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军人社群崛起与传统“四民”结构的整合──以晚清社会变迁为视点

中国传统社会自秦汉以下，基本上是土农工商与兵（军人社群）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土为“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兵则连末也够不上，军人社群在正常情况下大都处于传统社会结构的边缘位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革，特别是近代军人社群的崛起和传统士人的边缘化，导致“土”与“兵”的角色的错动。近代军人进踞社会主干并扮演社会领导角色，通过兵与土农工商的社会契合，逐步形成了土农工商兵“五位一体”的社会新程序。这种深刻的变化，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笔者就以晚清时期“兵”的角色…     

从元杂剧中士子的情场失意看元代士子地位的败落

在我国古代,有“士为四民之首”之说,士子向来受人尊崇,但在元代,士子的地位不再那么神圣。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他们没有了进入仕途的阶梯;卖官鬻爵,使得穷士子难以挤身仕途;世袭之风严重,使官职成为蒙古、色目人的传家宝。统治者对士子的轻视等原因,使得士子的社会地位在元代非常低下,从而使士子落魄和贫困,在三角恋爱的场面上当然不能和商人作有力的竞争,从而败下阵来。     

论本世纪初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工商业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农业经济的一统天下里打下了一席之地，中国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随此潮流迅速地抬升。“商”不再是人们轻视、贬损和诬蔑的对象，而成了人们颂赞和礼拜的神祗。“商能救国”变为整个社会的信条。商人在社会生活中也用不着像过去那样自惭形秽，其社会地位已从社会结构的底层迅速上移至“四民之首”。绅与商、官与商之间身份的对流和重叠使他们之间的尊卑界线荡然无存。而商人自身的组织化与组织的社会化更加重了商人在社会事务中的份量。商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主角。     

清末社会趋动变迁刍议

社会趋动军人化是清末社会变迁的显著特征,近代军事职业在联接民官之路中地位的突出,使从军行伍的社会价值评估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随着科举制的废止,“士”与“兵”的角色地位亦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动。本文拟就清末社会流动中科举与行伍的消长,及其对传统士人和近代军人两大社会群体角色的影响谈几点粗浅的认识。一科举制是中国传统社会流动的基本途径,虽然行伍入仕与科举入仕具有殊途同归之处,但在儒家为文化正统观念和士为四民社会之首的社会结构中,行伍入仕并不具有普遍意义。鸦片战争以后,“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     

论“民权即绅权”——中国政治近代化历程的一个侧影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早期阶段，近代资产阶级还处在生命发育的襁褓期，因而无论是当时的思想家还是政治家，都还未能把尚未成型的资产阶级作为“民权”的主体代表。而作为等级时代“四民之首”的绅士则轻而易举地成为“四民平等”时代的“民权”的主体。当时，“民权”是“绅权”的理论前提，“绅权”是“民权”的具体内容。     

“学者以治生为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信念的嬗变

“学者以治生为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信念的嬗变胡发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士”一直是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说其特殊，一方面缘在士位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具有显赫的社会名望与地位，另一方面，作为识书达理的知识分子。他们既肩负着开创、转承封建文明，更担...     

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为四民之首,宋明以后形成了一个“士绅社会”。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士大夫再次成为自由流动资源,“士绅社会”逐渐转化为“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拥有学校、社团和传媒三个重要的公共建构,这使得知识分子的文化影响力空前地提高。然而由于“知识人社会”的独立性质,又使得知识分子们与社会发生了制度性的疏离,以至最后自我边缘化,无法重建社会的重心。     

《三言》、《二拍》“本末”冲突主题探析

《三言》、《二拍》通过对明代商业活动的直观再现和商人阶层的真实描述 ,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本末”冲突这一时代主题。一方面 ,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秩序崩溃 ,“农本商末”观念被改变 ,商人地位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 ,商人的自贱意识挥之不去 ,中国古代商业资本被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封建体制所吞噬 ,大量耗费在田产购置和跻身仕途上 ,明代商人最终未能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形而上学的当代转向——从“本体论”到“伦理学”

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关注人的,是人之为人的超越性生存本性的理论表达,因而追寻形而上学一直是人的“宿命”。形而上学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内在向度:“本体论向度”———知识何以可能;“伦理学向度”———生活何以可能。形而上学的历史,实质上就是这两个向度的斗争史。当代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的转变,并不是消解了形而上学,而是指形而上学从“本体论向度”转向了“伦理学向度”,因而,这种转向不是纯粹理论性的,而是生存实践性的。     

