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魏六朝颂与赋的分合

赋、颂皆源自口诵文学,伴随中国文学言、文之变,由粘连而分离。两汉去古未远,赋、颂仍处于粘连状态,粘连方式有以颂属赋、以颂称赋、赋中称颂等。东汉征巡赋颂与汉大赋同中取异,其直陈颂主的思想倾向、颂事观德的行文方式乃颂体独立之先声,深受汉代《诗经》阐释的影响。六朝论家通过宗《诗·颂》、辨伪体、立范式,从理论上确立了颂体独立。宗经、重名既是他们分离赋、颂的主要依据,又在客观上造成了文学史的遮蔽与误读。     

论八言诗及其相关问题

八言诗汉代已有记载,西晋时佛经中有八言偈颂,北周庾信以八言制作乐府<角调恰氟>,其时的道教文献中也有协韵讽诵的八言歌幸.然而在唐、宋、元、明的诗歌中,却罕见全章的八言诗作.清代翟灏有意识地创作八言等长句诗,亦未获得发展.这些仅存的八言作品,透露出文学史上发展八言诗的契机和尝试.由于八言句易折腰为两个四言句,兼之其偶数字句式韵律呆板和"七言以去、伤于太缓"、不便记诵的长句体弱点,在创作与接受上被逐渐淘汰.因此,中、晚唐时期七言诗体武艺术成熟后,八言等长句诗并没有发展起来,句字递增的齐言诗体演进之路走到尽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长短句词体的勃兴.     

蔡邕碑颂对《尚书》典故、体式的运用及其风格特征——汉代文学与经学之关联管窥

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经学色彩,其与《尚书》更是有着密切关联。蔡邕本人不仅谙熟《尚书》,还与《尚书》传人有直接交往。其碑颂则大量运用《尚书》典故,且主要取自虞书。他在取典时遵循如下原则:典故与碑颂所言事象相契,所涉《尚书》政治角色与碑颂主人的官职相契,典故的取舍多与碑颂主人所治经典相契。对《尚书》典故的密集运用及体式因袭,使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尚书》风格。这正反映出汉代经学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     

南朝文人五言诗歌体式的走向与定位

南朝时期,五言诗的写作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人五言诗歌篇制在模拟、创新乐府歌诗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趋短之势,最终定位在了五言四句与五言八句两种最基本诗歌体式上,这也正是唐代五律最基本的诗歌体式。"吴声西曲"、"梁鼓角横吹曲"是南朝文人五言诗四句体式的最直接根源,而五言八句体式的普遍采用则出于南朝文人对诗歌体式更为自觉的审美思考。     

论汉魏六朝咏史诗的演变

咏史诗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 ,即诗人的主观情志和客观的历史事件或人物 ,两者的关系构成咏史诗的核心。汉魏六朝的咏史诗走向成熟的阶段 ,题材、主题丰富 ,咏史体例完善 ,积累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对唐及以后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二四六分明”的重新认识

“二四六分明”之说与唐人近体诗的创作实际相去甚远,通过对《全唐诗》中的近体诗的考察发现,五言近体诗只有第二字的平仄“分明”,第四字的平仄可以“不论”,七言近体诗只有第二、四字的平仄“分明”,第六字的平仄可以“不论”。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二四六分明”改为“二、四分明”。     

汉魏六朝的“赋末附诗”及其文体学意义

当赋体文学发展到东汉时,有些赋的末尾开始出现诗歌,在体制上属于赋的一部分,学界多以"赋末附诗"称之。纵观整个汉魏六朝,涉及赋作11篇,附诗18首。赋家在赋末附诗,主要是源于抒情言志的需要;同时,五七言诗的出现,也是重要因素。这一文学现象背后,暗含的是诗歌和辞赋之间相互承续、渗透和影响的复杂关系,故"赋末附诗"也为汉魏六朝的诗歌和辞赋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依据和视角。     

论汉魏六朝笔记小说的叙事风范

汉魏六朝是中国叙事传统发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基本事实是:由子、史传统衍生出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轶事小说),即笔记小说,表现出一系列与正史和辞赋有所不同的叙事风范.在注重文笔之辨的时代风气中,伴随着"谈助的名士化"和"传记的见闻化",笔记小说的叙述呈现出四个显著特征:不注重人物生平的完整性;大量采用限知叙事和存疑语气;风格简淡,有别于史家的庄重和辞赋的绚烂;而粗陈梗概,.删削细节,则意在回避现场感,与辞赋之致力于强化现场感迥异,也与并不完全排斥现场感的史家有所不同.     

华美的綦组:论辞赋的句式

辞赋是亦诗亦文之体.它的句式是在吸取先秦诗骚艺术经验基础上,由一批天才赋家渐次创造出来的.其字数以四言、六言、三言为基干,形式以对偶为主而骈散结合,既有散文的灵动之气,更有诗歌的整齐之美,摇曳多姿,美不胜收.这种优美的句式不仅是辞赋艺术性的重要体现,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有重要贡献,后世诗文有不少体式从辞赋中受到启发.     

