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智慧的现代魅力——“五行”说衍与用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是应对国内企业管理方法"水土不服"的良好药剂。近代"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成中英教授将"五行"生克学说的演变与管理职能结合起来,提出著名的C理论,对现代企业的"本土化"发展给予重要启迪。来源于《尚书.洪范》的"五行"学说形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质蕴唯物辩证法的逻辑因子,"五行"要素内涵的"生克"外延与现代企业管理的职能要素存在着有机契合。"五行"说的历史传衍和现代功用,丰厚了企业职能管理理论的中国文化土壤,同时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殊像。     

玩红识小——宝黛钗人物设计之五行说

本文提出并论证《红楼梦》作者系根据五行学说而设计其主角宝黛钗三人之形象:以三人分别属火、属木、属金,而以相应之赤青白三色确定各人衣著服饰及居住环境之色彩基调;以中医理论所谓人体特征之与五行相应者而塑造三人之体质形象及个性特点;以五行生克及五行乘侮而安排三人之关系及最终命运.     

中医术语“五行相生”及“五行相克”的英译问题

五行学说在中医理论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然而,目前＂五行相生＂及＂五行相克＂的英译名还存在着混乱、不统一的现象。通过分析,笔者认为,由于＂五行＂在英文中找不到完全对等的词语,可以采用半音译法翻译成five xing。而＂五行相生＂中的＂相＂是＂递相＂的意思,应译为successive promotion of five xing。同样地,＂五行相克＂也可采用successive这个词处理,而由于相克的顺序是木、土、水、火、金,因此译成successive restriction of five xing——wood,earth,water,fire and metal。     

“五行”学说是朴素的系统论——兼论“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

“五行”学说以五类不同功能的实物为基础,把整个世界看成是由“五行”及其表现形态所构成的,按照“比相生而兼相胜”的法则运行的大系统,“五行”学说的基本思想与现代系统论相吻合,因而是朴素的系统论     

张载心学结构发微

关于横渠学说为"气本论"或"气一元论"的传统观点需要重新思考.从横渠学说的整体来看,他以"气"的升降屈伸论宇宙万物之生成为始,而以"心"统摄会归天下一切万物为终.前者是形下之器的世界的无尽展开,后者则是形上之道的世界的无穷开显,而性气合一或形上与形下合一的归极之所则在于"心".因此,就横渠学说之整体结构来看,乃呈现为一个完整的"心学"构造.而以"气本论"或"气一元论"来概括横渠学说,实际上只注意到了横渠学说中"气"之形下开展的方面,是未必能得横渠学说之真际的.如必欲以某种"主义"来论定横渠之学,则恐不如称之为"性气不二论"为更能得其实情.     

简帛《五行》篇的发现与研究

简帛文献《五行》篇出土后,国内外各界学者对简帛《五行》篇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在诸如简帛《五行》篇的创作时代、作者、学派归属问题;简帛《五行》篇的比较研究;思孟"五行"与传统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间的关系;荀子为何对思孟"五行"学说进行批判等问题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学界的不懈努力,我们不仅知道了什么是思孟"五行"说,也得以知道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所批判的"思孟学派"是于史有征的。     

论帛书《五行》篇的“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

《孟子》有"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但语焉不详。早于《孟子》的帛书《五行》对"知"、"之"以及见知与闻知的结果——智、圣进行了全面的界说。"闻而知之"的"之"指"君子道","见而知之"的"之"指"贤人"及贤人之德。"知之"的"知"包括心知与践行,心知强调内心的体验与积极思考,在帛书《五行》中即为"思"。践行是在心知基础上的实践。智、圣既是实践主体认知领悟的能力,又是实践主体经由见知、闻知而形成的德行境界,它们还是天人到德善的转折点,是五行与四行的关键。     

中国古代哲学的“意”、“象”在现代广告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古代哲学所谓"立象尽意"之"意",并非是对事物外在形具的反映,而是对所谓道理以及道理之法式的内心体悟.而只有立象,才能"见其形",才能极尽体道、御器之意.因此我们可以说,古人所谓"立象","案其图"不过是手段,"想其生"才是目的;"见其形"不过是手段,"执其功"才是目的."立象"的目的是用以"尽意",而广告设计中"尽意"的目的是为了"营销".虽然在这里"立象"和"立意"都看似变成了促销的手段,但在创作中"立象"仍然是为"立意"服务的.     

