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翻译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

采用的理论框架是一种以译入语文化为主体的翻译研究,安德烈.勒菲弗尔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者以勒菲弗尔的“诗学”观点作为切入点,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叙事顺序三方面阐述晚清译者如何改变原文叙事模式,以适应译入语的文学惯例,满足当时读者的审美情趣。     

操纵理论视野下的《西风颂》两个汉译本比较--以第四、五章为例

《西风颂》自传入中国以来,其译本和相关的研究论文就在日益增多,以往的研究多是从语言的角度来进行的,而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则为《西风颂》翻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让研究者着眼于译入语的文化背景,从文化的大关照下来分析其翻译。操纵理论让中国学者意识到“怎么译”并不是文学翻译研究的全部,翻译的背后包含着更深刻更宽广的内容。     

动画电影字幕翻译中的语言改写

迪士尼动画电影风靡全球,其高水平的字幕翻译在其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动画电影字幕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 避免地会“改写”“改译”某些内容,来实现语言的教育意义和对儿童的正确引导作用。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出发,以《疯狂动 物城》的字幕翻译为析,对比大陆版本和台湾版本字幕译文,分析其字幕翻译背后的翻译目的和所运用的翻译策略。     

电影片名翻译——以商业利润为目的的改写——以《王者之心》的电影片名翻译为例

以电影Tristan and Isolde《王者之心》的片名翻译为例,用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的“翻译即改写”,分析在该片名翻译活动中原作编剧、中国电影制片方、中国电影发行方、译者等在这一翻译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分析表明,电影片名的翻译本质是以商业利润为目的的改写。     

权力与翻译文学作品的经典化

20世纪70年代,翻译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这一转向使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勒菲弗尔等翻译理论家提出了翻译主要受到三个因素,即意识相态、诗学、赞助人的操控的观点.主要从勒菲弗尔“三因素”论的角度探讨权力对翻译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影响.     

解构主义翻译观及其对传统翻译“忠实观”的解构

解构主义翻译观指出,翻译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同”,而是“存异”。因此,翻译应尽量反映语言之间的差异。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产生之前,多数翻译理论主张翻译应力求达到译文与原文“对等”。解构主义翻译观消解了传统译论中译作--原作二元对立关系,冲击了传统翻译观中“忠实”原则和“原文至上”的翻译原则,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重新定义了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对原文与译文关系的处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为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转折关系的翻译看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以陆谷孙译《战前星期天》为例

传统翻译理论以原文为中心,把是否“忠实”原句和原作者作为衡量译作优劣的标准,导致译者常处于原文附属的边缘化地位。直到“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出现,使译者这一翻译过程中最积极的因素从“隐形”逐渐转变为“显形”,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越发受到研究学者的重视,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成为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以著名翻译家陆谷孙翻译的英国散文名篇《战前星期天》为例,研究译者在处理原文中的转折关系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分析译者主体性在转折关系的翻译中的具体体现,可以促进译者主体性这一课题研究的不断深化,为广大译者在英汉翻译中处理转折关系提供借鉴。     

汪榕培典籍英译“三化”研究

中国典籍英译专家汪榕培从文学角度英译《老子》和《庄子》,使道家典籍文学化,接受效果良好。他将中国传统文学作品译为当代英语,使中国文学当代化,展现中国文学魅力。他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和绘画理论提出“译可译,非常译”复译观和“传神达意”翻译标准,使典籍翻译理论古典化,丰富了中国传统译论研究。汪榕培典籍英译的“三化”实践有助于中国典籍英译水平的提高及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化,也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     

勒菲弗尔和德里达翻译改写论对比

传统的翻译活动一直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认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本文从翻译的改写观出发,将勒菲弗尔和德里达的改写理论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勒菲弗尔和德里达分别从文化转换和解构主义视角提出了翻译的改写观,二者的观点既有联系又存在差别：勒菲弗尔将翻译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认为翻译即改写,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支配;而德里达认为翻译即＂异延＂,任何文本没有确定性和单义性,任何翻译都是一种播撒、增补、嫁接和改写。     

译入语文化对晚清时期小说翻译的影响和制约

运用文化批评学派领军人物安得烈·勒菲弗尔的理论,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分析了译入语文化语境对晚清时期小说翻译的影响和制约。     

