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研究

马克思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是马克思社会发展整体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批判以往哲学和宗教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以及在分析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确立的，具有统治性和阶级性、实践性和现实性、冲突性和独立性以及人民性的特征，彰显了其占统治地位上层建筑的本质和推动历史进程的社会功能。马克思挖掉传统意识形态的根基，为意识形态的概念革命奠定了基础，为人民群众赢得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用社会历史证明了人民群众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体。     

典型民族宗教村落社区权威变迁解析--以河南省孟州市桑坡村为例

桑坡作为一个以传统皮毛加工及伊斯兰信仰为特色的中原回族村庄 ,建国以来其村庄治理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较为典型的变迁期 :一是国家权力的控制性介入与文化断裂期 :二是国家权力的建设性介入与社区全面发展期 :三是在新的宏观社会背景下 ,社会组织力量竞争性互动与村治重建期。在这一过程中 ,国家权力、宗教权威、新经济权威这三种原在及新生的社区权威在错综复杂的相互矛盾和抗争中互动、融合、博弈、共生 ,以求最终实现现代政治、经济、文化规制下的新村治的积极重建。     

新兴宗教: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性选择"

当今世界,新兴宗教遍地开花,其产生与教派领袖运作组织和动员民众的能力密不可分,这种能力与本土文化所蕴涵的宗教资源相结合,为本土新兴宗教的滋生提供了文化根源和社会心理基础.新兴宗教的大量出现,反映了"现代性断裂"的一个重要后果--风险社会的到来.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对合法权威(专家系统)缺少认同.对合法权威认同的缺位,就意味着人们需要寻找新的认同,新兴宗教就成为人们在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性选择".     

谶纬与宗教

谶纬与宗教,有不解之缘,然而,谶纬不等于宗教,宗教也未包括谶纬在内。那末,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应该弄清楚什么是宗教。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和政治、法律、艺术、哲学、道德等意识形态一样,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是属于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它不可能是超越社会现实生活的一个独立领域。马列主义一再明确指出,宗教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宗教信仰和迷信观念是相应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也是被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了的。宗教的最大特征,就是把人间力量歪曲为非人间力量;把事物本身的力量歪曲为非物质的外界力量。尽管宗教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有这样那样的差异和区别,但它仍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仍根源于经济基础。     

从村庄到国家的新权威主义治理

本文以一个中国村庄南街村为例分析了新权威主义的二重困境。相对于传统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的关键特征在于权威者“统制为民”的主观态度,和民众对于权威者治理成就的认同。新权威主义合法性基础,已经演化为不同于传统权威主义的经济成就、清明政治和精英治理,但这些基础条件本身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冲突,并不足以维持新权威主义的长期存在。为了维持权威,新权威主义政治有滑向传统权威主义、采用极端做法的自然倾向,如社会资源控制、政治全能主义和意识形态式的道德教化,但其成本高昂,可行性值得商榷,并销蚀着原有的合法性基础。     

从身份危机到政治暴力——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发生机制研究

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宗教成为了所谓"第四波恐怖主义"的一个主要因素.宗教恐怖主义可被看作是全球宗教复兴和宗教政治化的一个极端后果.宗教恐怖主义的发生基础在于全球化所导致的认同危机.作为一种强力的认同因素,宗教由此介入了权力政治的范畴.宗教政治化的结果即其变为了一种意识形态.恐怖主义则是全球宗教政治最突出的表现.恐怖主义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一种极端的形式来克服身份危机.如果说认同是基础,暴力是表现,权力则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的中间逻辑.认同、权力和暴力三个政治概念,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宗教恐怖主义的一般发生机制.     

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

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现历史性的和解,从对抗走向对话、合作与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同一性的地位和作用呈上升趋势的表现,有其历史基础和必然性;国家社会职能的强化,使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进行国际交往和国际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提供了现实性.     

在政治权威与理性权威之间——关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方式的思考

多元文化样式的相互冲突以及多元价值谱系的相互激荡,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无庸置疑,但近年来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个中因由很多,而我们过去在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方式上过分强化政治权威,而忽视理性权威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科学性,在主导方式上避免纯政治化的方式,强化其理性权威的建构,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真正成为中国民众的社会共识和精神支柱。     

法制社会中的警察权--以公共领域为对象的考察

大政府日趋式微意味着警察国威风不再,威权政治的合法性也无法依赖传统的方式得以构建.如果经济基础的革新与发展所导向的只能是市民社会的兴起,那么警察权必须做出适当的回应,其结果是为国家与社会的对话提供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从物理上的公共场所,到公共舆论的形成,最终形成公共理性,警察权在自身范式转化的同时也在型塑一个合法化的公共领域.     

