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庸》古义

“中庸”即中庸之道,“中和”则兼“德”与“道”而言。“中”指中心之德,“和”指时中的行为。由“中”而“和”,实是以中心之德为基础,生发出时中的行为,包含了“以德摄行”或“摄行归德”的宗旨,同于《五行》所谓“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乃是子思对儒家成德理想的理解模型。故郑玄以“中和之为用”解《中庸》题旨,虽不中不远矣。前半部分多引孔子之言阐述道、德之意,后半部分则以哀公问孔子引出“诚”的概念。子思以“诚”或“至诚”为成德之境界、天道之本质。至于如何达到“诚”,又给出了“自诚明”与“自明诚”两条道路,对应于《五行》始于“仁之思”和始于“圣、智”的两条路径。若说“中-和”还是两个环节,则一个“诚”字,通工夫与境界而言、通德与道(中与和)而言、通天与人而言,乃是一个成始成终、贯彻一切的概念,代表了子思对夫子“吾道一以贯之”话头的最终回应。当然,诚的境界仍以“中和”为内在的结构。在此意义上,《中庸》前后两部分可以理解为思想上的递进,而非彼此无关的两个主题。要之,《中庸》是子思思想的最终定论,“诚”是子思思想的究极之说。     

论先秦儒学价值本体的形上建构与内化转向——基于《易传》与《中庸》视角

《易传》与《中庸》从天道与人道的内在关联对儒学价值本体进行了不同界定。《易传》侧重从形上天道建构价值本体,从价值维度以天道恒转为人道运行提供本体根据,凸显本体"弥纶天地之道"的超越性。《中庸》更强调主体心性对天道与人道之间的上下沟通,揭示人道价值的日常规范性,侧重对主体心性的照察,致力于将超越性本体内化于主体心性并展开于百姓日用常行,将形上天道转化为现实价值原则,在庸言庸行中追求高明的道德境界。     

《中庸》成书问题新探

今本《中庸》现存《礼记》之中,但缺乏应有的圆融顺通,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它原由两部分组成。我们认为,今本《中庸》实际应有四个部分。通过与上博竹书《从政》篇的对比,看出朱熹分章的第二章到第九章应为原始本的《中庸》;通过与《孔子家语.哀公问政》等的比较,看出“子路问强”和“哀公问政”原来分别为一个部分;今本第一章和“博学之”以下是一个部分,可能属于原来《子思子》的佚篇。因为子思与《孔子家语》也有密切关系,今本《中庸》仍然可以视为子思的著作。     

郭店楚简《五行》天人关系研究

作为孔子之后、孟子之前的儒家文献,郭店楚简《五行》篇继承并发展了在孔子思想中还处于萌芽阶段的德性之天的观念。在《五行》中,德具有内在的超越性,它是天道在人心中的体现,是天人合一的基础。但在实际生活中,德还处于潜在性阶段,因而天与人并非现成就是合一的。要在完成了的德的基础上重新实现天与人的合一,需要有来自主体方面的内在依据,这就是作为主体超感觉认识能力的“圣”。《五行》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形态是天道主导人道。     

《大学》《中庸》的思想价值及其限度

《大学》《中庸》强调对个体内在精神世界的开发和完善.《中庸》所体现的思想表达了中国对日常生活价值呈现的关注.《大学》《中庸》深刻体现了儒家的人文整体主义立场,认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是具有关联性的有机整体.《大学》《中庸》也有其不适应现代生活的方面,而最富争议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对其推扬也应在其限度之内.     

从《论语》到《五行》——孔子与子思的几点思想比较

《荀子·非十二子》中提到子思子创立了五行学说,并为孟轲继承,但五行的具体内容却早已失传。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五行》出土,这一历史谜案才算告破。但帛书《五行》与《孟子》和已佚的《子思子》关系如何?是思孟之间的作品还是孟子或孟子以后的作品?则仍难遽定。1993...     

