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社会心理的历史、文化分析

本文从闽台在历史上都曾是移民社会这一特定背景出发 ,指出在闽台移民社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移民的“原乡”和“本土”认同、移民的拓殖性格、移民的社会组合方式 ,以及闽台的特殊历史遭遇和现代化发展等 ,是闽台特殊社会心理形成的历史、文化根源 ;这些主要由历史、文化积淀而来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心态 ,对当前现实仍然潜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通过对闽台社会心理的历史、文化分析 ,是进一步深入认识闽台社会 ,把握社会行为的一项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     

试论周恩来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根据笔者的研究，中国知青运动分为性质不同的三个阶段：1955—1966年为移民垦荒。加强农业、缓解城镇就业压力阶段；1967一1976年为极左路线肆虐、上山下乡演变为政治性大运动阶段；1977—1980年为知青政策大调整直至“消亡”阶段。周恩来在知青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当然是表现在前两个阶段。一、周恩来思想和“文革”前的上山下乡1955年，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到北大荒垦边，在全国城镇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拉开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从1960年开始，上山下乡运动纳入了国家计划，有步骤、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周恩来与上山下乡运动…     

农民问题与社会和谐

“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走向社会和谐的关键。鉴于在农民问题上还存在着诸多不和谐因素,因此,政府在农民问题上的制度安排、城市对农民的政策与心态调整、农民文化技术素质的提高和心理素质的适应是构建和谐的当务之急。     

广西托派初探

广西托派初探陈新建中国的托派问题，是中共党史和现代革命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而广西的托派组织及其活动问题，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曾被极“左”思想错误地认为与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有着牵连，以致造成了不少的历史冤案，在党内和革命队伍...     

从分治到融合:近50年来我国劳动力移民制度的演变及其影响

建国以来我国实施的城乡分治的移民管制制度不仅人为地将同为国家公民的人口划分为不同身份和地位的“农民”和“市民”两大群体 ,而且也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的移民和农民市民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这种城乡分治的制度开始逐步走向融合 ,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移民 ,这些劳动力移民已经在社会意义上构成了城市的新移民群体 ,并将对整个城乡社会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     

从文化视角看中国“入世”

中国入世之难与长期的“富人俱乐部”论不无关系,“入世”对中国具有巨大的历史象征性。国人应在中共共“十六大”精神指引下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全球化趋势,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儒家文化并不矛盾。     

美国的“新移民”与文化测验——兼评本世纪初期美国学术界限制“新移民”入境的论点

美国的移民是人类历史上一大奇观。几个世纪以来,浩浩荡荡的人流——四千五万百人——从四面八方跨洲越洋来到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吸引了数目这样众多、民族(或种族)这样庞杂的外来移民。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但绝大多数来自欧洲。1880年以前,来自西欧和北欧备国的移民——美国人称他们为“老移民”——占压倒多数;但从1880年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来自东欧和南欧各国的移民——即美国人     

义和团运行中所反映的农民阶段的局限性

１９世纪末，在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瓜分危机、中华民族遭受深重灾难之时，中国农民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领导了一场可歌可泣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特殊的历史时代，使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动者面对着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义和团本身的难解之惑，也使人们对这个特殊时代爆发的这场特殊农民运动的认识和评价莫衷一是。一、在民族危亡中奋起，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陷于迷茫长期闭关锁国并以“天朝大国”自诩的清政府，在国门被西方强国的坚船利炮冲开之后，才发现一向被它称为“蛮荒之人”“夷狄之邦”的西方…     

来稿摘登

●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析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刘胜利指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在探索和实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民主”过程中,毛泽东首先提出了“民主”,并以人民为本位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探索,特别是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解决了人民当家做主的问题。邓小平则认为民主不仅是手段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价     

北宋初年山西向外移民考

北宋初年山西向外移民考安介生谈到历史上山西地区的向外大移民，人们自然就联想到明朝初年以“洪洞大槐树”为标志的山西居民的外迁。其实历史上山西地区人口迁移活动相当频繁复杂，就人口迁出而言，北魏孝文帝改制迁都实际上导致了一场山西北部（主要是雁北地区）人口大...     

