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历史嬗变

中国具有民间色彩的慈善组织出现于东汉明帝佛教传入之时,宋朝开始出现了脱离佛教教团的纯民间性的慈善事业。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民间慈善事业定型并且最为发达的时代,而晚清时期出现的义赈组织则代表了中国近代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趋势,它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综合作用的产物,具有二者的鲜明特征。中国传统与现代社会中的民间慈善组织具有政治性与民间性的内涵。     

论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在不同时代交替改变力量对比的互动关系。政府是慈善组织合法性的评判者,它监督管理、鼓励扶持慈善组织的活动;慈善组织并非消极被动地受政府干预及控制,它主动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修改及监督、评估过程,并争取自己发展的最大空间。     

论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在不同时代交替改变、力量对比的互动关系,政府是慈善组织合法性的评判者,它监督管理、鼓励扶持慈善组织的活动.慈善组织并非消极被动地受政府干预及控制,它主动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修改及监督、评估过程,并争取自己发展的最大空间.文章详细讨论了二者在互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略论民间慈善组织比较研究的基础和思路

发达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民间慈善组织在生成机制、运作逻辑、社会效率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既肯定了慈善组织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减轻政府压力、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揭示出其在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方面的影响力,这对于尚在起步阶段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具有启示意义.比较研究是形成研究特色和凸现针对性的有效方法之一,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视角.通过对民间慈善组织的研究基础、研究思路等探讨,旨在为政府、社会提供合理的政策依据和有效的风险治理路径.     

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功能价值与效用机制

社会救助制度改革融合了慈善组织增能参与的深刻意蕴。为推动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更加贴近顶层制度创设以及充分发挥其功能价值的目标,基于浙江、河南、四川、江苏四省份的实地考察,发现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具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挖掘和定位社会救助对象、供给救助服务需求、激活存量救助资源、构筑包容发展型救助、完善救助闭环等功能价值。同时,针对慈善组织参与环节中面临的主体整合、功能整合和资源整合等问题,需从效用机制角度进一步优化慈善组织参与的引导机制、支持机制、鼓励机制和衔接机制,从基层经办方面积极推动现有救助工作流程创新,使社区慈善组织和社会企业等有效参与主体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救助工作。     

慈善文化、慈善组织与慈善服务的发展方向

培育现代慈善文化的重心应放在树立人道主义精神,摒弃以功利主义为导向的慈善观,消除恩赐与乞讨的不平等观念,将受益人从传统法律关系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积极引导慈善资源通过慈善组织回馈社会。慈善组织应明确自身发展定位,以慈善活动的两大环节为导向,并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探索慈善资源在慈善组织系统内部的共享机制。慈善服务应当坚持无偿及非营利的本质,非营利服务应该更多地朝着无偿服务的方向发展。     

我国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论析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本民生保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社会救助情况更复杂、任务更艰巨,虽然政府在社会救助中处于主导地位,但也存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现象,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具有客观必然性。慈善组织在社会救助活动中,具有救助资源多样、救助方式灵活、救助响应及时等优势。针对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面临的困境,应该完善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制度环境,明确政府与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责任边界,加强慈善组织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社会公信力。     

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的资源依赖关系研究——以对孤残儿童的救助为例

通过对孤残儿童慈善救助事业中的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互动合作研究,发现一方面政府机构缺乏为孤残儿童弱势群体提供覆盖全面的特殊服务的供应能力,亟待民间组织的补充介入;另一方面民间慈善组织因其组织优势而利于开展相关救助服务,但亟须制度支持和资金等来自政府的资源。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资源互补依赖关系:民间慈善组织对政府的依赖主要体现在组织身份的合法性、组织架构的人事支持和资金支持这几个方面;而政府较为依赖民间慈善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快速反应、志愿精神等资源。并且在此关系模式中民间慈善组织得以保持一定的组织独立性。     

民间慈善团体的合法性问题

未经登记的民间慈善团体在我国属于非法组织,这些慈善团体的合法地位的取得是我国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问题。借鉴国外的立法,我国民间慈善团体设立为法人的门槛应逐渐降低;未设立为法人的民间慈善团体也应有其合法地位。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权力

