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在袁世凯称帝的紧锣密鼓声中,《大中华》杂志刊登了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反对帝制复辟的心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公开宣告了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决裂。辛亥革命前一贯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何以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一度亲密合作的梁启超为什么这时举起了反袁护国旗帜?倘对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作点分析,即不仅有助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且有助于对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的功过作出正确评价。一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确有过一段不短的合作。这既反映了袁世凯为对付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惜倾心拉扰立宪派,以壮大自己力量之事实;也反映了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倾向。     

谭人凤对辛亥南北议和的态度简

在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期间，谭人凤与当时的绝大多数革命党人不同，他对南北议和有着清醒而独特的认识，他态度明确，坚决反对南北议和，反对优待清室，反对将革命成果拱手让给袁世凯，力主武力北伐。议和结束后，谭人凤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南北议和一直持否定态度，继续揭露南北议和，这充分表达出了他对民国命运和共和政体的关心。     

回眸百年话沧桑——袁伟时教授访谈录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又到了回顾历史、关照现实的时候。一百年前的那场革命,为什么会发生？这场革命的成本和收益有哪些？对于孙中山和袁世凯应当怎样看待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辛亥革命的遗产又有哪些？前不久,本刊特约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了著名近代史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     

略论章太炎与西南军阀

章太炎是我国近代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从辛亥前夕起,他与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有密切关系。他一度是革命的领袖,与孙、黄并称;晚年则落在时代潮流后面,成为拉历史倒车的人物。一九一四年以后,章太炎渐渐脫离政治,但其间也有变化,袁世凯死后,章捐弃前嫌再度与孙中山合作护法,反对北洋军阀,因而与西南军阀发生了关系。第一次护法失败,在五四运动革命潮流滚滚向前之际,章的政治态度从反对军阀割据转向拥护军阀割据,鼓吹“联省自治”,进而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显而易见,一九一四年后章太炎的这一思想变化和     

错位的“战场”：孙中山与胡适的“新文化运动”

既往有关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研究,多已注意到他既有支持又有反对的矛盾态度。然而,透过态度这一表象,可以看到他对新文化运动更多是造势与借势。五四学生运动后,孙中山以自己的方式将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与形式纳入其革命方略中。他在1920年所使用的"新文化运动"一词也有其特定含义,强调民众动员,倾向借宣传以取得革命成功,相对并不看重反传统、欧化或白话文等,与胡适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侧重不同,实各有抱怀,处于错位的"战场"。在后续的历史记忆中,胡适等五四当事人和国民党人多从新的历史现实出发,重新叙述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建构了孙中山的历史形象。     

民族认同视野下的辛亥共和结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内忧外患加剧,列强窥伺、边疆危机、满汉尖锐时立.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孙中山、袁世凯等辛亥各派在民族认同视野下,以"五族共和"为基础,达成南北和议,清政府在化除满汉畛域的基础上被迫接受了"五族共和"思想,宣布退位.三方彼此妥协,共同促成了共和的结局.     

旧案新评:宋教仁遇刺事件的法理分析

辛亥革命后不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官僚通过双方的妥协和退让,脆弱的宪政共和政体得以存续。然袁世凯不愿做虚君和宋教仁渴望做责任内阁首相的分歧和斗争,因宋教仁遇刺事件而全面激化,在危机面前,双方最终并没有妥协和忍让,选择在宪政框架内寻求法律的救济,而是诉诸武力来解决政争。二次革命的后果是:完全超越于法律之上的袁世凯独裁政府的成立,宪政共和观念荡然无存。     

澳洲华人与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在澳洲华人中引起强烈反响。部分人组成“新民启智会”,利用“东华报”宣传康、梁改良主张,支持光绪复位,鼓吹君主立宪。1908年,民主共和思想传到澳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得到澳洲华人的拥护,共和派势力迅速增长。澳洲少年中国会发挥着宣传革命、主张民主共和,支持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政权的积极作用。1914年,澳洲华人组成国民党,接受孙中山的领导,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贡献。     

辛亥革命前后江苏立宪派的政治活动及其历史影响

江苏立宪派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在辛亥革命前追求立宪,主观上反对革命;辛亥革命期间,控制革命并促进革命在全国的成功;在"二次革命"时背离革命,加速了"二次革命"的彻底失败.江苏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追求立宪的政治活动,加速了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但在辛亥革命后支持袁世凯则埋下了帝制复辟的隐患.     

