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和乞巧歌》的价值研究

1936年,由甘肃省西和县赵子贤先生撰录的《乞巧歌》是国内乞巧歌的最早辑录本,所录民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乃至泥土性、悠远的传统性乃至风俗性、强烈的时代性乃至现实性、多样的娱乐性乃至表演性等,结合了古典文献的校勘之法与民间文学"杂取种种而合成一个"的方法整理而出,以《风》、《雅》、《颂》的《诗经》体例归类编排,可惜在上世纪50年代被烧毁。赵逵夫先生根据亲友的抄件和回忆文章辑录而出,以《西和乞巧歌》为名出版,增加了作者的生平序录、照片手迹与亲友们的回忆录,可以让读者有幸目睹到原本的基本形貌。     

西和乞巧古俗唱词中的女性意识探析

西和乞巧古俗中的唱词作为女性话语的表征,是历代西和广大劳动妇女的心声,也是西和妇女集体智慧的结晶,它较全面地表现着女性对生活价值认同的策略,是女性关注自身命运的言语符号,是女性话语权力独特的实现方式.可以说,乞巧古俗中流传下来的大量唱词是女性情感生活的载体,是寄寓女性精神愿望的重要手段,对研究这一特定地域独有的历史文化内蕴具有一定的价值.     

西和乞巧节的地域表征及乞巧歌的文化精神

中国乞巧文化之乡西和的乞巧习俗不同于其他地区,常常具有准备充分、为期较长、内容丰富、程序复杂、仪式隆重、意蕴深邃等地域表征,一般从六月底到七月初七深夜,为期七天八夜,包括搭桥迎巧、祀神迎水、歌唱祈巧、和歌互拜、跳神言福、会餐拜巧、照瓣验巧和歌拜送巧等程序和仪式,而各个阶段的乞巧歌更是充分体现了未婚女子的心声,尤其体现了自然崇拜、社会协作与自我解放等深层的精神内涵。     

不能优比兴而劣赋

前几年发表了很多讨论“赋比兴”的文章,对“赋比兴”的理论和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以及与形象思维的关系,都作了认真的讨论,对古代文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似乎又有一种偏颇之见,那就是优比兴而劣赋的倾向。 大家知道,“赋比兴”是我国古代诗歌传统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带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它的运用,是从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开始的,而其成为完整的诗歌创作理论,最早也是从《三百篇》诗歌中总结出来的。对“赋比兴”三者的     

论中国诗歌的本源

如果我们从“诗六义”出发，把“赋比兴”放到人类学理论的框架之中，探索赋、比、兴与人类精神起源的内在联系，及其各自的历史积淀过程，以历史积淀界定其内在结构，对中国诗学的“赋比兴”说进行全新的阐释，就可能意外地发现中国艺术精神起源中的“发生学逻辑结构”。     

音乐地理学视阈下的武宁打鼓歌

武宁打鼓歌具有浓郁的赣西北音乐文化特征,它是山地稻作文化衍生的独特艺术样式.特殊的表演方式发挥着以歌促劳,以歌传史的作用.武宁打鼓歌是吴、楚声腔相融汇,比、兴、赋手法并用的艺术活化石,值得保护与传承.     

钟嵘“寓言写物”的诗学意义

“寓言写物”是钟嵘给赋比兴的“赋”新增的一个特点。其中“寓言”是从早期辞赋的创作方法化用过来的;“写物”是赋与生俱有的特性,但也在诗赋递变、赋体演化中由简单的“敷陈”变成庞杂繁复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当这种方法再次回到诗歌创作以后,钟嵘根据五言诗歌篇幅短小、缘情绮靡的特征,对寓言写物进行了新的整合,尝试着用间接抒情的方式来抒写读者心中的意,并突出其以形写神、文词典雅的特性。寓言写物是钟嵘诗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为唐宋诗学的发展导夫先路。     

