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征祥与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

陆征祥在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中的作用如何?史学界的评价毁誉不一。笔者认为,陆在和会期间的对日态度经过了一个由充满幻想→据理抗争→弃职卸责的曲折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导致了他在山东问题交涉的各个阶段作用不一,因而应当分阶段地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可简单笼统地一概而论。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略论清末民初两次儒家政治思想评判高潮

清末民初,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评判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维新派重在绍述,“以经论政”、“托古改制”是其最重要的手法,间有对儒学和孔子的批判,但不够急进;革命派重在批判,对孔子和儒学批判较维新派前进一大步,但并未形成大规模的批孔运动,并且在批判中仍有肯定和继承。     

春秋时代的一次“弭兵会”

公元前546年,我国历史上有过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这就是当时以晋、楚为主的十几个诸侯国家举行的“弭兵会”。那时正是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史记·周本纪》)。“政由方伯”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周室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力量后而产生的历史需要,另一方面又是当时一百多个诸侯国家间多年混战兼并的结果。“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服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这些大国兴起以后,互相争霸,     

“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孙中山译著《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述论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孙中山一生中惟一的一部译著.本文从孙中山翻译此书的动机、译著的性质与内容、译著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地位、对孙中山人生追求及思想行为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考察,认为孙中山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机缘,也是巧合,偶然之中又有一定的必然性;译著是救护培训的教材,翻译本书,第一次将红十字救护知识系统引进中国;作为“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孙中山译著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是值得肯定的,同时对中国红十字运动也产生深远影响;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可以说是孙中山对红十字博爱文化认知、认同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孙中山博爱思想不断丰富的过程.     

两次否定与“超越”

<正>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事物在否定之否定阶段会重复肯定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事物好象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事物不论怎样发展都离不开它的基础,发展不是通向一个无法预测的未来,而始终是在事物内部矛盾作用下的自我发展.事物发展的出发点,     

“钢琴王子”的两次机遇

上世纪80年代初,他出生于沈阳市的一个普通家庭。由于他喜欢钢琴,父亲毅然辞职举债带他来到北京,让他在靠近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一所小学借读,同时还跟随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位老师学习钢琴,目标直指中央音乐学院。     

清末第二次出洋考政与“预备立宪”对日本的模仿

清末“预备立宪”宣布前后,清廷两次派员出洋考察政治。对于第一次考政,学界已有所重视,而对于第二次考政,迄今尚无专论之文。笔者认为,如果说第一次考政推动清廷作出了“预备立宪”的决策,那么第二次考政,则进一步帮助清廷确立了“预备立宪”的模式,即日本明治宪政。因此,清末第二次出洋考政,与“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宪政的模仿关系密切,而这种模仿,又对“预备立宪”的进程和结果影响重大。本文即由此入手,初步作些具体研究。     

—本促进社会和谐的“民生账”

5月8日是世界红十字日，记者走进市红十字会，感受着这一年来我市各阶层对社会浓浓的爱。抗洪救灾、大病救助、博爱助学……一笔笔开支讲述了一个个美丽的故事。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思想的“两次飞跃”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思想的第一次飞跃,其标志就是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提出;第二次思想的飞跃则是从扩大研究范围、改进研究方法入手全面改造西方发展经济学,创建我国新型发展经济学。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始终是发展经济学不变的主题,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则是新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张培刚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六论",即"猴子变人论"、"历史幽灵论"、"多元经济中国——历史教科书论"、"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论"、"武汉小康论"和"牛肚子理论"等意蕴深远,对拓展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意义重大。     

和平队与肯尼迪政府的冷战战略

和平队是肯尼迪对第三世界国家“新边疆”外交的重要标志 ,它是肯尼迪冷战思维的产物 ,同时也是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的重要工具 ,它体现了肯尼迪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调整 ,在改变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和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价值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与第一次日内瓦会议