论《列女传》中颂的性质

<列女传>每篇传记后都有一篇颂,形式为四言八句,极为整齐规律.经过逐篇与传记原文进行对照,可以发现颂的主体是叙事,是对所属传记的缩写.又对照史书中记载西汉宫廷内多有列女主题故事绘画的存在,且后代汉画像石中列女主题故事也附有介绍人物身份的文字说明.可以推断出<列女传>中的颂,极有可能是与<列女传>相配合图画的文字说明.图画与文字相配合,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劝诫君王及后宫的目的.     

从《俱舍论》看论部佛典的文体特征

论部佛典的文体特征主要表现为偈颂与长行交替的行文方式,采取名相分析与理论阐述的方法,以散文的形式对本颂中的句子或词语作出解释,并且频繁运用论议问答辩理方式,这些使得《俱舍论》等论典具有浓郁的思辩色彩。经由佛经翻译所导致的语言接触,使得论部佛典的篇章文体特点有可能对汉语某些文体产生一定的影响。     

论汉魏六朝志怪的预叙叙事

汉魏六朝志怪的预叙,最先源自以《左传》《国语》等为代表的史学叙事中的梦预,继而在谶纬神学、神仙思潮、佛教信仰的多重影响下,呈现出复杂多样、相融相摄的特色。预叙叙事对志怪小说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通过世代累积和文学演绎,形成“预验休咎”的故事类型,它既凸显出“神道设教”的传统内涵,又展示出佛道“自神其教”的叙事策略;而从根本意义上看,它表达出了人们探知命运和前途的生命渴望。     

论六朝方士的房中术

本文考证认为,彭祖道和五行之道皆为晋代房中术。本文从历史文献中勾稽了这两个派别的代表人物和经典,分析了其内容。并指出,六朝重要的房中术资料还有《养性篇》、《养性延命录》、《仙经》、《黄老玄示经》和《大清经》等。     

论汉魏六朝连珠体的演变与文学发展

古代文学中的连珠体肇兴于汉,陆机则完善了连珠体的体式,发展为连珠体“理要”的正格;南朝时由于当时文学风尚的影响,连珠体的写作呈现个性化与抒情化的特征,形成了多样化的“别格”。也就是说,连珠体的发展正好与汉魏六朝时期整个文学与文化的演变发展密切相关,故由连珠而论汉魏六朝文学,可以见微知著。隋唐及其后的连珠体无论在体制还是成就上都并没有超出六朝时期,又可见连珠体在汉魏六朝时期的独特性。     

论南朝宫廷宴集诗序的赋颂化倾向

宴集诗序的创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以颜延之和王融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为代表的南朝宫廷宴集诗序,是奉敕应制之作,具有政教化内容特征,深受颂赞、符命、封禅等歌颂性文体的影响,而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同时,这类作品继承了汉大赋润色鸿业、宣谕上德、雍容揄扬的价值取向和铺张扬摛的审美追求,在创作倾向和艺术方法上,也与汉大赋有不解之缘。     

论汉魏六朝碑文的功能拓展和形式新变

碑文在汉魏六朝时期得到极大发展,涉及的题材内容逐渐增多,应用范围逐步扩大,由树石埤岳、铭德勒勋,辐射到更多社会生活领域。墓碑文及其他杂碑文的大量出现,标志着碑文题材内容和应用功能的多元化。伴随着碑文功能的拓展,碑文的语体、篇章、风格等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无论是碑文的功能还是形式的发展变化,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有着密切关系。     

论中国话剧体式流变的几对范畴

本文认为 ,研究中国话剧的体式流变 ,应该特别注意多元与一元、主导与从属、规整与自由、外部制约与内部驱动、外来艺术影响与本土艺术传统、文本形式与演出形式等重要范畴 ;这些范畴的研究 ,既有利于对既往艺术经验的科学总结 ,更有利于当下话剧事业的健康发展。     

从风、雅、颂及其流变看诗乐关系的三个层面

中国古代的诗乐关系主要建立在三个层面上。国风及其流变属于第一个层面 ,其特征是 :以丰厚的民俗资源为依托 ,以乐府民歌、宋词、元曲、明清传奇等“可歌”之作为主要载体 ,内容偏于缘情 ;变雅及其流变属于第二个层面 ,其特征是 :以“贤人君子”的人文关怀为依托 ,以言志诗和旨在“达其情志”的古文为主体 ,不一定“可歌” ,但都注重“从声音证入” ;雅颂及其流变属于第三个层面 ,其特征是 :以国家的重大典礼为依托 ,以用于朝廷郊庙的乐章为主体 ,虽然“可歌” ,却旨在建立政教的威严 ,而与缘情无关。就狭义的中国古典诗而言 ,言志诗是正宗并且在数量上可能居于优势 ;就广义的中国古典诗而言 ,缘情诗是正宗并且在数量上明显居于优势。原因在于变雅和雅颂与政教对应 ,国风与民俗对应 ,而民俗总是比政教更具潜移默化的力量。     

人间与仙境：论汉魏六朝隐逸诗的意象归属

汉魏六朝时期隐逸诗的意象群,包括自然意象和神仙意象,构成隐逸诗人独特的隐逸世界,为后来隐逸诗歌的意象形态定下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