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车:近代城市化的一个标尺——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

本文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 ,通过剖析市政当局人力车管理制度的“改良”和指导人力车夫的“自助” ,揭示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痼疾与畸形 ;同时 ,从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这一特殊的视角审视近代城乡关系以及城市下层民众的边缘特性。     

民国时期社会转型中的城市婚姻纠纷

民国时期,受西方婚姻观念和习俗的影响,中国城市居民的婚姻观念,特别是年青人的婚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家长与子女婚姻观念转变的不同步、男女转型的不同步,加之女子社会地位和觉悟程度的一定提高,一部分女性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以结束自己不幸的婚姻,从而使民国时期城市婚姻纠纷呈上升趋势。     

近代上海航运发展与城市变迁

近代上海航运发展与城市变迁凌弓城市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基础设施，其中交通运输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本文力图通过对近代上海航运的发展及原因的阐述，从一个方面了解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一、近代上海航运的发展与特点上海航运真正发达，是入近代以后。近代上海航...     

面向村落：纠纷解决中的乡土逻辑与法治偏差

现代司法在乡土社会的下沉面临多种力量的制约与阻隔，其下沉的速度、幅度与深度都可能因多方面的原因而呈现出差别迥异的格局。现代法治的下沉所借助的最大推动力并不是政府法治的宣传与推广，也不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与拓展，而是依赖于现代传媒技术的普及等一系列因素。村落纠纷呈现出不同于市民社会纠纷的乡土特质，原因是多方面的。面对纠纷，纠纷主体所考虑的利益与选择的策略是多元的，由此形成了村民所追求的以生存空间的维护为核心的“正义观”。     

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利益衡量与规范协调——以一起民间纠纷为例的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冲突只是社会冲突的表面现象,而行为各方所依据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以及由不同社会规范所保障的利益冲突才是纠纷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因为规范多元和利益多元,人们用以解决纠纷的相关途径和方法,均不过是在寻求不同规范之间、不同利益之间的协调与平衡.故而人们在社会纠纷解决中最终所能实现的也只是纠纷双方大致能够接受的结果.     

近代城市公共交通与市民生活:1908-1937年的上海

1908年3月5日,随着公共租界的1路有轨电车开始在静安寺与外滩上海总会间正式运营,标志着与近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全新的公共交通方式在上海诞生.以轿子、黄包车、马车等为代表的传统的个体交通工具开始逐渐为电车、公共汽车等现代化、社会化、大众化的公共交通工具所代替.公共交通方式的这种转变,不仅是单纯生产力意义上的变革,更对市民生活方式与社会观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纠纷解决机制:目标设定与系统优化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但城市化的质量并不高.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纠纷呈现出新的特点,对其的解决应该面向未来,关注纠纷解决的最终效果.我国的社区纠纷解决体系包括行政介入的社区纠纷解决、社区自治机构主持下的社区纠纷解决以及诉讼程序下的社区纠纷解决.现行的社区纠纷解决体系存在一些问题,应以大调解实践为契机实现系统优化.     

城市节奏的演进与近代上海公共交通的结构变迁

开埠以后,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近代上海城市节奏不但明显加快,而且逐渐形成了一定空间和时间规律。正是基于这种日常活动节奏的变化,城市公共交通结构也由传统人力交通工具逐渐向现代机动公共交通方式转变。但由于近代上海长期存在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公共交通结构的转型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报与城的互动：近代汉口报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形塑

近代汉口开埠后在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开启了城市现代化进程,报业也随之产生与兴起。近代汉口现代化过程中独特的地理位置、人口的空间性集聚、城市的空间格局和复杂的空间地缘环境是影响报业发展与兴起的重要空间因素。同时,近代汉口报业也通过构绘城市空间想象、推动城市空间生产、扩大城市职业空间和重构城市空间交往,不断扩展汉口城市空间范围、塑造城市空间形态。近代汉口报业与城市空间的双向互动,不仅赋予了汉口报业独特的发展指征,同时也强化了汉口城市空间的都市性与现代性,推动了汉口早期现代化进程。     

努力与效应：近代陇海铁路与沿线农业发展

由于铁路运营与农产品运输之间的依存关系,近代陇海铁路为扶助沿线农业发展做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在当时有效地刺激了农业进步.铁路运输提供的便利使沿线农产品流通逐渐活跃起来,商品经济开始迅速发展;为巩固沿线农业的发展,政府积极投入农田水利建设,加速开展育种改良工作,农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得到提升.陇海铁路沿线农业发展的史实表明,从铁路部门促进农业发展的“努力”到沿线农业取得发展的“成效”,构成了铁路对沿线农业产生影响的基本路径,提供了一种铁路与沿线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联性的逻辑论证模式.     

