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勰对骈文理论的贡献

齐梁时代,骈文创作风盛,但还没有一种普遍遵守的写作规范.作为骈语高手的理论家,而且又怀有"正文救弊"、指导时人写作的明确目的和强烈使命感,刘勰<文心雕龙>"言为文之用心",其中,<丽辞>、<事类>、<情采>、<声律>等篇具体论述了裁对、隶事、敷藻以及调声等与骈文关系紧密的理论.尽管其言并不是专就骈文而发,但事实上其于骈文理论的创建之功是不可否认的,它对后世骈文理论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可谓之"骈文论家之祖".     

永嘉学派的解《易》进路——以薛季宣、叶适为中心

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薛季宣、叶适都很重视<易>.他们对<易>之地位与成因的回答、对"道器"关系的解决、崇阳黜阴的主观选择等都突出了永嘉学派解<易>的不同进路.     

探足于"后现代"、"后美国"与"复古求变"的交叉河流——论国际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

本文建立在作者最近所编译的<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一书所涉及的研究范围和基础之上.文中尝试以"后现代"、"后美国"与"复古求变"的交叉视角,对目前已经在国际上出现、并在逐渐发展扩大的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进行引介.作者除论析该学派的学术背景宗旨,及其对既有传播理论欧/美中心的批判性反思、受现当代新儒家思想润泽等之外,也展示了该学派在充分意识到亚洲复杂性基础上所开展的、对传播理论亚洲共同性的探求.最后,全文以简要述论该学派主要学者们提出的建构性的亚洲中心传播命题和模式及学派的发展前景作结.     

企业理论研究的三种范式——新、老制度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比较

本文从方法论的本质层面将企业理论划分为三种范式,即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老制度学派企业理论和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三种范式的企业理论在方法论上存在本质区别: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石;老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以整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石;而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则是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作为根本方法。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以"新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老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以"制度人"作为研究出发点;而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则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研究出发点。新制度学派采用静态比较的方法,把企业问题仅仅置于交换领域中;老制度学派采用进化论方法,把企业问题置于文化领域中;而马克思则运用系统发展的观点,在生产与交换的有机结合中研究企业问题。若使企业理论更加完备和科学,在方法论上必须接受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当然,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方法论也面临不断创新的任务。     

论洪大容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意识——以《医山问答》为中心

洪大容作为朝鲜北学派思想与文化的先驱者,他的<医山问答>等作品集中反映了其哲学思想、文化意识的深度与特征.他的地动说理论和宇宙时空无限性理论是在西方科学扣哲学思想尚未介绍到朝鲜的情况下提出的,它们不仅影响了朝鲜,也影响了一些中国文人,他的"华夷一也"的文化意识直接影响了朝鲜北学派的文化活动.     

明代福建易学述要

明代福建易学的主流是阐发程朱传义,以蔡清<易经蒙引>为代表的"清源学派"易学,成果卓著,影响遍及全国.另一方面,明代福建易学成就又展现了多样化的特色:以苏浚<生生篇>为代表的心学派易学,以李贽<九正易因>为代表的义理易学,以魏浚<易义古象通>、黄道周<易象正>为代表的象数图书易学,以何楷<古周易订诂>为代表的集解派易学,都为构建明代易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方法理学研究五个方面的新进展

全面梳理和探析西方法律理论发展的最新动态及未来走势,对批判地借鉴域外法律经验,拓展本土法律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法理学正在发生快速地裂变与聚合,以德沃金<法袍中的正义>为主要标志,新自然法学派与分析法学派的论战进入"哈特后"时代,现实主义法学、经济分析法学和后现代法学都在进行学派内部的理论创新与超越;学科间的交叉催生新的火花,如法律与数学、法律与发展等理论的兴起;世界和谐、多元民主、自由、法治与人类正义与人权成为普遍关注的学术热点.     

实践性:毛泽东《讲话》的一个重要理论品格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又是新文学的自然延续,在其所建构的理论体系中也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如果说"实践性"是<讲话>突出的理论品格,那么,新文学和传统文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讲话>的价值取向.     

