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岭南科举考试研究

五代十国时期,为巩固统治,据有岭南的南汉政权继续效仿唐代旧制,设科取士,选任人才。其规模虽然不大,成效不显,但却不乏时代特点和历史影响,因而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学道统谱系的衍变

"道统"由中唐时期的韩愈正式提出,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家道统观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从尧、舜到韩愈的儒学道统谱系正式确立了。随着这一正本清源过程的完成,儒家思想的脉络基本理清,正统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衍生出皮日休的"师儒道统",陆龟蒙、朱阅、林慎思的"融合道统",司空图的"致用道统",牛希济的"文章道统"等,不同的道统谱系反映了唐末五代十国儒学的时代特征。     

五代十国的温李、贾姚诗风

处于唐宋两大诗歌高峰之间的五代十国诗，在诗史上占据着特殊地位。五代学温的新变，体现着五代诗歌出唐入宋的倾向：于古、近两诗体更倾重近体；清两种风格更倾重清丽、清拔，不力求幽隐而追求通浅，也更加注重抒写对现实的主观感受。而追踪贾姚的一派诗发生了避岛诗之短、扬岛诗之长，由重学贾岛转为重学姚合，诗风趋于平润，又由重学姚而进一步趋近宗白的新变．     

从文化产业的发展看五代十国文明的演进与变化——以相关手工业的发展为中心

五代十国时期的造纸业、印刷业、制笔业、制砚业等文化产业与前代相比有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生产规模有所扩大,生产技术有了较大的提高,产品品种有所增加以及制砚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等方面.由于这些行业无不例外地都与文化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演进情况,并赋予了笔、墨、纸、砚这些书写工具更多的文化意蕴.     

五代时期南唐校勘人才及其印刷传统

五代十国因其秉承晚唐印刷技术,又奠定了北宋书籍刊刻发展和兴盛的基础,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地处江南的南唐国由于藏书与科举双重需要,其在继承晚唐刊刻书籍母本的同时,又在校勘印刷人才及制度保留,甚至具体的印刷技术上为北宋书籍印刷的兴盛准备了条件。因此,关注南唐印刷传统的意义就等于关注北宋书籍刊刻的继承源头。     

三国时期校事考论

校事,是三国时魏、吴设置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职官,在当时政坛上具有重要而又极其微妙的地位.本文试图对此职官作一些考论,以求教于同行方家.一校事官,历代政典和正史职官志皆不载.杨晨《三国会要》职官部分亦未加辑录.可见,在旧史家和当时人眼里,校事乃是不入流的职官.校事官,前代不见,后代亦不见,唯见     

唐宋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商品经济发展考论

优越的地理环境与具有比较优势的物产资源,构筑了黄河三角洲商品经济发展的适宜空间,使唐宋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的商品经济在山东乃至全国处于较高水平。但黄河三角洲的商品经济没有摆脱封建小农经济地方化与封闭性的特征,发展地域不够均衡,区域差异性较大。     

秦汉时期“强干弱枝”政策考论

"强干弱枝"政策源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都采取了"强干弱枝"政策,其共同点是都曾迁徙豪强。而汉代"强干弱枝"的新特点是削弱宗藩的势力,汉初高祖刘邦就曾制定法律法规限制宗藩的力量,《张家山汉墓竹简》中的有关内容可以充分体现。经过文、景、武三代的努力,宗藩终于降而与富户无异,对中央构不成任何威胁。但这一政策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它的反面,最终"本末具弱",外戚王莽取代了西汉政权。     

两汉时期朔方郡建置沿革考论

西汉朔方郡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辖10县;新莽时期,朔方郡及属县仅是名称有所变化;东汉光武年间朔方郡曾被撤销,后复置,辖6县;东汉朔方郡至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撤销。两汉时期朔方郡的建置沿革与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及其毗邻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汉王朝的战略部署、民族关系密切关联。     

闽西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劳动立法考论

闽西革命根据地时期施行于闽西的劳动法律有六部,它们立基于不同的指导思想,制定于不同背景,在不同范围内生效,形式上有较大的差异,甚至在效力等级上也有很大不同;它们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劳动关系、生产经营、革命斗争等产生了或大或小,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对细致认知劳动关系和当下的劳动立法仍具启发。     

非同一性——论阿多诺音乐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阿多诺音乐美学思想以"非同一性哲学"为基础,以"否定的辩证法"为主要思维方式,对20世纪西方音乐中的相关类型进行了独到的评论。这种独特的哲学思维在突破传统思维定势和理论范式,以及确立新的美学范式中具有巨大的阐释力量。非同一性是阿多诺音乐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楚调考论

