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集体出洋之比较:晚清官员走向世界的轨迹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清政府官员曾经三次大规模集体出洋:第一次是1868年的蒲安臣使团。这是由外国人率领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第二次是1887年的海外游历使。这是清政府第一次通过考试选拔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游历使团。第三次是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遣王公大臣集体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这相隔各二十年左右的三次晚清官员集体出洋,可以看到他们走向世界的发展轨迹:从在洋人带领下走出国门,到中国人独立周游世界;从选拔中下级官员海外游历,到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从泛泛调查异国风情,到重点考察外国政治;从回国后默默无闻几乎被历史遗忘,到推动立宪国策发挥重要作用,反映出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艰难历程中一步一步地前进,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登上世界外交舞台。但同时也暴露了清王朝的衰败和腐朽,终究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以夷制夷”外交和“门户开放”政策——兼论现代中美关系

19世纪后30年间,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执行“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美国则在1899年和1900年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反映了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中国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国际关系;它对半殖民地中国有着深刻影响。     

晚清政府外交立法与最高决策权的演变

晚清十年,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之下进行的与外交相关的立法,推进了近代中国的外交最高权力划分的法制化进程:谕旨设立的"新政"统汇之区"督办政务处,开始全面参与最高的外交决策,并进而形成了皇权之下的军机处、督办政务处二元外交决策机制;《钦定宪法大纲》则第一次明确的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皇帝的外交权力范围;《资政院院章》规定了资政院对外交事件的"议决"权,《内阁官制》下的外交行政权表现为皇帝主持下的内阁总理大臣与外务大臣的权力平衡,《弼德院官制》则赋予弼德院对外交事件的顾问权;《十九信条》则最终把外交决策权交给了国会。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中的米谷转运出口谈判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谈判是清末清政府积极修约实践的重要事件.这次修约涉及中英关系的诸多方面,并对晚清中外关系的整体格局有所影响.在这次谈判中,有关外人参与中国口岸米谷转运出口的问题,成为修约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英双方几经会谈,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该条约使清朝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利,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对外人权益进行限制的目的.在这次议修商约谈判实践中,充分显示出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其在外交上维护自身利权的意识逐渐加强.在清政府积极修约态度的变化之中,还可以看出其中对外交涉与内政变化的密切关联,外交观念的转变中有对外国势力逼迫下政治经济主权利益的切实诉求.这种努力虽然不能改变屈从列强的大格局,但却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清末政府外交中值得注意的动向.光绪末年显露的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成为国人外交观念转变之趋向.     

1868—1869年《中英新修条约》谈判评述

18 68— 1 869年的中英修约交涉活动 ,双方通过相对对等的谈判订立了“有予有求”的《中英新修条约》。尽管这一条约最终没有被英国政府批准 ,但此次活动仍不失为清政府利用外交手段维护国家利权的初步尝试 ,尤其为准备修约交涉而遣使出国的举措 ,更进一步促动了中国外交意识的觉醒及与国际社会外交接轨步伐的加快     

早期驻外使节与晚清侨务政策

互派常驻使节本是近代国与国交往中的正常现象。但是 ,1876年以前 (尤其是鸦片战争前 ) ,清政府在中外关系上奉行所谓天朝体制 ,这与建立在近代国际观念基础上的互派常驻使节制度格格不入。19世纪中叶以后 ,清王朝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一次次无情地打击下 ,昔日天朝上国传统的朝贡制度已日趋瓦解 ,清政府不得不重新选择一种新的外交制度。历经艰难曲折 ,伴随着屈辱和痛苦 ,到 19世纪 70年代中叶 ,中外关系终于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1877年 1月 ,清廷第一个驻外使馆在英国伦敦创设 ,郭嵩焘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通过我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我市统一战线的同志认识到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沈回了百余年的民族耻辱，只有在并力党担导7的社会主义中目才定实现．大家在回顾历史时说，旧中国曾经有过四次收回香港的机会，都因当时政府的成败无能而失败了．第一次是在1919年巴拉和会上，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指出英国在香港“无继续存在之充分理由”，但这一正当要求被英法等殖民大国拒绝．第二次是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再次强烈要求列强放弃在华租界特权，英国在强大压力下，只同意归还胶东半岛的威海卫，拒…     

经世致用与中国近代外交观念的产生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外交观念和方略都开始出现一系列变化，清政府逐步地以西方近代外交原则来指导清政府的外交实践。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门从事外交事务，1864年翻译出版了《万国公法》，1873年清政府首次接见外国外交官，1875年首次向外国派驻外文使团，由此逐渐实现近代外文的转型。近些年来，对于中国近代外交观念的变化，已有人开始关注①，遗憾的是，对于这一变化过程，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学界尚未进行深入的探讨。这里，笔者不揣冒昧，试图对晚清外交思想观念的演变过程作些探讨，以求就教于方家。     

