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问题探解

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目前我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表现出了新的特点.返乡农民工激增,自主创新,多途径实现转移,二代农民盲目求职,一代农民择业谨慎.影响农村富余劳动转移的因素有国际金融危机、新型工业化道路、国家富农政策,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当前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流动的相关对策:加速制度改革、加快区域协作、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等以继续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有效转移.     

金融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探析

搞好返乡农民工创业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加快新农村建设以及创建和谐社会都具 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由于资金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返乡农民工创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农民工创业的支持力度,对促进农民工创业的快速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与政府支持体系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征,应用TPB理论发现,家乡的创业氛围、自身能力和创业资源的可获得性、先前返乡创业者的生存状态分别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主观规范、感知行为的控制力以及主观态度。政府机构应当相应地创建农村创业理念体系,完善创业培训和服务体系,强化创业宣传体系,推进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影响因素及其政策促进

基于鄂、渝、湘、黔4省(市)16县1131名农民工返乡创业者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并采用单一指标创业质量评测法计量研究表明,性别、文化程度、务工经历、创业年限、职业技能水平、干部朋友、亲朋创业、互联网+创业、返乡创业政策等对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返乡创业质量提高2.6%,务工经验每增加一年,返乡创业质量增加6.4%。互联网+返乡创业者的创业质量比非互联网+返乡创业者高25.8%。对返乡创业政策越知晓,其返乡创业质量相对越高。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之互动

农民工返乡创业对西部广大农村而言不是简单地带来一种就业压力,返乡农民工有着东南沿海打工的经历,使得他们的劳动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而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工恰恰是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因此,外出农民工返乡以后,如果能够把他们掌握的资金、技术与当地优势相结合,积极进行返乡创业,会给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带来源源不断的活力.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来讲.尚处于起步和自发阶段,亟待加以扶持和引导.基于此,西部地区有关部门应当抓住金融危机引发的农民工返乡潮,实施返乡创业的"凤还巢"工程,使之成为促进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积极因素.     

基于农民增收视角下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探究

"少取多予"的农业政策,难以保证长效的农民增收.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提升农民增收的关键.目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不足,导致劳动力素质低,影响了现代农业发展、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致使农民收入增长徘徊不前.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对于提高农民农业技术的运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充分挖掘农村潜在的人力资源,创新农村教育、农民培训模式,采取学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技术培训、卫生保健和医疗保险等措施.同时,为劳动者提供及时有效的就业信息,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为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创造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制度供给研究

传统就业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制度由于只突出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能训练,不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问题。要建立起以能力导向为特征的新型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体系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在供给内容上应丰富培训的内容,增加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内容,在供给主体上应提升目前政策供给主体的级别,并强化省级政府的责任,在供给方式上应尽快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法律,提高制度的权威性。     

农民工返乡的代际差异及生成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N村的实证分析

以生命历程理论为视角,通过对两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目标和适应性的比较,发现农民工返乡的代际差异主要体现为由收入本位向家庭本位、由回归乡土向扎根城市、由追求幸福向身份诉求的转变,这种差异源自于宏观制度结构、家庭生命周期、文化代际传递等因素的影响,其背后折射出不同代际农民工对于物质生活和主体价值的差异诉求,对于国家制定更加合理的鼓励农民工返乡的政策措施,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分化与相关社会公助问题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近年来,农民工群体发生分化,从单向由农村向城市流动,转为了双向流动.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城市打工还是返乡回流的农民工,就业和生活都遇到了重重困难;农民工市民化也遇到诸多障碍.这些问题的解决,依靠农民工本身是远远不够的,目前,这一群体迫切需要有效扶助的社会公助.根据农民工群体分化的不同层次,在其自助基础上,实施积极有效的社会公助,既有极强的针对性,又可以降低中国城市化的成本,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的根本保证,对推进城市化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重大意义.     

兰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调查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关系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也关系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局。文章通过对兰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调查得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存在就业的层次低;就业的稳定性差,工作变化频繁;就业的收入偏低,对就业的满意度较低;就业的环境相对恶劣,劳动安全缺乏;就业培训体系不完善,就业渠道狭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从而提出了加强维权组织建设,认真贯彻相关法律法规和办法;引导与加强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建立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严厉打击黑中介,拓宽农民工就业的渠道;加快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对策。     

农民工应对社会风险的对策分析

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特点决定了农民工社会风险源的复杂性:农民工的风险冲击既有来自农村传统类型的社会风险,也有来自工业文明的现代社会风险。农民工风险结构使得农民工的抗风险机制设计不容缺失,但是农民工缺乏类同城市居民化解社会风险的现行抗风险机制。从政策运用评估方法考量农民工抗风险机制的结论来看,国家化解农民工社会风险的关键是建立全新的社会风险共担机制和提供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而该体系与机制的制度载体便是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安排。     