《诗经》赋体诗综考

一千多年来,诗经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赋"是<诗经>中的一种"艺术手法"或"表现手法",但这种观点与<诗经>之"赋"的文本实际并不相符.<诗经>中的"赋"首先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诗歌体裁"存在的,且现存的"赋体诗"达40余首之多.它们在题材上可分为四大类:赋古,赋今,赋事,赋物.在表现艺术上有六大特点:第一, "记叙型"句子以"干细胞"的功能被"克隆"扩展在整篇诗作中;第二,采用了"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第三,运用了"全知型"的叙事视角和叙述笔法;第四,人物塑造和情节叙述均采用勾勒、速写笔法;第五,体现了以"表演时间"制导"故事"时空的原则;第六,大量运用虚词、虚词联介、迭词,以作为寄托感情倾向的重要载体.     

从模拟铺陈走向自抒机杼——潘岳五赋考论

潘岳的<藉田赋><寡妇赋><怀旧赋><西征赋><闲居赋>五赋,题材内容不同,艺术上各有特色.通过对此五赋的写作时间、写作背景、题材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考证,并以潘岳生平为参照,对此五篇赋作按写作时序进行排列联缀,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潘岳辞赋创作的主要历程及其阶段性特色:由模拟铺陈到典丽简洁;由"为文造情"到自我情感的瞬间触动;由颂扬劝谏到前代的兴亡、现实的忧虑、理想的高扬;由代人言情走向自抒机杼.     

论“六诗”之次第、演变及其美学特征

《诗经》中的赋比兴有三个层次:诗体(同风雅颂一样),表现手法,修辞格。学术界对于这三个层次的认识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诗序》到郑玄为诗体与表现手法互相牵混的阶段,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却正始于此;从郑玄到孔颖达为第二个阶段,即只将赋比兴认定为是表现手法;从孔颖达到朱熹为第三个阶段,朱熹不仅认为赋比兴是表现手法,并进而认为是修辞格。《周礼》中对于“六诗”的排列顺序“风赋比兴雅颂”以及郑玄对“六诗”的解释并不是逻辑混乱,而是有其内在的时空关系的。赋比兴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比较曲折而复杂的过程,作为修辞格与表现手法虽然起源早于诗体,但它们在各自的诗体中淬了火,增加了新的美学特点:赋由原来简约朴素又增加了铺张扬厉的特点;比是惩恶,美学特点是凄怨深情,一唱三叹;兴是扬善,其美学特点是委婉含蓄,余味深长。     

《诗经》与广西壮族排歌排偶手法比较

通过对《诗经》与广西壮族排歌的比较,认为它们所运用的排偶手法按结构可分为连珠排、隔句排、嵌句排、递排、复排和顶针排;按艺术手法则可分为比排、兴排和赋排。同时,它们的形成原理与审美实质也有类似之处。     

《新青年》对新诗的运作

《新青年》问世不久,其同人便积极倡导、运作白话新诗。他们以进化论为立足点,以中外诗歌史为场景,论证了白话新诗出场、取代文言诗歌的历史合法性;并大量译介外国诗歌,整理民间歌谣,为白话新诗创作探寻思想与形式资源;同时,以同题诗创作、改诗等方式进行诗歌实验,大量发表白话新诗。他们还不断开展白话诗歌讨论、批评,及时探寻白话诗歌艺术,总结创作经验、教训,为新诗写作提供新的诗学资源。     

论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的作用

对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所起的作用,向来少有人关注。律赋与词体在起源上具有"共时"的互动作用。律赋参与词体体式建构,增强了词的艺术表现力,使之能够突破律诗整齐划一的形式,运用灵活多样的句式来表情状物。在篇章、结构、布局、作法等方面,律赋为唐宋词尤其是慢词准备了艺术经验。作为科举取士主要手段的律赋写作还为词体提供了生存土壤,进而影响到词人的填词生态、心态与行为。要之,无视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的作用是失之偏颇的。词的体式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律诗与词的关系上,词体是律赋、律诗、骈文、乐府等多种文体的复合物。     

