩部；肩部一周重环纹，腹部饰一周连续三角纹，直线纹地。器内壁铸铭14行112字。铭文大意：周厉王五年正月的一天，因琱生家族大量开发私田及超额收养奴仆被告发，朝廷指派召伯虎查处。琱生给宗妇幽姜(召伯虎之母)送了一个虎，请幽姜以宗君幽伯(召伯虎之父)的名义在召伯虎面前为他说情，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琱生送给宗君一个大玉璋，…     

琱生鍑与厉王事件

2006年杪琱生鍑自陕西扶风出土,与传世的召伯虎簋、琱生簋恰好拼成一个连贯事件.由于铭文解读难度较高,学界至今尚未提出一有说服力之解读.宗法制度为西周最基本之规范,经由其大、小宗区别的规律,铭中人物称呼乃得正确解读.再透过三铭比较,可明显看出叙述内容并非如多数学者所言的私家诉讼,而是大家族召氏欺君瞒粮的曲折故事.此器的出土为中国税制史翻开重要的首页.     

辨《甘棠》召伯之伯

《诗经·甘棠》历来被认为是一篇美召伯之德的诗作,对于其“伯”有三种理解:文王时,召公是“一州一牧二伯”的伯爵之伯,实是受文王之命佐治雍州;武王时,召公居上公与周公一起分陕,为东西二伯分治天下;成王时,召公位列三公尊为“太保”与周公一同执斧钺辅佐成王,亦是二伯.《甘棠》所记当是文王时召公与周公并分岐邦之事,而非武王分陕之事.诗云“召伯”正是以“二伯”身份来称颂召公当年在召南之地的德政功绩.     

中国人“厌讼”心理的历史分析

“无讼”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最重要的价值取向。由“无讼”导致的“厌讼”心理 ,则构成了国人逃避诉讼、私下调解的深层心理根源。本文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体制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人“厌讼”心理产生的根源 ,或可为研究如何消除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提供一定的帮助     

中国厌讼传统再认识

长期以来,受儒家经典思想“和谐”“无讼以求”“无讼息争”的影响,学术界认为中国法律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很强的厌讼思想,认为中国民众具有强烈的“贱讼”“耻讼”“厌讼”的心理.但笔者经过长期对法文化研究之后,发现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并没有“厌讼”的传统,相反特别地喜讼,而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厌讼”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学术界的认知错觉.     

赵贞吉生年考及官职考——《明史》辨误两则

明人赵贞吉的卒年在《明史》中记载为“万历十年”,陈支平先生的《赵贞吉卒年考——明史正误一则》已证此说有误,本文增加史料进一步证明,并由此推之赵贞吉的生年应该是明武宗正德三年（即1508年）;《明史》记载赵贞吉隆庆元年任“礼部左侍郎”,而经多方考证,隆庆初（即1567年）赵贞吉应任“吏部左侍郎”。     

中国古代法的伦理价值观

道德的法律化与法律的道德化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色.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道德的价值被无限拔高,使法律以“无讼”,即法律不发挥作用为自身的目标,导致法律仅作为“德治”、“礼教”的辅助工具而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     

“案结事了”理想的实践障碍及其超越——基于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实证分析

尽管调解结案相对于判决结案的优越性重新得到肯定,但调解结案的＂案结事了＂司法功能却出现弱化趋势,相当部分调解案件＂案结事不了＂需要法院强制执行。探究原因,从调解程序参与者的角度看,主要是由义务人的不当参与调解与法官不适当地寻求＂案结＂利益而罔顾＂事了＂目标造成的。为此,应从杜绝义务人不当参与调解和防止法官不当主持调解两个层面,对诉讼调解相关制度作一重构。     

中国简易刑事程序改革的初步考察与反思——以S省S县法院为主要样板

我国简易刑事程序旨在提高诉讼效率与应对案件持续增长的压力。与普通程序相比,简易刑事程序在程序耗费上相对较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在“权利型经济”与“权力型经济”的分析框架下审视我国简易刑事程序的制度与实践,权力型经济的价值目标得到相当程度的实现,但在保障被告人权利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应完善被告人权利保障体系,通过略式审判进一步简化程序。     