辛亥革命后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是中国资产阶级放弃武装斗争，转而与袁世凯妥协的结果，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则是袁世凯破坏共和、坚持独裁、实行武力统一的结果．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袁世凯的最终分裂。在这一年中资产阶     

护国运动是梁启超领导的吗

护国运动的领导者是谁?近来有许多人在一些讨论会和报刊上提出,是梁启超领导了护国运动。但经许多当事人和学者论定,应为孙中山。看来这个问题仍有辨明之必要。 梁启超从其仇视共和反对革命的立场出发,最初效忠袁世凯,以后投靠段祺瑞,都是为虎作伥,成为一个声名狼籍的政客。在全     

一位被遗忘的“二次革命”烈士——欧铸

1913年爆发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与最后一幕。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进行了一次悲壮的斗争。这次斗争最后失败了,许多革命忠贞之士英勇地牺牲在袁世凯的屠刀下。在这次革命中,东北有     

孙中山理想追求之一幕:从民元辞职到宋案前孙中山研究新论

关于孙中山民元四月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职,到宋案爆发一年内思想与活动的研究,学术界早有定论,认为孙中山一年的奋斗其实就是幻想,甚至还犯有与袁世凯会谈的错误。笔者认为,孙中山在这一年的奋斗以民生主义为主导,对民初政局、对袁世凯及其政府的认识没有幻想,没有错误,而是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正常行为,在民初共和时局面前,政治家的相互妥协既正常又符合民主法则。随着时局的转换,孙中山及时修正或更改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从主要民生主义的奋斗转换为主要政治斗争的奋斗。     

孙中山与护国运动

辛亥革命以孙中山的去职和袁世凯窃国阴谋的得逞而宣告失败。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国陷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长期处于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局面。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为民主共和国奋斗了几十年的孙中山先生,并没有灰心,他继续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同北洋军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尤其在袁世凯彻底毁弃民国、复辟帝制的时候,孙中山劳苦奔波于海内外,号召全国人民“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     

孙中山与建都设置问题

都城设置是孙中山十分关注的问题。关于中华民国的首都设于何处 ,孙中山的思想有一个流变过程 ,前后有上十处地方为其所注目 ,其中有的城市一提而过 ,有的则多次强调。在所有的都城候选城市中 ,武昌和南京是孙中山最为看中的所在 ,这更主要的是基于反对袁世凯定都北京的考虑。在武昌和南京之间 ,孙中山有时候倾向于前者 ,有时候则对后者予以强调。当然 ,从总体上来说 ,在孙中山眼里 :武昌和南京实属各有千秋 ,互为伯仲 ,介乎于均可之中。至于其建都主张 ,更多的是基于现实政治斗争考虑的产物     

对袁世凯的妥协是孙中山的战略与策略

对孙中山从1911年底返国至1913年宋案发生之间的政治表现,应该如何看待的问题,有些评论略有微词,认为孙中山将临时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是孙中山对袁世凯的阶级本质缺乏准确认识的表现;孙中山是个上当受骗的老实人……等等1最委婉的评语,也在同情中寓有贬意.从史实来看,这些评语确有依据.然而,为什么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会突然改变他原来一往直前的反封建的大无畏精神?仅仅用阶级性来回答不免有简单化、公式化之嫌,难以令人信服.笔者认为,使孙中山对袁退让妥协的决定性原因是他的战略方针,而不是其他因素.     

论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健将——汪凤瀛

汪凤瀛是晚清张之洞幕府的重要幕僚,是民国时期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重要角色。本文在介绍了他的家世后,着重论述了他在湖北地区的改革活动,及民国后在反对袁世凯称帝中的举动,反映出一个进步仕人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探索之路。     

马君武的抗战诗——纪念爱国诗人马君武逝世50周年

被周总理誉为“一代宗师”的广西先贤——马君武博士(1881、7、17—1940、8、1),逝世已整整50年了。他青年时代追随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近二十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为推翻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挫败袁世凯的复辟阴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孙中山的临时政府里,担任过秘     

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兼论革命党人的财政困难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本文认为，一个政权要运作，必须要有足够的经费；一个军事战役的发动，也必须要有足够的军饷和武器。辛亥时期的中国革命党人缺乏财源，民国甫建，迅速出现巨大的财政需求和严重的财政困难，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时刻面临着军队解散和政府崩溃的危险。在南京临时政府以轮船招商局为抵押向日本借款等一系列努力失败后，孙中山对短期内获得借款已经绝望，不得不接受议和。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固然反映出革命党人对袁的本质认识不足，但主要原因则在于他们无力筹集为争取彻底胜利所必需的经费     

民国初年孙中山对名誉事件的反应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第一次以政治领袖的形象活跃于国内历史舞台,所经历的诸多政治事件同时也具有名誉事件的性质。尤以在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汉冶萍借款案"和卸任后的"比款"风波,影响巨大。孙中山对各类名誉事件的反应有刚有柔,有时倾向于妥协,有时奋起捍卫,其背后有不同的目标和条件分别支配,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