“火”、“河流”与“战争”-赫拉克利特的变化观新论

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万物的变化存在着一种秩序,即"逻各斯".我们认为,赫拉克利特所阐述的万物的变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战争"式的,另一种是"河流"式的."火"转化为"水"为"土"以至万物,万物又复归于"火",这是"战争"式的变化;"火"之表达为"活火"是"万物皆流,无物常住",这是"河流"式的变化.也就是说,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学说包含了两种变化形式.     

“京”、“亭”考辨

本文从已经确认的战国简帛文字"京"的一种异体出发,系联战国陶文、货币中的两组"京"字的写法,认为都应该释为"京"。第一组作■、■之形,"京"是韩国地名;第二组作■、■之形,"京"表示粮仓。"京"的构形即像粮仓之形。"京"和"亭"是两个不同的字,秦系亭从高省丁声,六国文字从3丁声。     

先秦儒家“慎独”观念的思想史探析

"慎独"是儒家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观念。以郑玄、孔颖达、朱熹等为代表的经学传统解"慎独"为"谨慎独处",而今人多据简帛《五行》篇解"慎独"之"慎"为"诚"或珍重之意,"独"则是指作为本体的心,"慎独"即指内心的专一或珍重自己的内心,这样对"慎独"的解释就由强调外在行为的"谨慎独处"论转为强调内心的专注专一。但必须注意先秦时代的思想家对心的理解与今天有着重大的差别,心的情感意义与认知意义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慎独"观念的真精神就在于合外内之道。     

论五行学说之成立

五行学说之成立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五行学说成立的标志是五行与阴阳思想相融合,亦即成功解决"五行"与"四时"相配的问题。数十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条进路:王梦鸥发掘的"四时"五分以配"五行"虽然理论上精致,不过难以付诸实践,终归湮灭;庞朴抉发的"尚土说"影响较大,可惜完全基于对史料的误解;只有徐复观之说在逻辑与文献两方面都较为合理,且两者配合无间,是以可信。     

政治意识笼罩下的原始五行观——对《洪范》“五行”概念的性质及其思想史意义的再认识

政治意识笼罩下的原始五行观——对《洪范》“五行”概念的性质及其思想史意义的再认识胡新生《尚书·洪范》是中国古代最早将水、火、木、金、土列为“五行”并系统论述五行特性的重要文献。准确把握《洪范》五行观的内涵和性质，对于理清古代五行学说和古代唯物主义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二”“三”与“多”的观念

在哲学观念中,只要突破了"二",承认了"三",那么,"多"便是不言而喻的了,因为三正是通向"多"的桥梁。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说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关系学说,"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提法正是阴阳泛化的二元对立观念的体现。西汉哲学家扬雄首提"三分法",并由此构造出另一套与《周易》的二分法相区别的《太玄》经卦体系,进而提出种种三三见九之说。早在西周末年史伯就表述了一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多元综合的复杂性思想。五行说也具有克服二的简单性观念,将世界的本原建立在复杂性的多样化基元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上的意义和价值。     

从“一”与“裂”之争看“内圣外王”——《庄子·天下篇》主旨探析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被许多研究者认为是该篇主旨,但对其内涵的理解和阐释至今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细读《天下篇》可以发现,"一"与"裂"之争是全文的逻辑主线,其中蕴藏着《天下篇》作者"崇一抑裂"的态度。而"内圣外王"正是《天下篇》视为"一"的"古之道术",是先秦诸子学的共同旨归,是注重整全性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在先秦诸子兴起、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内圣外王之道""为天下裂",具体体现为诸家各异、各执一端的学说和举措。而从战国末期至汉初的诸多经典文献都表明,熔百家之说而成君王一家治术已开始成为学术主流,由"裂"返"一",才是真正认识"内圣外王"的唯一途径。     

