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初期清廷改革措施与改良派的态度

庚子之变后,清廷为挽救统治恢复实行变法.但清廷对变法的敷衍和对维新力量的排斥引起改良派不满,促使他们主张通过立宪政治救亡图强.清廷和改良派的矛盾使二者在改革问题上出现裂痕,并推动了立宪运动的兴起.     

新政初期清廷改革措施与改良派的态度

庚子之变后,清廷为挽救统治恢复实行变法。但清廷对变法的敷衍和对维新力量的排斥引起改良派不满,促使他们主张通过立宪政治救亡图强。清廷和改良派的矛盾使二者在改革问题上出现裂痕,并推动了立宪运动的兴起。     

清廷守旧派对义和团迷信的认可与利用

庚子年,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守旧派因在"废立"等问题上与西方列强产生积怨,欲借助义和团仇洋排外,在八国联军入侵的形势下,对义和团"神道灭洋"不仅表示认可,且欲加以利用。清廷守旧派认可、利用义和团迷信,引起其他官绅阶层的坚决反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政府统治危机因"庚子事变"而加剧的状况。     

变革年代的多元选择——清末清廷及上层官僚对国内形势变化的应变心态和对策分析

甲午、庚子之后中国面临的民族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朝廷和政治精英选择了多种的变革道路．如维新运动、排外拒变、立宪运动、清末新政、民主革命等,期望振兴中国。面对不断变换的的局势,清廷及上层官僚的应变心态和应变对策慢慢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差异。     

乾隆朝军机处与奏折的处理——以《乾隆朝上谕档》为核心的考察

军机处为清代独创之政治机构,其初始不过是出于保密目的而设的一个临时性办事,后逐渐演变为参与决策的中枢机构。处理奏折成为军机处日常承办之事,便是军机处发生如此转变的关键,这也是军机处权力之所在。军机处在奏折的运作过程中发挥了三种作用:咨询、转递、批答审核。厘清此点,对于认识军机处的权力及其在清廷中枢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亚国家司法改革的宪政基础与意义--以韩国司法改革的经验为中心

司法改革涉及到宪政体制的调整与完善,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司法改革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本文以东亚社会法治的基本特征的分析为基础,介绍了韩国司法改革的背景、内容、目标与途径等基本问题,并分析了韩国的经验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借鉴意义.     

社会舆情与应变策略——以西安事变为中心的再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为许多国民不满和质疑。愤于蒋的固执态度和专制独裁,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兵谏"办法扣蒋于西安。但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全国各方面几乎一致要求尽早恢复蒋的自由,即使他敬重的朋友张伯苓、王芸生、张季鸾、杜重远等都不赞同扣蒋之举。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张学良一方面坚信自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另一方面顺应各界希望国家统一以集中力量抵抗日本侵略的情绪,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近代社会控制与社会变迁述略——以湖南为中心的考察

适度恰当的社会控制,促使和加快社会的发展,反过来快速的社会发展也促进社会控制功能的发展,并可能引起社会控制本身的发展。湖南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在近代中国很有代表性,这个区域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变迁研究不仅有利于推动其他省份这方面的研究,更有助于对整个中国社会控制与社会变迁的宏观研究。     

四库馆臣对别本的认识、处理及利用——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的考察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及存目图书多达万余,每部图书均撰有提要并注明来源,在撮举大凡、条列得失的同时,对部分图书的版本亦有所交代,但多数情况下语焉不详,偶尔直接忽略。修纂《四库全书》时,汇聚四库馆的图书不乏异本,馆臣概称之为别本,主要包括同书之别本、别集或丛书之别本以及某部图书部分内容的摘出别刻本。鉴于别本的复杂性、特殊性以及质量参差等问题,在遵循“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者”著录、“俚浅讹谬者”存目之原则的前提下,馆臣采取了正本别本均予著录、著录正本存目别本、正本别本一并存目三种处理办法。同时,馆臣还利用别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校勘补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馆臣对别本的利用,以及珍视文献、甄别取舍的审慎态度。     

1937年上海“纱交风潮”——以《申报》和《大公报》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1937年上海“纱交风潮”系上海纱布交易所爆发的影响巨大且后果最严重的一次风潮。此次风潮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孔家官僚资本为获取巨利插手纱交、操纵市场、大搞投机活动。这场风潮促使国民政府颁布《取缔上海纱布交易所投机办法》，并对此次风潮进行“澈查”，然“澈查”结果却虎头蛇尾。由此看出，国民政府与官僚资本的密切关系，即官僚资本已凭借各种超经济特权在国民经济中取得了独特的优势地位。     