《通书》文本的历史真相

对于许多儒家经典文本来说,需要在一个恰当的整体性解释体系中,其文本结构的深层义理才能够得以揭示。《通书》、《中庸》就是这样的经典文本。《通书》与《中庸》在编排次序、义理逻辑结构上存在着严密的对应关系,可以认为《通书》文本完全是依照《中庸》而作。宋儒及后世学者通常认为,《通书》是为了解释《太极图说》或《易传》的思想而作,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揭示出周敦颐作《通书》的本意。《通书》在义理上兼有《易》和《中庸》的思想,而文本上的直接依据则是《中庸》,不仅是为了诠释《易》之性理大义,也是为了诠释《中庸》的成德之道,即通过严谨的文本结构隐含地表达儒家成德之道的为学境界次第,再现《中庸》的内在义理。周敦颐首先依据"太极图"发明儒家的性道微言大义,贯通《易》及《中庸》义理,作《太极图说》以诠释《中庸》首章"天命之性",重新建立儒学的本体论及生成论基础;进而作《通书》,以严谨的文本结构诠释《中庸》全部文本,重新建立儒家的成德之教。     

释义规则与引诗传统——重新理解《大学》《中庸》的诗学路径

《大学》《中庸》的作者及思想旨趣,是长期困扰儒学思想史的学术难题。21世纪以来学界对其中引诗现象的关注,开辟了一种重新理解的可能路径。《大学》《中庸》中引诗与释文之间的连接词、核心词,是一种向思想形态转换或递进的“文眼”,推动诗文融入了《大学》《中庸》的思想世界;《大学》《中庸》的思想取向,是选取诗文的价值依据;引诗诗文的递次引证,与《大学》《中庸》道德境界的升进理路是一致的。《大学》《中庸》的引诗方式,更贴近于《孟子》为代表的“释义”引诗传统,这种释义规则与引诗传统,为推进解决困扰学术界的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的诗学路径。     

《近思录》与《中庸》《大学》文本的内在同一性

朱熹、吕祖谦编纂《近思录》的主导思想依据《中庸》和《大学》。三书在文本结构和深层义理上具有内在同一性。朱熹编纂《近思录》,把儒学的为学道路予以体系化组织,试图建立一个鲜明而严谨的理学为学次第,并把儒学的内外之道解释为一个完整的仁学思想体系,也显示出《中庸》、《大学》等早期儒家经典文本结构的严谨,彰显了儒学成德之道的为学次第和道德生命境界发展的内在逻辑。     

吕柟《中庸》首章的诠释及其对朱子的批判

《中庸》首章涵盖儒家的本体、工夫和境界思想,乃全书之体要。吕柟不满朱子对《中庸》的诠释,以"综合"为原则对《中庸》做出异于朱子的创造性诠释。在本体上秉承张载的"气本论",提出"理气非二"的理气观;在工夫上主张以"慎独"统领存养与省察;在境界上以"致中和"为本。这三方面以浓缩一体的形式显豁出吕柟《中庸》学的形态和特质。     

郑玄、孔颖达与朱熹对《中庸》诠释的异同

朱子对《中庸》的解释受到郑玄、孔颖达的影响,但与之相比有四个方面的明显不同:其一、理论建构模式的不同。郑玄、孔颖达的理论建构模式是宇宙生成论,而朱子则是本体宇宙论。其二、对"性"的解释不同。既存在性有善有恶论、性三品论与性二元论的差异,又存在对人性与物性看法的不同。其三、对"内圣外王"的解释不同。虽然郑玄、孔颖达也认为君主和士人必须做到由内圣到外王,但他们不仅侧重强调了外王的一面,而且侧重强调了内圣外王的主体主要为君主。朱子则不同,不仅侧重强调内圣的一面,而且认为内圣外王的主体主要是士人,这是宋代士人"担当"精神的体现。其四、对道统的强调不同。虽说郑玄、孔颖达"以昭明圣祖之德"的解释也有道统的意思在,但这一意识不是很明显。朱子则明确建构了一个由尧舜禹开始直至二程的道统谱序,并认为这一道统能够对抗佛老。总之,朱子与郑玄、孔颖达对《中庸》解释的差异,其实就是汉唐经学背景下与宋学背景下对《中庸》解释的差异。     

