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商品博览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商品博览会在近代中国又称为商品赛会,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而采取的一种重要手段,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一部分,它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移植中国。晚清的商品博览会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在湖北首创。此后,沿江沿海一些大城巨镇亦纷纷设立商品赛会,其中最有声色的地方性商品赛会是1909年的武汉劝业奖进会,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则是清末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商品赛会。商品博览会对晚清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末朝野及来华传教士对涉外版权保护的认知与举措

及至近代,现代化的浪潮把整个世界推向了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历史新时期。面对救亡图存的时代主旋律,清末朝野之士汲汲于对旧法的改造和对西法的采用,由此西方版权思想引起清末朝野之士的关注,因而逐渐输入中国。是时,清末朝野及来华传教士以其各自的行动表达了他们对涉外版权保护的愿望和要求。     

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时期西方政治文化学说的传播

清末新政时期,译书的重点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对西方自然科学中应用科学为主的翻译,转向了以欧美特别是日文书籍中人文社会科学类著作的翻译,并且以政法、教育类书籍为主。这不仅反映了留日学生通过中译日文,传播西学,"寻医求药"以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更为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提供了先进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唤醒了大清帝国一批沉睡的臣民,激励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投身于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     

南洋劝业会与晚清社会发展

1910年南洋劝业会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博览会,它既是晚清社会趋新发展的结果,反过来也推动了晚清社会发展.南洋劝业会通过构建庞大而完整的筹备组织网络和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动员,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中西合璧的展馆建筑和注重社会趋新发展的展品征集体现了一种求新求发展的愿望.作为一项大型的社会公共活动,南洋劝业会不仅促进南京市政建设,而且拓展了社会公共活动空间,使晚清市民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培育和发展.此外,南洋劝业会所进行的展品审查给奖和品评研究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晚清苏州地方自治略论

地方自治是清末宪政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出台固然包含着清朝政府消解革命的潜在用心,却也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要求分享政治权利的愿望.由于20世纪初的苏州具备特殊的政治经济与人文条件,其地方自治活动领先于同一时期的其他中国城市.诸如成立自治筹办处与城厢自治公所及自治议事会、创设街区市民公社、筹办地方民意代表选举等等,每一项活动在苏州都进展得如火如荼.城市工商资产阶级的政治热情在活动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清末的苏州地方自治从总体上说虽达不到当时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水平,它在不少地方留下了旧社会的疤痕.但它毕竟在民权基本建设方面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在中国地方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熊希龄与清末博览会事业述论

熊希龄于1909年至1910年间在苏宁、东北担任晚清政府幕僚期间,积极从事博览会事业,是清末推动博览会事业发展的重要人物;其对博览会事业的热心不仅仅是受西方和日本实业经验的启发,还出于振兴中国实业、挽回国家利权等多方面的考虑,体现了他关心国运之难能可贵的品格。     

清末新知识分子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随着新知识分子从清末传统士大夫营垒中逐渐分化出来,他们对西方法文化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并从思想和行动上迈出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质性步伐。在清末法制现代化实践中,新知识分子显示了新的法律思想和被新的法律思想所武装的作用,体现了近代中国由封建法制向资本主义法制过渡的历史必然。     

中国近代看守所制度形成考

在历史和现实因素影响下,晚清司法界在继承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和借鉴日本及西方司法制度基础上设计了中国近代看守所制度.这一继承和借鉴不仅体现在看守所名称的由来,更体现在这一机构设立后所导致的中国司法体制运作方式的转变.清末该机构的设立和运作虽不理想,但它却标志着中国司法制度开始与西方司法制度接轨,并为近代中国废除不平等法权、推进司法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严复翻译会通思想的特征及贡献——以《社会通诠》为例

清末西学东渐运动推动了翻译活动的广泛开展,由于国运危难,当时的译者希望通过翻译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促进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因而翻译具有很强的文化功利性。严复所译的《社会通诠》体现了他运用中西批判、求实创新和集思广益的翻译会通思想,其翻译不但介绍了西方社会制度,而且提出了其对晚清社会制度改革的观点。     

近代“中国印象”在西方的演绎变迁——基于晚清世博会的影像考察

近代"中国印象"在西方由18世纪到20世纪的传播和转变,表现为从崇尚到歧视的翻转,体现了中国古老农耕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落差。本文以世博会上的晚清中国为考察线索,以影像中出现的"中国人""中国馆"和"中国展品"为观察对象进行系统梳理,回顾百年之前西方主流世界形塑近代中国、建立西方世界中的"中国印象"的过程,着力探讨西方世界看中国是如何由主观演绎到形象曲解、直至文化歧视的历程,审视近代"中国印象"在西方世界中的变迁轨迹。     