传统中国民众诉讼观念的样态及其本质

传统中国民众诉讼观念的主要方面是“厌讼”心理,“厌讼”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性诉讼观念。但是,在中国古代,“厌讼”观念不是绝对地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地方也曾出现“好讼”、“健讼”情形。究其原因,传统中国民众“厌讼”、“好讼”及“健讼”这些诉讼观念具体样态的出现均根源于其时其地民众的趋“利”心理。     

环境诉讼程序特殊规则构建之路径分析——以环境司法专门化为视角

环境案件的特质要求环境司法必须专门化,目前中国环保法庭的设立已经基本解决了环境案件"到哪里诉"的问题,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怎么诉"的问题,即环境司法专门化需要行之有效的特殊诉讼规则支撑。在"司法先行,立法跟进"的立法模式下,环境司法应强化探知主义诉讼模式、更新审判模式,在确立举证责任有限倒置原则和推行环保禁令的基础上,将环境私益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有序衔接。     

论赵树理小说中的权力-文化关系

赵树理的小说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封建宗法制度下乡村生活的文化表现,其中隐喻着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里程的,尤在乡村社会显现深刻的权力—文化关系。这种权力—文化关系在“敲钟”与“上供”的宗教仲裁、“捉奸”与“名声”的道德指任,以及“老槐树文化”与“神仙文化”的自足性补偿等三个方面展开,精警地揭示了专制与权力怎样以世俗宗教的形式框囿了农民的物质生存形态与精神生存样式,并转而以文化和传统的名义让他们对之默认与遵从。在“三农问题”日益引起世人关注的今天,60年前赵树理小说对乡村生活的惊人体察,仍让人佩叹不已,这是赵树理小说的当代意义。     

对证券民事赔偿案件适用最新法律的理解

本文对《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颁行的意义进行了分析,着力探讨了对《规定》中有关内容的理解,并指出和分析了《规定》中在有关前置程序、诉讼方式以及受案范围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公益诉讼概念辨析

公益诉讼的概念争议导致学理与实践都产生矛盾,其“所指”与“能指”往往混淆。为此,必须正确认识到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原告应该扩张为诉的利益者;客观公益因素的存在;跳出部门法及跳出诉讼法看待诉讼;公益诉讼侧重于启动者的公益性目的性。根据知识经济原则、基层化原则以及诉讼目的,公益诉讼的启动先后顺序与启动者的重要性次序并不一致。     

《苏报》案与治外法权

《苏报》案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发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发生于租界的《苏报》案与治外法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在中国所攫取的治外法权 ,对清政府实行了多方面的限制。清政府为了达到迫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的目的 ,竟在自己的国土上同自己的子民打了一场由外国人充当裁决者的荒唐官司 ,其腐朽无能的本质暴露无遗。治外法权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害 ,但在《苏报》案中 ,却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的作用     

赵姨娘在《红楼梦》中的功能指向

赵姨娘是《红楼梦》中荣国府贾政老爷的小妾。她出场次数不多,性格并不复杂,可以称其为"扁平性格"。性格只有在功能中才能彰显其价值。赵姨娘在《红楼梦》中的功能指向有三:一是对《红楼梦》小说文本而言,赵姨娘是全书情节结构的关键性人物,具有引发故事的功能;二是对作家曹雪芹而言,赵姨娘所代表的顽劣小人和"金陵十二钗"所代表的"脂粉英雄",构成了曹雪芹对女性的全面认识,进而指向他对人性的辩证思考;三是对读者而言,可以说,赵姨娘是一个本体象征。即是贾府中绚烂至极的糜烂乖戾气息的绝妙象征。这种象征功能指向了对"钟鸣鼎食"的繁华世家走向式微命运的思考,并指向对封建末世的批判。     

看谁更胜一“筹”——苗族口承法状态下的纠纷解决与程序设定

口承法形态下的各民族都会在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下设定诉讼程序和解决纠纷的方法,以在我国西南地区苗族村落中至今还能看到这种原生态诉讼文化的影子,很有典型性.苗族传统的诉讼文化中纠纷解决是通过理师的"摆古说理"来完成的.理师在厘清诉讼双方的具体责任和过错时以"筹"作为计算工具.纠纷裁定过程是以口头传承下来的"古理"和"先例"为法的依据,并形成了口传的"理词",使习惯法内容得以具体化、固定化.有些内容被编成"古歌",使法的传播范围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