当代美国亲犹主义的文化根源

当代美国主流社会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亲犹主义。它是当代美国所经历的广泛的文化变迁的结果。希伯来文化曾对美国文明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在当代，美国犹大人已经成功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在文化上成功地实现了“美国化”。犹大教和基督教在当代的对话则开启了两大宗教历史性和解的进程，建构起“犹大教——基督教传统”这样一个文明认同的共同基础。此外，20世纪末美国社会捍卫主流文化的保守冲动也助长了主流社会的亲犹主义。     

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社会学分析

从建国后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来看,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既不能过于紧张,又不能松散错位,应在对话交流中实现有机统一.国家意识形态要引导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汇聚形成,应从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原则、社会基础和思路方式等方面入手.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及给我们的启示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曾经是墨西哥的第一大党,执政达71年之久,在2000年的选举中为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绿色生态党组成的变革联盟所取代。一个执政党,其地位的稳固取决于它的社会基础,而能否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则取决于它动员和控制社会的能力。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兴衰成败的经验表明,作为一个执政党,只有具备形成和增强意识形态凝聚力的能力,具备进行制度创新、较好地实施政策调控以及协调和聚合社会多种利益的能力,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试论传统祭祀的社会功能 --以两汉国家祭祀为例

古代王朝的国家祭祀,从本质上讲属于宗教制度范畴,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就是通过郊祀、宗庙等各种祭祀活动强化国家的政治信仰,维护以皇帝统治为核心的政治秩序,通过神的权威来树立皇帝的权威,通过宗教秩序来巩固政治秩序。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来看,国家祭祀不仅具有如上的政治功能,而且还有敦行伦理教化、促进社会和谐以及强化农本意识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以下我们就以两汉时期为例,具体探讨传统的鬼神祭祀所具有的社会功能。     

法治成长中的宗教之维

当今中国较之西方社会不存在法律和宗教意义上的二元对立,但社会特有的另一种现实的二元对立——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却以一种引导性的信仰体系为社会所选择。在社会转型时期,初创的法治正面临着普遍存在着的法律情感薄弱和法律信仰的缺失。因此,有必要对法治国家语境下的宗教及其角色定位做进一步探讨,从宗教的独特作用中确认其功能性定位,以发挥宗教在教育提升、完善道德规范中的作用,推动国家在构筑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法治社会时与宗教的良性互动。     

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存在基础之上的精神现象,而且也存在于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传统中。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之中;当代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构建同样需要坚持这一原则,只有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才能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     

制度化吸纳与一体化治理: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在传统社会,我国以农业立国,乡村社会的稳定是国家秩序稳定与延续的基础,对其进行官治主导的治理就成为制度化的必然选择,而官治的刚性缺陷、国家能力与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了官僚体系的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乡村社会的目的需要新的可控制的治理权威。乡村社会中既有的宗族权威作为一个有效的联合对象,成为官僚制度吸纳的另一个权威体系。这样,在传统乡村社会就形成了官治主导、族治辅助的一体化治理。     

评“非意识形态化”

一、“非意识形态化”的缘起从一般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是为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定向的价值体系，提供为人类所追求以至献身的目标和理想。在有阶级的时代，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政治色彩。一个阶级、一个社会的利益、要求以及存在、发展的合理性，需要提升到意识形态上进行论证，形成系统的观念体系，作为制定路线、政策的理论依据，并灌输到普通民众中去，使之成为活动的准则和指南。所以，意识形态是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立场、信仰、方向的思想旗帜。阶级的冲突，社会的评价，往往集中表现为意识形态的论争。甚至常常出现这种情况…     

国家意识形态的本质与属性的辩证理解

既然国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那么国家意识形态必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意识”，国家意识形态就没有真正的国家意识主体。国家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可以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也可以转化为褒义或贬义的概念。从历史的经验看，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了维护自己既得的阶级利益，最终必然要竭力维护从根本上落后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然要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进行辩护。并长期表现为虚妄和欺骗。企图使自己的统治永恒化．从而表现为对历史的反动。     

晚清主流意识形态危机和道统之断裂——以废科举为中心的考察

科举制度确立后,遂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场域,承载并连接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确保了儒学道统的绵延不绝。但晚清以来,面对西方的入侵和西学东渐,这一场域不仅出现了内部的分化,更面临场域外各种因素的挑战,而场域外的挑战又进一步促进了场域内对抗因素的成长。1905年的废科举则使主流意识形态场域崩塌,儒学因此失去了寄身之所,延续了两千余年的道统因此断裂。而道统是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秩序赖以维系的思想基础。中国不是宗教国家,道统更是承担着塑造共同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调整社会秩序的多重功能。因此,道统的断裂必然会导致政统的失序和社会的动荡。其影响甚至至今犹存。     

网络社会中的文化安全及其应对

全球化时代网络社会中的文化安全对于国家治理、社会建设以及人的发展有着突出意义。但是,目前网络社会中文化安全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文化的解构、文化的转型、文化的冲突等。其密切相关的缘由主要有:技术变革、社会基础、意识形态等。需要从文化价值、文化传统、文化认同、文化对话等方面寻找出路,加强网络社会文化安全建设,促进和谐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