“《文子》是《老子》古注”说辨疑

今本《文子》一书,无论在行文格式还是思想内容上,都看似《老子》一书的注释,因而自元代至今,许多人将该书认定为《老子》的古注。实际上今本《文子》在流传过程中,是经过后人多次篡改过的,内容、格式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致使许多学者将该书误认为《老子》一书的古注。     

《学》《庸》工夫论概观

儒学的根本在工夫.《学》《庸》工夫论从主张修身之必要到一切人皆以修身为本的变化,说明工夫既是道德也是政治伦理的内容.诚之既包括主体对善的自觉,也包括明善之后诚身的实践;诚意虽内在地包含着慎独和毋自欺,但它还不仅包括传统儒家理解的意向的真切不妄,而且包括往往被忽略的意识的真实可靠.中庸之道和大学之道虽各有自己的结构和内容,而它们本质上仍是以近道为工夫论的基本特点.三纲领八条目作为无穷尽的工夫过程是“近道”思想的根据.近道思想是儒者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表现.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的为政以诚思想——兼与《礼记正义·中庸》比较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实为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上篇第十四至十七章和下篇第十八至二十章的合并。这一合并用"诚"予以连贯,以"诚"为枢纽,蕴含了朱熹的为政以诚思想。《中庸章句·哀公问政》以"真实无妄"释"诚",从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层面来界定"诚",认为"诚"要比"五达道"、"三达德"以及"九经"之法更为根本,体现了比"为政以德"更进一步的为政以诚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中庸》地位提升的主因:宋初儒士推崇

学界对《中庸》在宋代的地位提升并最终成为四书之一的成因有较大的争论。事实上,在释僧智圆之前,儒士田锡、邢昺等已尽力推崇《中庸》。田锡助推《中庸》入科考;邢昺宣扬《中庸》心性之学,告诫君主和士人注重修身,由“内圣”而“外王”;陈充跟随朝廷崇儒风尚而释《中庸》;赵湘自觉阐发《中庸》,以斥杨墨、申韩之异端。正是儒士的推崇加速了《中庸》的传播,扩大了《中庸》的影响,推动了《中庸》学在宋代的兴起。并且,田锡、邢昺等对《中庸》所固有的“内圣外王”思想的自觉阐发及推崇,并非源自智圆或其他僧徒的影响,相反,智圆僧徒之所以热衷《中庸》,并以之作为调和三教关系的文献依据,还是宋初儒者及朝廷影响的结果。     

儒家“比德”观与《红楼梦》美学韵味

儒家"比德"观以某些自然物与人的品德的相似点为媒介,建立一种以物观德的形象化的道德认知和体验的方法,这也是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体现。"比德"观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曹雪芹不自觉地将"比德"观渗透于《红楼梦》的艺术建构中,使作品产生了独特的美学韵味。从"比德"的角度去解读《红楼梦》不失为理解其艺术特色的一条新途径。     

吕祖谦是否著有《吕氏读书记》——由《四库全书总目》王世贞《读书后》提要说起

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吕氏读书记》题名相似,各书目对《吕氏读书记》记载较少,已有记载之间也存有矛盾,这给吕氏作品整理及研究带来诸多不便.通过对书目、序跋及网络资料查询,可以确定《吕氏家塾读诗记》与《吕氏读书记》是吕祖谦两部完全不同的作品,《吕氏读书记》今疑已亡佚.     

荀子与《中庸》

今本《中庸》原为《中庸》、《诚明》两个独立的部分,两个部分在思想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荀子主要接受了《中庸》的思想,而对《诚明》进行了改造。荀子对《中庸》、《诚明》两个部分的态度,反映了先秦儒学内部诸学派之间相互影响、借鉴、改造的复杂关系。     

试论“诚”的理论渊源

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重要的哲学范畴。同时诚的理论渊源也非常的悠远:首先是《中庸》中的诚,尽管它以中庸命名,而诚却是其核心的观念。《中庸》不仅有下贯,实现诚明,而且还要通过上通实现明诚。其次就是李翱的诚,李翱在《复性书》中极力推崇诚的观念,并以佛道思想对先秦的诚进行了改造,使诚这一范畴得到了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