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东北的乡土文学

一、“九·一八”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推行“大陆政策”,制造的一场悲剧。在那个悲惨的年代,有多少革命烈士牺牲在白山黑水之间,有多少“万人坑”埋葬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尸骨。每一回忆到那个年代,就毛骨悚然,激动不已。想起那些死难烈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终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怎能不感到幸运和幸福呢! 当我被迫流浪到关内的时候,一听到“我的家     

动态结构就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就业机制

<正> 劳动就业问题既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也是十分复杂的经济问题。50年代,为了安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生产,我们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400万失业人员进行了有效安置。从此以后,便逐渐形成了以统包统配和“刚性就业”为主要特征的劳动制度。由于国民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失去平衡,60年代尤其是7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大量的新的失业现象。因政策和理论指导上的失误,我们仍陶醉于“充分就业”的梦幻之中,形成劳动力分配制度上的“一     

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朝鲜族的“皇民化”政策

出自殖民统治和“大东亚圣战”之需要 ,日帝自 2 0世纪 30年代后期开始 ,不仅对朝鲜 ,而且对我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推行了赤裸裸的“皇民化”政策。本文对日帝在东北朝鲜族地区所推行的“皇民化”政策的背景、内容及其实质作了探讨。     

伦敦住房保障政策研究

二战后,伦敦的房价和房价指数远高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20世纪80年代开始,伦敦政府推行“民有其屋”的住房私有化改革,使得伦敦市在住房保障措施、住房财税金融支持等方面,形成一套以产权分享的混合产权为基础的完备体系。文章试图通过对伦敦住房保障政策的研究和分析,以期为当前北京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人的自然与自然的人──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发展理论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实质上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是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社会全面发展为宗旨的转变。二是从以发展“客体”为中心到以发展“主体”为中心的转变。“可持续发展”理论在80年代初形成，现已成为世纪转换之际最重要的命题和各国尤其是重大国际会议关注的焦点。同时，亦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中的重要范畴，并上升到全人类迈向周世纪的共同发展战略而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和推行。中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20世纪70年代英国“限制—融合”移民政策的调整

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移民问题日益严重，英国政府开始推行“限制—融合”移民政策。这一政策由“移民限制”和“移民融合”两部分构成，二者相辅相成。进入20世纪70年代，英国政府又相继出台了《1971年移民法》《1976年种族关系法》,分别对“移民限制”和“移民融合”两个部分进行适时修改与补充，进而巩固了“限制—融合”移民政策，社会效果明显。作为长期国策，其修正与充实是在“宏观既定、微观调整”的过程中进行的，并在这一时期形成并确定了完善方式与模式，运作至今。     

“双循环”重心转向下的金融结构调整：内在逻辑与政策选择

“双循环”重心从国际循环转向国内循环以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高质量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下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战略性抉择,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结构调整在这种循环重心转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对“双循环”重心转向国内循环下的金融结构调整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表明：在以国内循环为重心的新发展格局中,经济运行与资金流动的特定过程决定了金融结构调整需要从以金融抑制为主导转换到以金融深化为主导上来,有助于打破金融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的恶性循环。基于“双循环”重心转向下金融结构调整背后金融深化逻辑的理解,当前中国金融结构调整应重点解决好金融抑制程度较高、直接融资占比较低、金融开放与安全之间平衡等关键性问题。为此,需要从金融产业组织结构、金融主体结构、金融工具结构、金融业务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融资结构、金融开放结构和金融监管结构等八个方面,探索“双循环”重心转向下金融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政策选择。     

略论基层人行如何转换职能

略论基层人行如何转换职能赖俊峰，邹春水，李卫兵按照人民银行总行《关于人民银行分支行转换职能的意见》的要求，我们认为，基层人行职能转换主要是把精力和工作重心转移到服从于金融宏观调控，金融政策贯彻执行上来，具体来讲主要集中精力搞好金融监督管理和调查统计分...     

论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与企业法人所有权

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几乎是与改革开放的政策同时被提上日程。迄今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１９７８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扩权让利”试验;１９８３年国务院提出《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的推行办法》,即所谓“利改税”;１９８７年受农村承包经营成功经验的启示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１９９３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２０年来,改革开放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国企改革却因为思路上的缺陷一直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已制约国民经济高速发展。 一、产权明晰系国企改革的关键 江泽民同志指出：…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与传播

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转折年代。觉醒年代的先驱者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内部旧式革命与外部新式革命的思考,促成了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从“中产阶级主其事”的“中等社会革命”“法国式革命”到以民众为主力的“国民革命”“俄罗斯式革命”;从反对清王朝的政治革命到“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再从“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发展到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的两次转向;从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到“即行社会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到现阶段“仅能行向国民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话语传播则从启蒙者的“革命”精英话语转向“到民间去”的大众传播。     