北朝《李骞墓志》考释

李骞是北朝赵郡李氏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李骞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生平以及赵郡李氏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新史料。结合墓志和相关史料可知,李骞原名希义,字景让,后改名骞,再改字希义;李骞家族原来聚居平棘,后来迁居柏仁;李骞庶长兄长钧未被记入《李骞墓志》,李骞长女宝信当为高延宗妃;李骞生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卒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公元549年）,曾在北魏和东魏担任多种官职;《李骞墓志》出土于河北省赞皇县。     

试析宋代农业经济繁荣的原因

宋代农业经济的繁荣与人口、垦荒和农田水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宋代人口的增长十分迅速,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农户垦荒热情高涨,使农田面积大大增加;而南北各地水利设施的兴建则保障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在人口、垦田和农田水利等三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宋代的农业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新农合建设效果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内蒙古地区为例

内蒙古自治区是五百多万少数民族聚居地,更是蒙古族最大的聚居地,研究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新农合从2004年试点到2009年初步建立以来的建设效果,分析制约发展的影响因素,是巩固和发展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新农合的关键。     

统筹城乡金融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关于加快农村金融发展的调查报告

在通过对冀晋蒙三省区36个县城乡金融发展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当前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并分析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并为解决农村金融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示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来加快农村金融发展的建议。     

太阳花——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模式研究

从国家战略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事关文化自信与国家认同,因此无论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如何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怎样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是我们需要长期研究解决的问题。太阳花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文化内涵的挖掘、“走出去”、多方位整合、打造产业共同体和建立扶贫车间等方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旅结合的市场化发展提供了新模式和新路径,值得借鉴,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内蒙古自治区排球一级裁判员基本情况调查研究

本文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实际情况就内蒙古自治区排球一级裁判员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为今后内蒙古自治区排球裁判的培养和提高提出建议与参考,为内蒙古排球运动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现代化视域下近代内蒙古社会的变迁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地处北疆的内蒙古社会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形势。日俄势力的渗透和挑唆,加深了内蒙古地区的危机;社会的动荡不安,加深了内蒙古的落后局面;汉族移民大规模迁入内蒙古地区,使内蒙古由蒙古族游牧社会逐渐向蒙汉杂居、农牧并存的多元化社会转变。在清朝推行"新政"的形势下,为振兴蒙古族、救亡图存,内蒙古地区也开展了图强新政,开启了内蒙古的现代化之路。     

以《庸报》为中心浅谈日本与伪蒙疆政权的关系

《庸报》制造1937年德王访问伪满洲国的假新闻,意在借其威望使蒙古族民众接受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否认内蒙古“独立建国”;代表关东军的利益,《庸报》大肆渲染蒙疆地区的特殊性。直至汪伪政权成立后,伪蒙疆政权仍是表面隶属而实际高度“自治”的特殊政权;日本假借《庸报》,以宣传吴鹤龄赴日睦邻为借口,将吴氏长期驱逐至日本,深刻揭示出日本的统治方式及对伪蒙疆政权人事的掌控;《庸报》对日本驻蒙兵团只字不提,目的在于掩盖其武力殖民统治内蒙古地区的真相。     

说“军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

“军吏”涵义在先秦时指军队中除士兵之外的各级军官,战国时期层级有所下移,指将军以下的中下级军官。汉代以校尉为将军与军吏的分界线,此外幕府中的各色吏员亦属“军吏”范畴。魏晋南北朝沿袭汉制,也以将领所辖中下级军官和军府属吏为“军吏”,不过,“军吏”与将军并非截然划分,而具有一定的相对性。由于“军吏”范围宽泛,其上下层之地位亦相去悬远。吴简中的“军吏”属于军中下层吏员。他们与其他“吏民”一样被编入基层户籍,在经济上与其他编户齐民一样都有“名田”的权利和赋徭的义务,在政治上同样都有赐爵的权利。“军吏”在吴简中的六种“吏民”中,其待遇、地位等同或略高于普通农民和“卒”,而低于“士”、“复民”和“吏”。吴简中的“军吏”与刘宋时期始兴郡“大田武吏”无必然联系,后者是地方武装性质的“兵”而非“吏”。     

古北岳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大量史书记载和碑刻均证明,位于河北省唐县、阜平、涞源交界的大茂山就是古北岳恒山;而在汉至清初的一千五百年间,国家祭祀北岳恒山的活动一直在曲阳县的北岳庙。因此,古北岳具有一定的重要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