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旅蒙商初探

旅蒙商是清代以后才出现的,他们携带商品,深入草原与牧民进行随营买卖,即所说的行商;或在草原城镇开设店铺,经营货物批发零售,即所说的坐商。 一、旅蒙商的兴起 清廷定鼎中原以后,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南征北讨,蒙古、西藏、南疆尽入版图,成为大清帝国的藩部。少数民族与汉族、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得到空前的加强。大统一为商业的发展与繁荣,也为旅蒙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蒙古贵族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对汉回商人进入草地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民国初年归化城牲畜长途贩运研究——以天义德商号信稿为中心

清代民国时期旅蒙商曾在归化城开设天义德商号,留有民国5年(1916年)11封书信。书信显示天义德号所从事的是归化城与乌里雅苏台之间的牲畜长途贩运,同时也经营砖茶和日用杂货。天义德商号的牲畜经营是旅蒙商在蒙古地区从事牲畜长途贩运的典型代表。该商号在牲畜的采购、运输、销售上有成熟的经营方式。但是商号经营业务固定,在民国初年...     

清末民初晋商由盛转衰原因探讨——以包头地区的旅蒙商为个案

晋商兴起于明清时期,纵横商界约500年,至清末民初由盛转衰,是什么原因导致晋商由盛转衰,最终一蹶不振而淡出历史舞台?晋商中的劲旅——旅蒙商的兴衰就是很典型的个案。清末民初包头地区旅蒙商所遭受的外商剥削、土匪掠夺、苛捐杂税压榨和官办银行的排挤等,在当时具有典型性。包头地区的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晋商由盛转衰的原因。     

清代海拉尔旅蒙商“八大家”考释

在清代呼伦贝尔商业发展史上,海拉尔“八大家”之说最为著名也广为流传,但有关“八大家”的真实性、具体名称等都存在较大的争议。海拉“八大家”之说是旅蒙商进入海拉尔的历史事实与一些民间传说耦合而成的,与多伦诺尔“八大家”之说有密切联系,且原型为清初张家口的“皇商八大家”。另外,海拉尔“八大家”中的一些商号的具体情况也是能够考证清楚的。     

清代内蒙古西部草原集镇——乌镇商贸探究

乌镇位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德令山镇境内,是清代内蒙古西部草原丝茶驼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通往库伦、土谢图汗部及三音诺彦汗部等地商贸中转的重要集镇之一。乌镇约于清代道光时期兴起,咸丰年间旅蒙贸易达到兴盛,光绪至民国9年(1920年)为鼎盛时期。乌镇不但是归化城、包头镇及内地糖茶布匹日用百货商品的中转枢纽,也是包头旅蒙商对外贸易的重要转运集散地。光绪年间,镇内已有资金雄厚的十八家大字号和三十多家中小商号,共计五十余家。这种丝茶驼路上发展起来的边贸集镇,为内蒙古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清代喇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特权及其衰落

<正> 清代,喇嘛教(亦作藏传佛教)在我国蒙古族地区长期传播并受到清王朝特别是康乾时期最高统治者扶植的结果,形成了许多特权。当着这种特权后来直接威胁到清廷统治阶级的利益的时候,清王朝又不得不对喇嘛教采取一些限制政策,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清代末年,喇嘛教在我国蒙古族地区终于走向衰落。 尽管这样,喇嘛教对蒙古族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走西口”移民在推动包头城市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包头市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清朝至民国年间,以旅蒙商为主体的＂走西口＂移民大潮直接推动了包头旧城的形成;促进包头商业和金融业的兴盛、土地关系的变化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使包头成为＂皮毛一动百业兴＂的商业城市。     

解读晋商的新视角——读李永福新著《另眼看晋商》

太原理工大学教授李永福先生在其新著《另眼看晋商》一书的《绪论》中说：“受史料和实体资源的限定，从事晋商研究的专家学者重点聚焦晋中地域，清代前中期有旅蒙商的崛起，晚清则是享誉海内外的票号业。他们的学术成果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一般民众的认知和判断。固化民众印象的还有当地政府对实体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借助现代传媒的强势推介。尤其是‘晋商故里’的文化定位，种种因素作用下，晋中商人的形象被人为地拔高。本书旨在扭转世俗的误解，即一般民众不明就里简单将晋中商人等同于晋商的错误趋向，同时为山西别地商帮正名，尤其要厘清清代中后期他们各自的发展现状，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还有矫正学术趋向的良苦用心。而所有这一切皆服务于新晋商的发展战略。”     

清代对蒙古地区实行的票照制度法律法规初探

清代蒙古票照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对出入蒙地人员进行有效管理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实施封禁政策的产物.它在法律上有详细的规定,是清代封禁政策在法律上的具体表达.它的推行对强化蒙古地区的控制,阻止汉人大规模流入蒙地产生过重要作用.     

清代蒙古地区人口买卖的罪与罚——以土默特司法档案为中心

清代蒙古地区买卖人口的违法犯罪行为较为猖獗，对边疆地区的社会危害尤为重大，不利于边疆人口的管理，也会造成社会动荡，因此打击人口买卖、保护妇女儿童对于当时的人口管理和社会稳定十分重要。从清代归化城土默特档案入手，解剖“蒙人布木伯尔等拐卖人口”这一典型案例，梳理清代土默特有关人口买卖的36份司法档案，可以较为完整地还原清代蒙古地区买卖人口犯罪与刑罚的基本特征。从中央与边疆部族的关系考察，也体现了中央法与地方法、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理藩院则例》中央法与《蒙古律例》地方法的内容互相尊重，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与蒙古地区的制衡关系和清政府治理边疆蒙古地区的政策与谋略。清代土默特档案中司法判决的相关内容显示出蒙古地区逐渐认同中央《大清律例》的趋势，也体现出其严惩买卖人口行为的立法态度和相应减轻处罚的司法实践操作。这种法律表达与司法实践的背离现象，充分展示了清代统治者在制定、执行法律时，既能坚守中华法系传统，又能灵活应对社会变迁的务实态度。     