在历史视野中,国家权力的变迁具有丰富的含义。古代中国,国家权力的大小是有一定弹性的,统治集团对于王权的扩张与否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他们首要关注的是帝业是否稳固,一切政策的旨归都以安定为导向。近现代以来,国家权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但这种扩张的趋势并不是呈线性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力量的生长,国家权力对社会的作用方式将更加多元化,国家权力对社会的作用效果将更为有效。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从我国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演变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权力大小各异,但相对于中央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是逐步扩大的;在中央立法权缩减的同时,地方立法权总体上呈扩张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国家结构形式与分权关系认识的加强、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差异性国情下的市场经济。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我们应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实现立法权的均衡下放;力求权力配置上法制化和科学化,运用立法监督制度规范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     

慈惠与商道:近代上海慈善组织兴起的原因探析

大量慈善组织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普遍的社会贫困固然是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但创办慈善组织的慈善家群体的目标诉求当是其一个更为重要的促成因素。慈善家群体的职业构成、慈善组织的资产体系及其运作等几个方面因素,使得近代上海慈善组织创办者在提供慈惠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利益性目标诉求,而这正是近代上海慈善组织大量兴起的重要动因所在。     

能促型国家的角色:事业单位的改革与非营利部门的转型

随着中国市场转型的深化,事业单位的全面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在市场经济中,民间非营利组织构成公共部门和营利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计划经济体系的遗产,事业单位在整个非营利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近年来出现了走向企业化和民营化的变革。在事业单位的改革过程中,国家扮演能力促进的角色至关重要。一方面,建立一个规范的非营利组织监管体系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国家也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培育民间非营利组织自主发展的能力。     

京沪商人"罢市"问题论析(1927-1937)--一个民族主义视角的检讨

南京十年时期,中华民族危机更甚于前,“济案”之烈度亦远在“沪案”之上,但却并未生成规模宏大的罢市激流。京沪两地的商人或一致反对罢市,或利用罢市手段与反日组织抗争以维护自身私利,或因战时环境而逼迫进行罢市。其中原因,既可归诸南京政府之压制性的民众运动政策,又与中共的弱势地位及其错误政策密不可分。不过,是否罢市、主动还是被动罢市,不应作为评判商人民族主义的标尺。     

1937年的贵州旱灾与救济

1937年,贵州旱魃肆虐。该年旱灾的发生与贵州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它使社会遭受了巨大损失和破坏。贵州政府对此施行了一系列救济措施,体现了救灾活动的近代化方向,但仍存在诸多缺陷。民间救济团体的努力参与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赈灾的不足（如财政困难、吏治腐败、效率低下等）。此次旱灾救济启示世人：大力发展经济以增强抵御灾害能力;政府须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规范的监督体制;充分调动民间救济力量。     

当代中国国家权力纵向配置:制度困境与变革思路

国家权力纵向配置涉及一国权力配置的原则、制度、方式等一系列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由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国家权力纵向配置所呈现的不规范性、非制度化,迫切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找到中央与地方间集权、分权的合理均衡点,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民主、高效、充满活力的国家权力纵向配置体系。     

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

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本文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大背景下,从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法治文化建设三个方面论述了依法治国的历史必然性,分析了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和实践发展,明确提出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必须推进依法执政。     

美国高校学生组织管理模式及启示

学生组织是我国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美国作为高等教育的发达国家,在学生组织管理方面形成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本文试从美国高校学生组织的基本特点出发,归纳探析美国高校学生组织的管理模式,为我国高校学生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     

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

服装是人类文明发展以来重要的文化产物,是一整套文化的象征系统,它所反映的历史与时代精神是服装作为符号的本质内涵。中山装因由孙中山设计并率先穿着而得名,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推广孙中山崇拜而成为公务员制服。在国家权力的推广与影响之下,中山装在全国各地广为流行,逐渐成为代表中国形象的国服。中山装具有规训身体的重要政治功能,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意识,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具有特别意义的服装,既体现出民族性,又具有现代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山装是时代的镜子,它折射出中华民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力图通过推广国家服装重塑中国人的身体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