“浑沌”三性——庄子“浑沌”说

根据《山海经》的记载,"浑沌"大概是远古时期即已产生的一个神话生物,但庄子在《应帝王》中通过一系列描述使其成为了一个内涵丰富而深刻的哲学语素。庄子将"浑沌"配置天地中央,隐喻了"浑沌即吾"、"我即天地",这实际上是庄子在深刻地洞察了人之主体自我充分凸显的种种不良后果之后所开出的一帖方剂。庄子认为,只有通过对于人之内涵(知)与外形的消融,以弱化主体个性的自我自大,社会与自然才能够因此而得到稍许休息和安顿。庄子以"中央"定位"浑沌",还说明了"浑沌"与作为五行之"中央"的"土"的相似性,隐喻着"浑沌"像万物生于斯而又归寂于斯的"土"一样,毕罗万物,尽然事理,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庄子寓言中的"儵"与"忽"相系联,"浑沌"又是飘忽绵延、变幻不定的"风云"之象征,隐喻着"道"的不确定性与无限可能性,而这其实正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情境。庄子的"浑沌"中所隐喻的上述内涵其实又是三位一体的,它揭示了人们在其存在情境中所应有的存在方式。     

论汉唐间的五行志与志怪小说

汉唐时期,作为历史叙述的"五行志"与神异虚诞的志怪小说在思想、内容、风格方面存在交集:阴阳五行学说、鬼神观念是五行志与志怪小说共同具有的思想文化背景;志怪小说的作者常从五行志中寻找创作灵感,或摘抄感兴趣的内容;史官在修撰五行志时,也从志怪小说中择取材料.五行志与志怪小说在文体功能与创作目的上的差异,使二者存在分化;五行志重推占,用阴阳五行学说对神鬼异常之事进行理论解释,推验祸福,指导国是.因此,五行志的叙事尽量淡化故事情节,重在揭示故事背后的政治因素.而志怪小说对故事始末刻画得细致委婉,情节比较复杂,在叙述中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气、伦理道德及人类普遍的情感.     

《老子》中的隐喻思维——以“水”“谷”之喻为例

从隐喻视角来看,《老子》的叙述方式与西方隐喻理论不谋而合。经文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喻象使得微妙难闻的大道得到揭示,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通过喻象得到互动,"水"与"谷"具有处下、居卑的意蕴,具有承载长养的作用,"道"的诸多特性通过"水""谷"以及"婴儿"等一系列喻象得到彰显。隐喻思维在《老子》的表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道"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隐喻,"道"作为"道路"具有指向意义,然而"道"作为言说方式又不能言说最本原的存在,以"水"与"谷"为切入点以隐喻理论为视角来理解《老子》或许是值得尝试的方式。     

知行分离的形上根据——论《论道》中的“幾”与“数”

在金岳霖的《论道》形上体系之中,"幾"表示"能"之"即出即入"于"可能",是世界将要变动而未变动的那个时刻。"数"相待于"幾",表示"能"之"会出会入"于"可能",即变动的总会发生。"幾不可测"而"数可先知",表明"幾"不可知而"数"可知;就相关于个体的幾和数即"运"和"命"而言,"运可改造"而"命不可逃",表明个体之幾是行动的对象,而个体之数不是。因此,个体就陷入"知而不行"和"行而不知"的两重困境之中,而这两重困境是同时发生和不可调和的。这使得《论道》为知行的分离提供了一种新的形上论证。     

强奸罪:“婚内强奸”犯罪化的立法必然

作为一种隐蔽的性暴力,"婚内强奸"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在国内关于"婚内强奸"的诸多学说之中,似乎唯有"有条件肯定说"与"两罪说"能够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求得平衡。而在经历了由"非罪"到"罪"的转变之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多数将"婚内强奸"以强奸罪论之。在我国法治发展之背景下,"婚内强奸"的确有别于"普通强奸",但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无论是立于形式理性还是实质理性,"婚内强奸"都实难以婚姻关系的存续为由而肯定强奸罪之"丈夫豁免",故我国刑法第236条当对强奸罪作出完善性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