近代国民外交视角下的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

从近代国民外交角度来看,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第一次体现了近代国民外交的新理念,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也是一次由商会主导的重大的国民外交。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国民外交具体体现为以上海商务总会为首的商人团体的直接外交参与,以及广大国民的间接外交支持。从总体上说,抵制美货运动中的国民外交是以为政府外交之后援的,显得相对比较温和。     

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后中英关于“赔款问题”的交涉

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后中英关于“赔款问题”的交涉,是双方重订“拉萨条约”和谈判《中英藏印通商章程》中的焦点问题之一。英方将缴清赔款作为“撤军”条件,企图把赔款期限拖至25年,从而攫取25年的驻军权利。中方经过激烈的外交斗争,最终争取到了由清政府承担赔款,分三年三期缴清赔款后,英国撤走驻亚东英军的结果。清政府与英国交涉“赔款问题”的过程虽然曲折,但所取得的结果,对抵制侵略,维护主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论《旧金山对日和约》与战后台海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适应全球战略需要,美国不断调整其对台政策。《旧金山对日和约》是美国构建西太平洋防御线、在东亚实行冷战的重要步骤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了远东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美国因此加快了对日媾和的步伐。虽然台湾当局进行了不懈的“外交”努力,新中国政府对和约草案不断提出抗议,但中国仍被排除在和会之外,台湾的法律地位“未定论”也最终被限定在对日和约中,这对战后台海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朝驻日使臣的派遣和领事裁判权的行使

1871年签署的《日清修好条规》中虽明确规定清政府可派遣驻日使臣,但由于清政府经费的限制和人才的不足,直到1877年才得以实现清驻日使臣的派遣,这给在日华人的生活带来了重大变化。领事裁判权的行使,使他们受到本国法律的保护。清朝领事利用领事裁判权,在维护中国人权益的同时,也有效地维持了社会秩序。清朝驻日使臣在保护在日华人的利益、创造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促使在日华人的经济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的中外条约关系论析

鸦片战争时期建立的中外条约关系,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南京政府建立后,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继续发展,逐步取得实质性成果,迄至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废约目标最终得以基本实现。抗战时期,中外条约关系由不平等到基本平等的根本性变化,是中华民族反对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伟大斗争的重大成果,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学术界有关战时外交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对该时期条约关系尚无专题论述。对此作一全面探讨,不仅可深入了解该时期条约关系变化的全貌,且对于深化抗战史研究,以及认识近代中外关系演变的规律,亦不无裨助。     

十九世纪中后期清政府对帕米尔的政策

19世纪中后期 ,英俄在中亚的角逐进入巅峰 ,帕米尔成为英俄争夺的焦点之一。 1 878年清政府收复新疆后 ,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在帕米尔地区的防务。但由于清政府对帕米尔政策的失误 ,导致英俄 1 895年抛开清政府单方面签订条约 ,划分双方在帕米尔的势力范围。     

略论中国近代警察教育制度及影响

清末早期改良派是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奠基人,他们把国外先进的警察教育制度引进中国。在清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教育机构创设、章程制定及教育实施等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终于形成了中国近代警察教育制度,培养了第一批近代职业化的中国早期警务人员。近代中国警察教育制度对现、当代中国警察教育培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曾国藩集团的“北援筹议”述论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之际,清廷多方调援,亦涉及湘军。曾国藩奏陈免让谕旨饬派的鲍超部北上,而请从他和胡林翼中间派一人率军赴援。在此前后,湘系要员们认真筹议聚谋。尽管因形势变化湘军北援终归未果,但筹议中反映出他们对“北援”及相关之事的态度和应对方策,颇值注意。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媾和后美军驻日”问题

二战后,对美协调外交政策重新主导日本对外政策舞台,日本政府在美国对目的单独占领体制下的外交上表现出很强的倾美性。随着美苏冷战的兴起,日本政府采取现实主义外交策略,权衡利弊,利用国际冷战对抗资源,主动提出了依靠媾和后美军继续驻目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1947年9月13日《芦田备忘录》的出台,标志着日本政府的以“媾和后美军驻日”为核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正式形成。     

八旗贵胄的没落——清代旗人经济状况研究

在清朝,旗人超越了民族的界限,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清初朝廷为了保证旗人的生计,从各方面给予特殊的政策。分拨大量的土地,发放丰厚的兵饷和各种福利,以维持其独尊地位。但在清中期,旗人却因多种原因,出现了严重的生计问题,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证。为了帮助旗人解决生计问题,清政府采取了鼓励旗人参加科举,增加旗人兵额,帮助旗人回赎土地和支持旗人从事农业生产等措施,但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     

1909-1910年湘鄂米禁研究

晚清湖北向赖湘米接济，其救灾颇倚重湖南。1909-1910年两省同遭灾殃，湖南拟采用限制性米禁政策，兼济湘鄂民食，然而，遭到列强的抵制。在中外交涉过程中，清政府在条约范围内循规蹈矩，惧外欺内；湖北无视湖南同样灾重乏粮的事实，落井下石。湖南在内外夹击下，难以及时禁米出境，最终酿成湘鄂米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