"歌"与"诵"、"造篇"与"诵古"——秦汉赋诗形态的演化

本文根据先秦文献记载,对“不歌而诵谓之赋”的传统定义提出商榷,并考证了在春秋赋诗活动中,赋、歌、诵的本义,指出赋是诗的表达行为的总名,诗可歌可诵,所以赋义兼歌诵。歌与诵两种形式因为表现的主体和对象相同,在语义层面和某些特定场合下也可以相通。根据“赋”在汉代的语义拓展,我们考察了秦汉间从赋诗到辞赋创作文学形态的演化轨迹。     

论赋与书的同体批评

辞赋与书法的关联,突出体现于书体语象(书法赋)与赋体书像(赋书法),而从艺术批评史的角度看,二者又有着异类而同体的功用。概括地说,赋用与书用,构成征实原则;赋法与书法,成就技术特征;赋象与书像,呈示形似艺术;赋势与书势,表现气运风骨。这种基于体性的批评,将辞赋与书法这两种不同体类的艺术联结起来,具有我国古代文艺史写作的典范意义。     

“兴”与王夫之的诗学观

"赋比兴"论--王夫之的"诗道性情"观 "赋比兴"在王夫之那里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更具有创作本体论的高度.他经常以"比兴"论诗道:"直甚,乃其兴比相关处全不浅遽,当亦婉曲绝伦."①"兴赋比俱不立死法,触著磕著总关至极,如春气感人,空水莺花,有何必然之序哉?"②"起四句即比即兴,妙合无垠.通首序次变化而婉合成章"③等等.如果诗用"兴"用"比",则自然诗意无限,妙趣横生,有无"比兴"则成了能否作诗的标准.单就"比兴"作为作诗之法而论,船山就已超越前人,因为用"兴比"与否更多通向的是诗的本体--自然之趣的灵动生发、妙合无垠、以婉曲见胜的中国艺术精神.     

乞巧与传统女性话语——以广东省乞巧节为例

乞巧节作为女性文化的载体,充分表达着女性话语,其中包括女性技能的展示、女性信仰的表达、女性智慧的象征等.以广东省乞巧节为例,分析乞巧节所展示的传统女性话语,探讨乞巧在男权社会传承所体现的价值与生命力,并思考乞巧作为女性话语表征在当代的意义.     

《诗经》赋比兴原论

赋、比、兴的提法,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与风、雅、颂一起合称为“六诗”:“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大序》则将“六诗”称为“六义”。在中国学术史上,历代各学振对“六义”有诸多不同的解释。当代学术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风、雅、颂是《诗经》乐歌编排的分类,以乐调而得名;赋、比、兴则是《诗经》所采用的三种基本的表现手法。尽管在具体的作品中,赋比兴三种手法常常融汇交错在一起;但是三者无疑有其各自不同的表现特征及功用。本文将依次分别对赋、比、兴在《诗经》中的具体涵义及其表现作再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并力求从中探寻这三种表现手法对中国诗歌艺术形态发展所作的贡献。     

汉赋源于《诗》赋体之辨考

立足<诗>的文本资源,逐篇辨读,宏观审视与微观考析相结合,我们发现汉赋文体乃"<诗>立其本"的史实("根蒂"),得以破解"风赋比兴雅颂"六种诗体("六诗")内在联系之谜,挖掘出研究赋体渊源之矿藏资源.因揭示出赋史研究之"原始的隐藏",汉赋源于<诗>赋体始得探明.     

“赋比兴”今释

<正> 自从《论语》中说:“诗可以兴”,“兴于诗”,两千多年来,关于赋、比、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代经学家郑玄说:“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把“比兴”训为“美刺”“讽喻”,于是众儒便索隐影射、穿凿附会,把“比兴”解释为讽刺社会现象、宣扬道德伦理的诗的社会作用,以合于“文以载道”。刘勰也说过:“环臀以托讽”,“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这算是社会作用说。还有文体说。章炳麟《国故论衡·六诗说》中把“赋比兴”与“风雅颂”统称为诗的六种类型。朱自清也怀疑:“赋比兴”“原来大概是乐歌的名称,和风雅颂一样。”①此说本于《周礼》:“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传》中变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