1954年召开的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认真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努力调和各方立场,通过出色的、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为推动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打破了美国使会议无果而终的企图。这次会议不仅使印度支那和平得以实现,缓和了东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也使中国南部边境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中国代表团还抓住机会,积极展开灵活的外交活动,使中英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和改善,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关系,并打开了日后长达十几年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大门,使中美两国有了一个直接的正式沟通渠道。日内瓦会议的成功是中国现实主义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它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正义的和平如何可能?--康德《永久和平论》与罗尔斯《万民法》的批判性解读

本文从政治伦理的视角对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罗尔斯的《万民法》这两篇重要的文本作了批评性的解读和比较,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即,只有平等的人权真正优先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人类世界之正义的和平才有可能。就此而言,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虽然过于理想化,却比罗尔斯的《万民法》更具有普世意义,因为后者对自由国家甚至是自由政体的过度偏执,妨碍了其对民族文化差异与国家政治差异的宽容。尽管罗尔斯本人宣称《万民法》仍然遵循着《永久和平论》的思想理路,实际上却是康德立场的退却。     

战后中间势力的崛起与分化

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政治力量 ,由分散而趋于整合 ,形成松散的政治同盟——中间势力 ,崛起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参与调停内战为标志 ,中间势力步入政治核心层面 ,对中国政治格局的走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为其政治追求与政治现实的严重脱节 ,随着时局的发展 ,以制宪国民大会为分水岭 ,中间势力最终发生分化 :一部分沦为国民党的附庸 ,大部分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其和平民主建国的构想得以实现。     

"嘉祐之治"问题探论

"嘉祐之治"之提法是在北宋后期废新法复旧政的背景下出现的。南宋及以后朝代士大夫对"嘉祐之治"亦屡作称颂。笔者认为后人对"嘉祐之治"之称述并非毫无根据。仁宗嘉祐时期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却在短时期内表现为社会安定、人才之盛、政治清明诸景象,是两宋政治的最好时期。此问题向不为宋史研究者所注意,缘于研究者对变法问题之态度。学者们多以为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社会存在诸多问题,而忽视或不愿承认在短期内出现过良好政治局面之事实。     

康德《永久和平论》与当代国际法律秩序的构建及困境

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对当代国家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关于＂自由国家之联盟＂的构想上,这成为了联合国的理论基础。康德是联合国制度的理论创始人,康德是当代国际法律秩序的重要思想奠基者。＂自由国家的联盟＂是康德永久和平论的核心思想和制度设计之所在。联合国成立后,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但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康德设计的＂永久和平＂似乎没有完全实现。我国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有必要对西方先哲所设计的＂永久和平＂进行思考。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在目标上是理想主义的,但具有策略上的现实主义安排,现实主义的策略安排的一个困境就是战争依然存在。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一直把遵义会议作为“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或“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重要标志。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有一个过程的,是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和毛泽东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拥有的政治资源,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层愈来愈具有了影响地位。1935年8月19日,组织上正式确认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二战后波兰东西边界的划分

波兰地处德意志和俄罗斯中间,特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了其疆界变迁频繁.1918年波兰独立后,波兰的东西边界成为巴黎和会讨论问题的中心之一.此后确立的建立在苏德两国对波兰战败的基础上的波兰东西边界令两国耿耿于怀.1939处,苏德瓜分波兰,波兰从欧洲政治地图上消失.在雅尔塔会议上,在没有波兰代表参与的情况下,苏美英三大国初步商定了波兰东部的边界.波茨坦会议上,苏美英三大国商定了波兰的西部边界,并提出以民族自决的原则来解决波兰与苏德的边界问题.战后波兰东西边界的确定,改变了东欧几百年的历史.在随后的冷战氛围中,领土纠纷再次播下了民族不和的种子.     

“五个不搞”:人民政协职能的根本界限

当前,在人民政协职能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模糊认识,没有划清其中的一些明确界限。在能然、应然、实然的统一中,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界限应当是吴邦国提出的五个不搞。坚持五个不搞,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工作必须秉持的根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