四川比较文学三十年

本论文论述了四川比较文学自1978年到2008年的三十年的成长和发展历程,梳理了四川比较文学经历了从自我觉醒阶段,到成长为中国比较文学的生力军、被誉为中国比较文学"四大方面军"阶段,再到形成世界格局中四川比较文学这样三个历史性阶段的发展.在这三个十年时,四川比较文学建设起了以<比较文学报>、<中外文化与文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West and East为中心的言论阵地、培养了一批比较文学人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术梯队,发表、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论文与专著,在中外文学关系、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比较诗学、译介学、流散文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并以"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失语症"、"异质性"、"话语重建"、"变异学"、"跨文明"等重要理论观点的提出推动了四川和全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四川比较文学三十年发展历程表明:四川比较文学对中国比较文学以及对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对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历史考察

学术界对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该学派活跃于1923-1927年,主要以余家菊、陈启天等青年党分子为骨干,以国家教育协会为核心团体,以<中华教育界>、<国家与教育>、<醒狮周报>等刊物为主要学术阵地,鼎盛时期其成员逾160多人,其有关思想及实践,对当时中国教育特别是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纬书政治神话与禹形象的演变

在先秦至汉初的典籍中,禹是一位造福于民的治水英雄和人间君王。在纬书中,禹由凡人转变成充满神奇怪异色彩的受命圣王,从受命治水到受天赐、受天书,再到受舜,禅都是出自天命。纬书中的禹形象对后世史著和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吴越春秋》中禹出生、得天书、遇九尾白狐等情节都源自纬书,《博物志》等志怪小说多采用纬书中的资料。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     

论《周易》与先秦哲学中的古今义

《周易》及先秦时代的重要思想家都注重古义和今义。《周易》的古义近于阴阳家,而今义关注伦理道德。儒家和墨家的古义是指"礼",今义指"德义"。道家的古义指道,而今义强调效法自然。     

“杜夔传旧雅乐四曲”考

秦之后两汉传承四百余年,真正由孔子正乐审定的"三百篇"之乐已荡然无存。魏杜夔所"绍复先代古乐",只能是东汉时的雅乐;所"传旧雅乐四曲",实即拟古之作。《辞源》、《汉语大辞典》等袭用清代学者结论,谓"《鹿鸣》的乐曲至西汉、魏、晋间尚存,后即失传",皆欠明察。     

从诠释学审视中国古代易学

就文本而言 ,古代易学有重文本符号和重文本意义两种倾向 ,从而导致象数易和义理易两种不同的诠释学 ;而易学诠释活动 ,汉唐清代偏重文本本意 ,宋明偏重心理创造 ;从易学诠释学承传看 ,易学诠释是以批判为特色的解构 ,惟有解构才使得易学整合发展成为可能。     

海昏侯刘贺读什么《诗》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诗经》,学界一般认为属于《鲁诗》。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诗经》中的传、故训、文字以及《齐论语》等其他竹简,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海昏侯墓《诗经》属于《韩诗》的可能性更大,可能与昌邑国《韩诗》学者王吉有关。通过海昏侯出土诸多简牍文献可知,刘贺其人虽缺少政治谋略,但也非冥顽不灵之徒。相较于汉代其他诸侯王,刘贺亦称得上是好学之人。     

中国古代阐释的批评学意义——“诗无达诂”说研究

“诗无达诂”是中国古代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所遵循的一个原则,也是文学接受活动、文学阐释活动中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诗无达诂”对汉代经生在《诗经》的阐释中泥于字面的、牵强的阐释提出反拨,指出阐释的相对性和灵活性,从而为阐释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奠定了基础,使阐释具有了批评学的意义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都有其存在形式和发展过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也是如此。探讨它的发展过程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存在形式,可以为当今的历史理论研究提供参考。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经历了先秦、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发展阶段,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时期(1840年以前)的繁荣和嬗变阶段。本文旨在阐述这一发展大势,以就教于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