明代婢女社会地位探析

虽然明代婢女的整体社会地位低下,但在具体的政治法律、婚姻与家庭地位方面已经出现松动迹象,存在一定的"弹性"空间,且这种空间呈现出顺次递增的层次性,其中以家庭地位的上升幅度最大.上述现象得到了明代国家的肯定,这与现实中存在的主婢矛盾激化相关,明代政府试图以"恩威并举"的措施达到麻醉和安抚婢女群体的目的.但从社会变动角度来看,这种"激励"举措却在一定程度上对明代婢女整体社会地位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     

近代商人与中国社会转型——序“东方商旅丛书”

近代商人与中国社会转型——序“东方商旅丛书”章开沅中国商人在中华大地上存在已久，但其传统的社会地位却相当低下。“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经商则被贬之为末业。但在农业宗法社会，四民各有其特定的分工与职能，商虽位居其末，却又未能缺少，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     

明清之际士商观念的转变与商人伦理道德精神的塑造

明清之际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王朝的更迭、社会的变迁 ,传统的四民观发生深刻的变化 ,士人商人化趋势加大 ,从而使儒家的伦理道德精神渗透到商业经营中 ,形成了商人阶层的伦理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突出表现于勤俭、诚与不欺、自重敬业、德与名等方面 ,成为中国古代的儒商精神 ,对今天仍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落拓文人到报界闻人--对晚清职业报人的群体透视

在晚清那样的报界“政论时代”,与辉煌耀眼的政治家报人相比,职业报人是一个倍受偏见和冷落的群体。但是,从落拓文人到报界闻人;从困顿于生计的下层文士到自由职业者的城市中层,晚清职业报人的命运跌宕,演绎了传统士人由四民之首地位滑落被推向文化市场的全番过程。与此同时,晚清这样一个急骤变迁、新旧文化剧烈撞击的时代,赋予了新兴职业文人充满矛盾的精神内涵。爱国的本性使报人能够超越个人悲欢,汇入时代激流。强国富民、启蒙救亡成为贯穿晚清职业报人活动的一条思想主线;中国早期报业近代化的每一步履,都留下了他们辛勤耕耘的足迹。     

“激进”的言论与“保守”的行为——对徽商在传统价值观问题上的心理分析

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竭力否定传统的“四民”之分,特别是士、商之间的尊卑差异,主张“士商异术而同志”。这种言论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一种崭新的思想倾向,具有非常“激进”的色彩。然而言论上颇为“激进”的徽商,致富后大都不再将发展商业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而是将业儒入仕作为头等大事,其行为倾向却是异常“保守”的。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这两种相反的倾向在徽商身上的统一问题。认为这与徽商为平衡徽州地区的生存取向与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而形成的社会心理有关     

接受者的伦理处境和小说评点形式的运用——以明代历史小说为例

古代小说接受主要表现为评点,评点形式的运用与接受者的伦理处境有关。以明代历史小说为例,商人伦理和商业伦理的形成,让一些文人乐意成为书坊主,评点成为书坊间竞争的重要手段;同时,部分士人形成小说可“补史”和“文无愧于史”的观念,进而加入到评点队伍之中,提高了小说评点的水准。书坊主和士人在中晚明社会的伦理处境中展开合作,让评点成为明代历史小说的一大亮点。     

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

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蒋文玲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遏制的社会趋势。至明代中叶，商业在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商人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与此同时，士商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四民观中居于最上层的“士”与...     

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自觉意识及其意义

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派文学集团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有清楚的历史使命意识,这种意识的出现,以明代士人分化以及“经术”与“词章”分离为基础.前后七子的文学运动不同于以往任何文学运动,前后七子文学运动打破了地域限制,产生了文学的中心,出现了相对统一的文学主张,他们对文学与理学的关系重新思考,把文学创作提升到与理学平等的地位上.     

“旧族”与“晋人”：石赵文学的主体构成及主要特点

在石赵政权中出仕的汉族士人,因其阶级来源主要分为两类人：一种是曾在西晋有一定地位的贵族士人,被称为“旧族”;一种是起自乡里社会的寒素士人,被称为“晋人”。汉族士人是构成石赵政权文学发展的主体。然而寒人作为石赵政权中深受倚靠的对象,出仕待遇高于旧族,在文学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较高。寒人在石赵政权中的兴起与旧族的衰落,反映了十六国前期文学发展秩序的一些深刻变化。     

王阳明“心学”影响中晚明文论建构的三个维度

王阳明“心学”作为明代中后期的主流社会思潮,构成了中晚明文论发展的重要哲学背景,对诗文小说戏曲等各体文论之建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心学”高度重“人心”的观点使文论家对文学的抒情性给予特别的强调,从而促进了中晚明抒情主义文论思潮的流行。二是阳明“心学”“与朱子背驰”,具有思想解放之意义,从而启发文论家突破传统思想之约束,大胆提出新的文论观点。三是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引发士人对人格价值的尊重,从而影响文论家高度重视通俗文学,并促进了通俗文学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