从诗学视角看《茶花女》的接受与传播

采用翻译研究派的理论，特别是勒菲弗尔的诗学理论，对《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结果表明其成功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译者充分尊重了译语体系的诗学传统，尤其是林纾的个人诗学与社会的主流诗学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该研究再次证明文学译本的接受与传播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斗争与协商的复杂过程。     

浅论翻译与诗学

20世纪下半叶,国际译学界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在文学体系中制约文学翻译功能的几大要素,其中就有诗学,第一次把"诗学"作为制约文本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引入到翻译学领域。因此,文学翻译和译本分析都必须考虑诗学因素的制约作用。本文试图探究如何从诗学角度研究文学翻译,诗学又如何影响文学翻译。     

中国语境下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纵

根据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结合我国的翻译实践,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剖析了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影响和操纵,在分析了其优势后也指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有其相对性,翻译研究还要注意对翻译本体的把握。     

英译选集载体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

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背景下,对单部作品、特定体裁的译介,无论是在翻译实践,还是在翻译研究层面,都引起了译界广泛重视。然而,将译作编成涵盖中国文学全/半跨度,综合所有重要体裁,塑造、传播整体形象的翻译选集却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文章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选集编纂传统,海外汉学界中国文学英译选集、国内对外文学英译选集的编纂概况进行了梳理;对选集编纂和作用发挥的一般机制、“翻译选集”不同于一般原文选集的特殊规律进行了总结,并对国内文学英译选集编纂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调研。目前,国内译界对文学英译选集编纂的相关研究严重不足,对同属“选集”的共性部分与我国两千多年的选学传统相脱离,因“翻译”带来的新复杂性也疏于用当代译学加以阐释。未来,为充分发挥翻译选集在文学“走出去”中的作用,应将传统选学与当代译学结合起来,形成“译选学”研究,加深对此载体的认识。同时,应尽早推出同规模对外作品,摆脱此领域任由海外汉学“代言”的局面。     

历史、社会与文化语境中的复译——Gone with the Wind中译研究（1940—1990年）

本文根据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以1940到1990年间Gone with the Wind 的中译为对象,着重研究三个中译本及首译后的曲解历史与重印风波,通过分析各现象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以寻求和证明语境在复译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英译输出策略——以陕西省为例

笔者对陕西传统文化英译输出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期望为陕西传统文化英译输出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工作探索一条可行之路。在陕西传统文化英译输出方面,要解决好“译什么”、“怎么译”和“怎么输出”的问题,首先要研究和确定陕西文学、历史文化、文物、民间艺术等领域经典的、有代表性的可以翻译输出的内容和项目;其次要加强翻译研究,要关注翻译方式方法,要建立专业的翻译团队,更好地翻译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第三要理顺翻译输出的体制机制,切实采取措施拓展翻译输出传播的渠道,不断扩大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影响力。     

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王科一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例

翻译研究文化派认为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起着一定的操控作用。基于勒菲弗尔操纵论中意识形态的相关学说,本文尝试以王科一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例,探讨其文本翻译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译本的选择和翻译方法的运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证实翻译不是纯粹的文字转换,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着翻译活动。     

改写理论视角下的文学翻译

勒菲弗尔提出的翻译改写理论是当今翻译文化学派的重要理论之一。传统的翻译理论注重“对等”以及文本分析,而改写理论更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语境、历史等对翻译的影响。本文以改写理论的视角,结合笔者的翻译实践,分析改写理论对文学翻译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指导作用。     

从两元对立角度看郭沫若的“风韵译”

两元论是西方传统思维方式。 用三组两元对立关系，即诗人与译者、语言与意义、翻译与创作，分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思想“风韵译”，探讨其深刻内涵，并借助《英诗译稿》中的译诗，看“风韵译”在翻译实践中注重原诗人与译者的统一、注重诗歌内在的语势神韵、注重翻译与创造并举等在诗歌翻译中所表现出来的整合艺术审美观。     

“赞助人”视角下“林译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个案分析

传统翻译观无法解释饱受非议的"林译小说"为何一度颇为读者青睐.文章应用勒菲弗尔操纵理论中的"赞助人因素",从微观角度详细考察商务印书馆因何能够成为林纾译介活动的主要"赞助人",对"林译小说"地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意在说明"赞助人因素"是翻译活动中的重要因素,具有强大的操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