浅析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在我国方兴未艾,基于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有利于提高就业培训效率与质量,有利于满足农民工多样化的就业培训需求等积极意义,我国各地政府采取了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培训服务。当前的传统模式和就业培训券模式这两种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模式均存在一些问题,要切实提高政府购买就业培训服务项目的效果,需要完善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机制,创新多元主体参与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的路径,以及探索其他的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的具体路径。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经济地位之获得——基于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研究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中,农民工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强弱影响工资收入和职业流动.通过对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经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经济地位的获得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要比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大并且显著.在农民工同质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中融入异质性与强制性限制农民工在非农部门就业前的受教育程度,是农民非农就业管理在实证意义上有价值的两条思路.     

农民工的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村劳动力根据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和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成为自我经营者和工资收入者之间进行就业选择。简单的Mincer工资方程回归结果显示,工资收入者比自我经营者的教育回报率高出2个百分点左右。在矫正了样本选择偏差之后,拓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对工资收入者的教育回报率估计结果在5.3%-6.8%之间。从培训角度看,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但简单培训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作用不显著,而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则对其工资收入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此外,工资拖欠等权益保护问题也对农村劳动力再流动有重要影响。在处理农民工的个人异质性和教育内生性问题时,本文还发现父母受教育年限不是一个理想工具变量。     

失业保险有政策性缺失

郭虹认为,面向全体劳动者的、以失业保险为形式的社会保障和由政府提供的再就业培训服务,是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改善创业和就业环境当仁不让的职责,也是政府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这项服务所覆盖的受益人群应该是全体公民。而目前的失业保险政策(包括再就业培训)的受益人主要还是传统的就业群体,大量新兴的非传统就业群体(如农民工、个体户、自谋职业者、自雇佣者、非本地户籍人口等劳动力群体)还没有被纳入失业保险的政策框架.出现这种政     

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中的作用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出现并不断壮大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说，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据多部门的分析估算，此意义上的农民工已达两亿多人。随着老一代农民工的逐渐返乡和年轻一代的兴起，生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经历、就业和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权利意识等方面都与老一代农民工有着很大的差异。     

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量化评价

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使用了九大类创业政策工具，政策工具使用频率的差异体现了政府的职能特点、创业特点，融合了国家战略，也发挥了中国政府强大的组织优势。不同的创业阶段，各类政策工具使用强度的差异准确地反映了不同创业阶段的创业特征，较好地满足了处于不同阶段创业者的需求。从政策效力和政策出台的部门来看，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体系具有法定性、长远性、全局性，以及各部门协同作战的国家战略特征。政策内容分析还表明，基础设施政策和土地政策供给不足，金融政策没有满足新生创业者的资金需求，财政政策的激励作用大于帮扶作用，公共服务政策不足以消除创业人才从城市流向乡村的制度障碍。     

绿色就业的国际探索——美国和孟加拉国的发展经验

美国的绿色就业已经获得了政府、法律、财政和社会的支持。孟加拉国绿色就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政策支持、项目干预、服务供应、财政投资与科技研发等方面。美国和孟加拉国的绿色就业均始于能源部门,获得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采用以项目为原点的发展方式。两国绿色就业的评估有空白和重叠之处,政府与社会的兼容尚不完善,国家强制力较弱。借鉴美国和孟加拉国的经验,我国的绿色就业应增进政府与社会的对话;增加财政投入,发展绿色市场;建立绿色就业体系,促进绿色技能培训;健全绿色政策,完善法律保障。     

新时期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特点及现状分析——基于湖南省607位返乡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返乡创业潮是我国新时期的新现象、新问题,政府、社会各机构、学界高度重视,形成了强大的外部推力,农民工返乡创业迎来了新机遇。本文从创业意愿和创业情况、个人和家庭基本情况、返乡前务工情况、当地政府创业扶持情况四个方面调查了湖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现状。结果显示: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较强烈,但基本属于自发行为,缺乏较好的规划和引导;政府在扶持方面以短期资金支持为主,缺少长效机制;大多数已创业的返乡农民工创业亏损情况较少,有利于大众创业工作的深入开展。     

北京市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留京意愿探讨

本文采用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在京农民工群体进行研究发现,新生代已成为绝对主体,其流动方式以核心家庭成员整体流动为主,而父母基本留在农村老家;在京居住时间的长期化加剧了利益诉求,群体内部的就业身份和经济收入差异明显.绝大多数农民工有较强烈在京长期居住意愿,年龄、居住时间、收入、就业身份、住房情况等变量对居住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建议通过细化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提升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