民国时期财产纠纷中的乡情、公益与私利——以景德镇太平同仁局公产纠纷为个案

景德镇是著名的瓷业移民城镇,明清时期,由于瓷业生产和贸易繁盛,来自全国各地移民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在景德镇创办了以会馆和书院为主要承载的公产。这些公产担负着救济同乡、联络乡谊的意义,也诠释了中国传统社会慈善理念。但近代以来,由于制瓷业衰退和社会转型,同乡公产救济功能大为削减。民国后期,同乡公产在失去传统救济功能后,仅通过租赁来维系。随着局势稳定和生产恢复,原有的租赁问题由于同乡关系和个人私利产生纠纷,进而引起相关方矛盾。在财产纠纷中,以公共利益为借口既能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又能取得道德认同的优势,且在法律诉讼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公产纠纷中的复杂关系让案件本身变得无足轻重,更多凸显出诉讼各方利用私人情谊、同乡关系所展开的复杂利益博弈。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9—1949年）》简介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9—1949)》系四川大学何一民教授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书八章，约88万字，科学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近代工商城市的建筑式样与特征探析——以无锡为例

通过对中国民族工商业主要发祥地无锡工商建筑遗产的考证与调研,从建筑形态构成的角度总结了近代工商城市的四种基本建筑式样:传统乡土式样、西式门脸式样、一体两翼式样和现代主义式样。同时梳理了近代工商城市的四种典型建筑特征,以对当代工商城市快速更新过程中的"历史文脉"加以认识、继承与发展。     

体制变革与思想发展：皇朝转向民族国家进程中的近代民族地方

在封建皇朝背景下,中央维系国家统一的主要方式是在“天下中心”理念的基础上对民族地方进行政治建设。这造成了民族地方政治制度的建设、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内地区域的巨大差异。因此,在皇朝末期,民族地方的体制变革和思想发展并没有与国家整合同步,相反却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     

城市气象灾害监测的现状与发展探析

对我国城市气象防灾减灾的一个重要和基础部分——城市气象灾害监测的发展现状进行了阐述,并结合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简要分析了我国城市气象灾害监测系统尚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公共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898-1949年的上海

20世纪前半期是上海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卫生制度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推动角色。公共卫生制度的形成是租界正向示范和反向刺激、政府和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华洋冲突与合作等多方作用的结果。公共卫生引发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民间社会力量在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的发展中广泛参与,民众个体的文明习性因此逐渐养成,推动了上海都市文明的进程,反映了近代上海城市现代性的增长。     

检讨与重构：社会治理语境中的多元化解纷机制

作为社会变迁中的治理行动,多元化解纷机制彰显了工具理性思维。探寻其内生机理,“纠纷”不是本属于法院的纠纷,也不是诉讼外的、与法院无涉的纠纷,其本质上是社会的纠纷。“多元化”不等于替代性,其不仅蕴含着解纷方式的多元,更强调不同方式的平等协作。纠纷通常能获得有限意义上的解决,目的是使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得以重建。完善多元化解纷机制,首先应尊重民间解纷实践与社会自治,珍视社会自发形成的解纷组织及其产品;其次,在短期内不应过度强调诉讼外解纷方式的程序规则;再次,应合理配置不同解纷方式的成本,将各类解纠产品的供给控制在合适比例上,引导当事人选用最优方式解决纠纷;最后,应重申司法的规范性补强机能,扩大法院专职调解的案件范围,规范纠纷中立评估运行机制的具体操作规程,对滥用调解方案异议权的当事人给予诉讼费方面的适当惩戒。     

近代公共交通与城市生活方式：抗战前的“首都”南京

1937年抗战前,“首都”南京公共交通与城市生活方式互相挽进、互相推演.既如此,以公共交通与生活空间、日常流动、时间观念和市民意识等城市生活方式的各方面交互联系,来管窥两者间的交相为用,进而检视南京城市自近代向现代嬗变的真实场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城市发展的双向互动:基于近代以来重庆城市史发展的考察

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运动催生了城镇的发展,而城镇的发展又影响并推动着民族复兴的历史运动。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历史进程。这对于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进一步深化城市史研究,增强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增强城镇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市场发展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以近代城市为例

从近代经济史的角度阐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应将商品市场的质变、市场规模和网络作为考察和研究现代化的基点,从市场发展与近代工业、农业生产商品化的互动关系,从市场规模、市场网络和市场辐射等角度来评价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水平。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与世界市场接轨加速市场的发育和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