楚调是一种由楚歌发展而成的音乐种类。它流行于汉代,是相和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相和曲的艺术特征。汉代房中乐皆用楚调。东晋以后,楚调渐渐不传,其乐曲并入了瑟调。这是由于瑟调出自南音,与楚调的音乐性质相同。唐宋以后,借楚调曲旧题而作新辞者甚众,可见它对后世影响之大。     

气韵考论

谢赫首标的"气韵生动"是古代文学艺术的标准之一,气韵成为美学的中心范畴.气韵强调韵味,气运强调运数,两者并不等同;"气韵生动"作为评价标准,其出现与意义的开拓,都离不开"传神论"的发展.气韵产生的途径有可学不可学之说,从历史进程来看,早期多持"气韵非师"的观点,后期逐渐落到实处,从具体的技巧方法着眼,包括笔、墨、烟云之景的生动.     

面子与里子:明洪武时期中日“倭寇外交”考论

纵观明初中日外交,倭寇所引起的海防安全问题始终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明政府几乎每次遣使都会提及倭寇问题并在国书中明确要求日本禁倭,另一方面日本虽然多次呈贡厚礼并送还一些被虏人,却一直不能全面出击平息倭寇,致使倭寇连年屡犯中国沿海,给海疆安全带来极大威胁。双方在禁倭问题上不能达成默契,导致明太祖对倭寇外交失望之极,最终决定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转而重点加强防倭军事力量以维护国防安全。明初中日关系不仅有封贡与朝贡,也有冲突、敌对甚至绝交,双方之间复杂曲折的外交关系是理解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多样性和动态性的一个极佳范本,它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与邻邦交往中,朝贡礼仪只是表面虚像,而国防安全才是实质内容,是影响两国外交最深层次的核心要素。     

碧霞元君信仰与华北乡村社会——明清时期泰山香社考论

以泰山神灵为奉祀主神、以到泰山朝拜为结社目的的泰山香社,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并一直延续至今。明代中后期,碧霞元君信仰深入民间,以碧霞元君为奉祀主神的泰山香社也开始空前活跃,这种景象一直持续到清康熙、乾隆时代,余波至于光绪年间。明清时期泰山香社的繁盛集中表现在民间香社在泰山的活动空前增多,香社组织和进香仪式臻于完备,出现了为香社和香客进香活动服务的各种设施;同时,自明末开始征收香税,各地也纷纷以碧霞元君为主神建立庙宇。泰山香社在明清时期的繁盛,既是民间信仰自身发展的规律所致,也与朝廷对民间信仰和宗教的态度密切相关。     

地理交通视角下的五代巴蜀文学生态

五代巴蜀文学异质多元、波澜壮阔,存在不同文学版块之间的交流互动和输血重构现象.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干戈扰攘、战乱频仍,许多文人为躲避战火的摧残纷纷选择入蜀避难.巴蜀地区关阁栈道、曲折往复的陆路交通地理以及溪流纵横、高山滩川般的水路交通条件,对入蜀文人的行旅创作和迁徙态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入蜀文人深受中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他们对新奇陌生、亘古蛮荒的巴蜀文化带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抵触心理和隔膜情绪.入蜀文人颠沛流离的身世遭际以及对蜀地文化凄迷感伤的认知心路,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巴蜀文坛的审美价值取向与文学创作风貌.     

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及其性质——基于史籍和出土文献的考论

西汉玉门关设置于汉武帝元封三年，最初的位置在汉酒泉郡西部、敦煌郡的东部；汉武帝太初三年至四年间，为了征伐大宛战争的需要，由玉门关军正任文迁徙到敦煌西部，大约在西汉阳关的位置；汉武帝后元年间迁徙到敦煌郡西北一百六十里的地方，而原来玉门关所在的关隘改名为阳关。从此以后玉门关成为一个军事关口，凡是汉朝政府出兵西域或者接受西域投降等与军事有关的事务，都经由玉门关；而西域诸国使节进入西汉必须经过阳关，阳关成为一个通使为主的关隘。     

张居正学术思想考论

对张居正的学术思想,历史上一直颇有争议。客观地说,张居正的改革与其学术思想是密切相关的,要完整、恰如其分地把握他的政治、经济改革,分析其成与败,不能不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探讨。本文主要就张居正学术思想的渊脉、基本特征和学术分期略作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