严复对分权说的理解:以孟德斯鸠为中心

严复对分权说的理解明显体现为以1905年为分水岭。在1905年前,严复主要是译述孟德斯鸠的分权说,尽管多有曲解,但难掩推崇之意。在1905年后,他对分权说的理解总是同立宪政体联系起来。他尤其详细解说、辨析了英国宪政,真可谓不厌其烦,从中足见对英国政制的赞赏之情。     

宗族制度控制与社会秩序——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的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性质各异,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的合法性。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而长期存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组织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清代族权的政权化倾向使得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和宗族法控制,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转型社会刑事侦查权的限度——以民国政府时期贩毒案为中心的分析

通过对1928年一件鸦片毒品案件的分析,可以发现民国政府时期刑事侦查权的有限性特点.这里的有限性不同于权力本身的有限性,而是不同宪政体制下的有限性.     

唐顺之古文评点初探——以《文编》为中心

唐顺之是明代评点古文的大家,其选评的作品有《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十二卷、《荆川先生精选批点〈汉书〉》六卷、《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八卷、《唐荆川批点〈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文编》六十四卷等。其中《文编》是唐顺之古文评点的集大成之作,最能代表唐顺之古文评点的成就和特色。现以《文编》为中心,试对唐顺之的古文评点作初步探讨。     

珍珠与景教——以十字架图像为中心的考察

许多宗教都将珍珠纳入自己的物象体系中,赋予其特殊的宗教意涵。波斯教会首先将珍珠纳入其圣物装饰系统,继而珍珠元素开始出现在波斯基督教艺术中,这一传统为后来进入波斯的聂斯托利派所继承并发扬光大,最终使"珍珠"与"马耳他式十字架"变成"固定搭配",从而形成了景教特有的"叙—波混合型十字架",并在东方景教传播区域广泛流行。考古发现的众多的此型十字架的图像资料即是明证,珍珠和珍珠元素与景教和景教艺术的渊源关系也由是得以明了。景教的这一传统向西对拜占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启发了西方基督教和基督教艺术对珍珠和珍珠元素的利用。珍珠元素进入景教装饰艺术是诸多"因缘"和合的结果,在成为景教艺术的装饰元素的同时,其象征意义也逐渐显现。基督教对珍珠象征意义的重视,可能与诺斯替宗教特别是曼达派的影响有关,而最初的影响可能首先出现于东方的波斯。因此在考察基督教珍珠的象征意义时,必须充分考虑"波斯"和"诺斯替宗教"两个维度。宗教象征主义与宗教的物质文化密不可分,本文尝试为研究宗教象征主义的形成提供一个有效的观察窗口。     

秦代地方行政文书的形态——以里耶秦简为中心

“单独简”是里耶秦简中典型的文书形态,即一枚内容已经写完而不需编缀成册的木牍。依据文书格式的复杂程度,单独简牍所载文书又可分为单一公文和组合公文两类,单一公文在呈送、转发和追文等场合下可形成组合公文。里耶秦简中还大量存在由多枚简牍组合而成的文书,依据文书所用简牍形制又可分为单行简册文书、两行简册文书和组合简牍文书。其中,将单独简牍文书中组合公文的不同构件分书于单枚木牍上时,所形成的文书形态就是组合简牍文书。根据里耶秦简中多简牍文书的存档方式以及汉初告地策文书的组合方式,秦代基层组合简牍文书可能使用编联或捆扎的方式形成完整文书。     

清末宪政视野下的刑法变革——以平等为考察尺度

文章以清末宪政为背景,指出近现代民主制国家中民众的平等权利主要是通过宪法及其相关法律予以规定,并通过各项法定程序予以保障的,这也成为清末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奏折、谕令以及出台的各项具体法律文本中体现了维护皇权阶层、特权阶层的利益要求,但其为法制近代化所做的努力不容抹杀,不仅对于西方的主权在民、罪刑法定等思想有所体现,而且对于民权的勃兴起到了促进作用。其对我们羸弱的古老中国所起的积极作用直到现在仍然不能被忽视。而文章亦只是从刑法变革这个侧面,对当时礼法的妥协、异质文化的冲突等情境进行了展示和思考。     

反抗的诗学——以加缪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20世纪有影响的文学家、思想家,加缪始终致力于呼唤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诗学,一种作为苦难见证的精神.在一个严峻的时代里如何做人,是其系列作品的共同主题.它们以现实为题材、以我反抗,故我们在为旗帜,在反思唯美主义与现实主义美学的基础上,将文学写作与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回应了荒诞之后的价值选择问题,而且鲜明地张扬着一种反抗的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