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发展普惠金融”纳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由于普惠金融作为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理论和实践界普遍认为大中型银行不适合发展普惠金融,影响其效益。发展普惠金融真的会降低商业银行的盈利吗?基于41家商业银行2003年到201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发展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发展普惠金融,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可持续性。这一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     

中国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分析:理论与实证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存在着理论分歧。我们以“两分法”为理论媒介,运用VAR模型协整关系的递归估计方法,对我国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均衡关系在1999年第1季度到2000年第4季度发生了结构突变,这是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和金融调控措施的结果。我们还评价了我国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政策对于两者关系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均衡的影响,从而为未来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可以借鉴的依据。     

改革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促进企业经营机制转换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是一项涉及社会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配合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银行部门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抓住机遇推进转换,主动努力为企业创造宽松的金融环境,是金融工作面临的新课题。实现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企业自身的努力,深化内部改革,强化经营管理;二是改善经济、金融环境,需要有关政策、法规的配套实施,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为企业创造必要的条件。金融作为宏观调控的一个     

近三十年来“中体西用”研究

近三十年以来,学术界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研究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夕研究主要集中在：该思想的提出问题;肯定其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以及思想的主要消极认识问题。第二阶段是90年代至今,学术界逐渐转换视野,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开创比较角度的探讨;否定该思想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突破“中体西用”不变论,提出变流论;以中国近现代化关系为视点;基于文化、教育视野等方面的新趋向。当然,成绩的背后,也存在不足与尚待研究的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刍议

1 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有一个发展转变的过程,50年代至70年代初,推行人口兴旺政策,这一阶段,少数民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由1952年的5.29提高到1970年的6.57,从60年代中期起,少数民族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由过去的低增长状况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类型。1971—1981年少数民族进入酝酿开展计划生育阶段,1977年9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的报告》中指出:“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有利于发展人口的政策,为了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也应积极宣传、普及妇幼卫生、节育科学知识,对子女多、间隔密,有节育要求的夫妇给予指导和帮助。”自1982年之后,在少数民族中正式开展计划生育工作。198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     

金融约束政策批判

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提出的“金融约束论”具体包括三组政策 :对存贷款利率的限制、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和对资产替代性的限制。结合我国国有金融仍处于垄断地位这一基本国情 ,我们认为需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分析金融约束政策的有效性。本文对“金融约束论”的三组政策进行了批判 :限制存贷款利率是否必然为非国有部门创造租金机会 ;国有金融垄断下是否应该继续施加市场准入限制 ;资产替代限制能否保证国有银行稳定运行与发展。最后对金融约束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探究。     

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融资热分析

可转换债券出现以来,经过较长时间的市场探索,逐渐被人们所熟悉,成为上市公司再融资模式中除配股、增发以外的另一种主要模式。近一时期以来,我国证券市场上可转换债券的上市数量迅速增加,发行规模迅速扩大,仅2003年和2004年发行的可转换债券数量就达到了28支,出现了“可转换债券热”。出现“可转换债券热”,既有可转换债券自身独特的金融性质(一身兼具债券、股票、期权三方面特征)的原因,也有配股、增发融资模式存在弊端及中国证监会规范配股融资和提高上市公司股票增发门槛等方面的原因;另外,可转换债券的发行条件决定了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公司都是大型的、盈利丰厚的优秀公司,也可以说,可转换债券是上市公司中优秀公司独有的再融资模式,是政府对优秀公司的政策鼓励。     

人民币汇率之争与美国的金融霸权

随着2003年以来美元汇率的持续下跌,实际实行“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人民币升值问题,再次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热门话题。尤其引人瞩目的是,美国政府一改过去多数时候对人民币汇率保持的沉默态度,公开加入“人民币汇率重估派”阵营。这场由日本挑起、美国担纲主演的人民币汇率之争,从本质上看,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本国,缩小其对华贸易逆差;但贸易问题之争的同时,也反映了美国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强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断获取霸权利益,维护其“金融霸权国”地位的野心,是美国推行…     

适应集约化经营 深化商业银行财会改革

当前,作为国民经济“神经中枢”的金融部门,正处于新旧机制转换的改革时期,改革的方向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服务市场发展为目的,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政策金融与商业金融相分离,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组织体系。那么,在国家专业银行逐步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化过程中,财会工作如何适应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由     

论李健吾的喜剧观

李健吾于３０年代中期在“艺术幻象说”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喜剧观。其具有三个最基本的特征：张扬主体内在的精神性因素;以“哲学的心境”养成乐观的基调;强调豁达和宽容。这一喜剧思想的形成,为李健吾的戏剧创作带来了一系列明显而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