清末民初的戏剧布景批评

布景是舞台上的造型因素之一,是戏剧舞台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戏剧关系密切,不仅有助于剧情的体现,更对观众欣赏和演员表演产生较大影响。清末民初的批评家对新旧剧的布景运用往往分而论之,普遍反对旧剧使用布景,而充分肯定布景在新剧演出中的作用,并针对其运用不当之处提出积极建议。他们还通过译介西方相关著作或考察西方剧场,为当时中国戏剧舞台布景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案例。     

清末至五四时期汉字改革的现代性诉求

甲午战败后,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把国家的危亡与汉字的繁难联系起来.故清末至五四时期出现了变革汉字的呼声与实践,体现出汉字改革派对于启迪民智,培养具有现代素质的国民,输入西方现代文明,实现国家富强的现代性诉求.     

论沈家本涵化西方法文化修律的开拓与局限

文章探讨了沈家本清末修律的爱国主义理想目标和求实精神,涵化西方法文化的价值选择;论证了沈家本以情理主义、罪刑法定主义、法治主义为涵化西方法文化的联结点,熔铸人类法文化具有普遍性的法律精神,作为清末修律的理论武器。文章从清末修律保留皇室特权和封建伦理尊卑贵贱等级因素,指出沈家本未能汲收西方资产阶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和“个人本位”法律精神的局限。     

法是理与力的结合：再访法的概念

西方法学发展中始终存在“二元”的悖论,未能真正揭示法律的本质内涵。马克思主义创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一个科学、辩证、发展着的法律概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可以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的法律概念---法是“理”与“力”的结合。这个概念体现了法是实质性与形式性的统一体：“理”体现为法律必须承认事实和客观规律的作用,必须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人的价值追求（正义等）和愿望,必须吸收历史上有效的法律制度、技术和智慧;“力”体现为法与国家权力存在内在联系。     

古典传承与文艺复兴

一般而言,始自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500年之间的希腊和罗马文明及其影响所及的历史,皆可纳入西方古典文化的范畴。西方古典文化的存续形态、传承方式以及伴随着城市工商业发展而产生的文化消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生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方古典文化主要以自然遗迹、建筑遗迹、文本与图像资料等存续形态,通过宗教节庆、竞技赛会、戏剧演艺、著作出版、公民教育、公众演说、社交饮宴与洗浴等传承方式,经由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最终促发文艺复兴。     

清末宪政视野下的刑法变革——以平等为考察尺度

文章以清末宪政为背景,指出近现代民主制国家中民众的平等权利主要是通过宪法及其相关法律予以规定,并通过各项法定程序予以保障的,这也成为清末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奏折、谕令以及出台的各项具体法律文本中体现了维护皇权阶层、特权阶层的利益要求,但其为法制近代化所做的努力不容抹杀,不仅对于西方的主权在民、罪刑法定等思想有所体现,而且对于民权的勃兴起到了促进作用。其对我们羸弱的古老中国所起的积极作用直到现在仍然不能被忽视。而文章亦只是从刑法变革这个侧面,对当时礼法的妥协、异质文化的冲突等情境进行了展示和思考。     

论清末立宪思潮

清末立宪思潮是２０ 世纪初在中国大地兴起的一股强劲的思想潮流。关于立宪，清末思想界作了多方探讨， 其中包括宪政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宪政诸要素的基本内涵、实行宪政的程序步骤等等。清末立宪思潮是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与批判； 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道路上的一次跨越；它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进程     

论民国时期的民法思想

民国时期的民法思想是中国近现代民法思想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本文对民国时期的民法思想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体现了世界民法社会本位的新思潮;其继承清末变法修律的传统,凸显了西方民法理念与中国传统民事习惯进一步磨合的价值追求。     

现代化视角下的近代中国邮政述略

伴随着清末国内外环境出现的重大变化,清王朝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西方一些先进制度,其中包括西方近代的邮政制度。清末开始的邮政国有化的推行和管理邮政事务专门机构的出现,推动了中国邮政近代化进程。到民国时期,实现了邮政统一,并日臻完善。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非整合性及其对现代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形成的历史,也是社会文化由分裂而融汇—独尊的历史。因此,当宋儒融儒、释、道于一炉,以理学一统天下时,很容易被后人看成是儒家学说在文化整合中的胜利和传统文化整合的最后完成;当清末以来西方文化的传播和现代化进程的开展在中国受到阻碍时,激进的思想家们大多把对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寄寓于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整合性和儒家文化专制的痛加鞭笞及对多元文化的热切呼唤中。而稳健一些的学者,则刻意强调儒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