车王府曲本子弟书评述

“车王府曲本”指的是清代北京车王府内收藏的一批曲本,包括戏曲、杂曲、鼓词、子弟书等。“车王”全称李登巴咱尔王,清代喀尔喀蒙古赛因诺颜部人,成吉思汗直系子孙。明清之际,我国西北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     

清代对蒙古的喇嘛教政策

清代二百多年对蒙古族的统治,以喇嘛教对蒙古的影响最为深刻。这种影响,远远超过元、明时代。清代不仅使喇嘛教盛行于蒙古,而且渗透到蒙古族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并进而起到支配的作用。因此,清代的喇嘛教政策,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清朝入关前的喇嘛教政策 清朝入关前,喇嘛教已由蒙古传入满州。据辽阳莲花寺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记载:1616年(天命元年)前后,西藏僧斡禄打儿罕囊素法师“不惮跋涉,东历蒙古诸部,阐扬圣教”。清太祖努儿哈赤为了利用喇嘛教笼络蒙古诸部,对于法师“敬谨尊师,倍加供给”,1621年(天命六年)8月法师死去,太祖为他修建宝塔。皇太极即位后,蒙古归附日众,他继续采取优礼喇嘛教的政策。对于前来的西藏喇嘛,如卫征囊素喇嘛,巩格林臣喇嘛等,均“赐宴赏赉有差”。1634年(天聪八年),皇太极平定了林丹     

八旗蒙古科举初探

清代,满族统治者建立了清王朝,它的重要同盟者八旗蒙古集团也获得了高于其它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这一地位体现在八旗蒙古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由地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得较多的优待即是其中之一。 八旗蒙古的科举史既是清史和蒙古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科举制度史上独具特色的课题。长期以来,学者们在论及清史或蒙古史时对这一问题每有涉及,但集中的研究尚未见到。本文拟就对“八旗蒙古与清代文科考试”这一问题作一番探讨,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清朝对“蒙古例”、《理藩院则例》的制定与修订

清朝对“蒙古例”、《理藩院则例》的制定与修订徐晓光，陈光国清代，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进入鼎盛时期。从清太宗皇太极开始到乾隆时期，请政府为对蒙古进行有效的控制，颁布了大量的“蒙古例”，并先后制定了专门适用蒙古地区的单行法规《盛京定例》、《蒙古律书》和《...     

清代蒙古封建人身隶属制度初探

本文认为清代蒙古社会的封建人身隶属制度,是古代蒙古社会人身隶属制度的延续和发展。由于租典、雇佣关系的出现和汉族商人到蒙古地区经商,促进了当时蒙古地区的农业和商业的发展;苏鲁克制度和雇工加速了蒙古社会封建人身隶属制度的解体。     

清代蒙古盟旗制度的来源和性质

清代的蒙古盟旗制度,是清朝中央政府统治蒙古游牧部落的封建制度。达一制度仿自满洲八旗,形成于清帝国建立以后。二者虽然形式上相同,但本质上根本不同。清朝统治阶级在征服蒙古各部以后,推行盟旗制度,一方面对加强和巩固清朝的统一,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成为清朝统治阶级驾驭与压迫蒙古民族的工具。现据中外史籍记载,对盟旗制度作初步研究。     

撒满“珍珠”的草原——读史漫笔

清代,清朝统治者与蒙古贵族世代缔姻,结成联盟,大批皇室的妙龄少女,都肩负着清朝皇帝赋予的怀柔蒙古.安定朔漠,“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①的政治使命,奔赴嫩江流域,土拉河畔,阿尔泰山山麓,贺兰山下……,为清代北疆的统一贡献了青春和生命.她们是清代满蒙两族友好的花环,也是清朝皇帝撒到草原的一颗颗灿烂的明珠.     

清代厄鲁特蒙古的一份“祭地书”

清代称之为“厄鲁特蒙古”的,是我国古老蒙古族的一支。又称为“漠西蒙古”或简称“两蒙古”。元代称它为“斡亦刺”“或“斡亦刺惕”(蒙古语为“森林之人”或“林木中百姓”之意)明代称它为“瓦刺”。清代称它为“厄鲁特”、“额鲁特”或“卫拉特”。这些不同的称呼,都是由“Oirat”一词,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史籍中汉译音转而来。明末清初(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厄鲁特蒙古分为四大部,他们是:游牧于     

从判例看嘉道时期蒙古西部的民族交流

清代嘉道时期汉族移民不断迁入蒙古西部阿拉善地区,蒙汉交流愈益频繁,双方在土地垦殖、商业贸易、借贷等多个领域的民事纠纷不断增多,从留存下来的判例可以看出,嘉道年间,蒙古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已悄悄发生转型。     

定居游牧、草原景观与东蒙社会政治的构建(1950-1980)

清代蒙人的定居游牧只是局部存在,并没有对整个蒙古社会构成影响。从1950年到1980年期间,我国政府推广定居游牧,使蒙古基层社会发生了极大改变。伴随着许多固定建筑物和设施的建设,定居游牧导致了人与畜的相对固定,而人畜固定则为政权网络向下延伸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在清代的蒙旗制度体系中,旗的政权功能简单,基层几乎不存在权力空间;在定居游牧下,苏木政权具有了权力的空间和复杂化的功能。与此同时,蒙古人民的草原利用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从任意游牧,被动地适应草原生态,过渡到人为地改造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