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主义法制观正名--以新中国1949年至1957年的法律实践为例

国家主义法制观是在“国家政权建设”和“民族形成”的背景下展开的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的一种以政治国家为中心的国家治理观念。新中国1949年至1957年的法律实践也证明了这种以民族国家和政治意识为基础的法制观念的正当性,在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这种法制观有助于克服自由主义法治观的内在局限。     

湖北高校学报之窗

刘诚、杜晓成在《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撰文《为国家主义法制观正名——以新中国1949年至1957年的法律实践为例》认为,国家主义法制观是在“国家政权建设”和“民族形成”的背景下展开的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的一种以政治国家为中心的国家治理观念。新中国1949年至1     

工具理性与中国的“法治”传统

在阐述中国古代“法治”赖以形成的政治背景的基础上,以法律的政治功能为例对古代法律的性质以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得出法律制度不过是专制统治者手中的工具的思考。最后论述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艰巨性及长期性问题。     

论“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

“法治中国”是实践“法治国家”具体的地理和空间平台,它使得“法治国家”的建设“脚踏实地”,它汇聚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各项具体价值要求,它在适用地域上呈现出“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特色.作为“法治中国”的整体化特征,必须先有“国家法治”,然后才可能出现“地方法治”,“地方法治”不能脱离“国家法治”而存在.在实践法治精神的过程中,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没有特权,都必须按照统一的法治原则来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和遵守法律,“法治中国”正是从一个具体的主权国家概念的角度来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具体法治”的各项价值要求.     

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的价值辨正、路径选择与判准甄别——以多民族背景与公民权利的平等维护为分析视角

［摘要］“多民族背景”是民族自治地方在法治建设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通过行使法律变通权，将民族关系问题纳入法治轨道，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提供一个正当有效的制度平台和维护机制，推动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局面的形成和发展，进而为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公民平等实现其法律权利营造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的根本目的。完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协商决策机制，建构协商司法模式，妥善处理不同民族习惯法之关系、国家法与习惯法之关系，有效开展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工作，是改善民族自治地方法治现状的必然选择。     

“法治方式”的定位及塑造

“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是正确的政治决定,人们非常重视诠释它的政治意义.然而,仅关注法治方式的政治意义是不够的,还需要重视法治方式的法学、法律意义.因为,“社会矛盾”在执法、司法领域表现为“具体矛盾”,具体矛盾的解决需要倚重法律方法或法律思维规则.在缺乏法治启蒙的背景下,需要改造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塑造教义学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教义学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指导,以法治中国建设为目标,以遵守法律规定为前提,强调尊重执法、司法的规律,反对权力的绝对化,倡导行为主体要像律师那样思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法治.     

苗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婚姻法60年的博弈——以湘西一个“强奸”案为例

德国的法学大师萨维尼认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如同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他们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内部力量推动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专断意志推动。”60年的法治建设,特别是在湖南湘西这片苗族聚居区,苗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婚姻法不断博弈,或者说是移植法律制度和本土法律文化的博弈,这其中有冲突、影响和互动。同样,放眼60年中国的法治进程,无不充斥着外来法律制度与本土法律文化的博弈。     

大历史：一种对法治演进的理解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从宏观角度探究法治演进的脉络。古希腊城邦社会孕育了“公民”、“民主”、“法治”等观念,不仅经历了大量的“法治”实践,而且产生了系统阐述的法治思想。在世界社会古罗马,以共和政体和对王权的制约以及自然法思想为条件,私法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教会、国王、贵族、平民等之间的斗争和妥协,产生了多元性的法律和司法体系。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在近代法治思想和法治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近代法治文明,从而进一步形成了现代法治。中国百年来追求法治的道路很大程度牺牲了法治精神的本质目标,应当重视法治内在的制度和文化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以权利的归属和处分特征为标准,权利划分为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主见权和私权利三种。在此基础上,民主划分为政治民主和直接民主,法治划分为依法治国和人民自治。民主解决的是法律意志问题,法治解决的是权利界限和民主效果问题,形成“决定”与“办理”的关系。因为政治民主的间接性,社会民众要高度认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以私权利为契机来关心国家政治,实现政治和谐、秩序和谐及民主法治主观体验和谐。      

ADR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法治秩序

儒家思想的教化对于抑制诉讼案之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中国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后,形成了一套独特、完善的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法治进程,但仅是注重国家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并不能带来期望的法治秩序。因此,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性重构,就成为促进“自生自发秩序”和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内生力量。     

论古代雅典城邦的法治意识和法治原则

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国家在其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仅建立了一套较完备的法律政治制度,而且在提高公民综合素质的基础上,确立起全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原则,从而使雅典成为古代法治社会的典范.本文对雅典城邦国家法治意识和法治原则形成的历史条件、具体体现和现实作用进行了论述,以说明它是雅典法治社会正常运行的思想基础和政治保证.     

走出依法治国主体认识的误区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在我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做为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民主法制建设在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是要实现法治,突出“法律至上”原则。这不只是一种观念,同时也标志着法律在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最高地位。从法理角度讲,依法治国就是法律的统治,不可能在法律的统治之上或之外还有不受法律统治乃至统治法律的东西。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法律是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因此,法律至上就是人民意…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法治进路

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推进中华民族现代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更是政治法律共同体,也是全体国民基于共同认可和遵循的宪法法律而形成的命运共同体。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环节深入分析法治对增进“五个认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梳理总结从法治维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探寻更为科学完善的法治进路,服务于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     

法治基因概论——西方法治生成路径分析

西方国家内部存在着促成“法治”的“基因”。其法治的生成是其政治权力多元与制衡的政治传统、法律至上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商品经济历史等社会、文化、经济原因逻辑演化的结果。通过对西方法治的生成路径的分析,并揭示法治的形成规律,将对其它正在进行法治建设的国家有所启示。     

基于“人的解放辩证法”的法律发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启示与限度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总体上具有四种倾向：对苏联模式的法治反思；对超越自由主义模式之实质法治的探求；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现代阐释；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学院主义。依照与历史唯物主义相适应的“人的解放辩证法”,法律发展遵循着“情境-普遍主义”的逻辑：法律具有以促进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为旨归的政治哲学承诺，同时这种政治哲学承诺又具有基于具体社会历史实践的制约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一大启示是，马克思主义要积极回应“卢森堡-诺依曼问题”,即在民主法治的观念和制度平台探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但其学院主义倾向明显与中国法律发展的实践约束条件相抵牾。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制观中国化探析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的法制建设通过实践主导与文化扬弃路径,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制观中国化。实践主导层面,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确立,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法制观中国化的根本保证;抗日民主政权法制建设初具规模,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法制观中国化的核心内容;根据地的司法实践,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法制观中国化的本质要求;服务抗战大局,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法制观中国化的重要使命。文化扬弃层面,反对特权,变革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服从法律,要求执政党成员成为遵纪守法的榜样模范;大公无私,提出了共产党员犯法加重处罚的司法原则;保障人权,彰显马克思主义法制观的精神实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需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法律人"之治:"法治政府"的主体性诠释

本文简要考察了西方"法治政府"理论的形成及其对"法治政府"的几种典型的解释,认为这些解释忽略了"法治政府"的主体性因素.以此为出发点,重点描述了近代以来主要的西方国家"法治政府"中"法律人"统治的基本状况,并分析了这种"法律人"统治的思想资源、历史成因、政治背景和法学教育条件,指出不应忽视"法律人"在法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浅议依法治国亟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之一。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很大进展,一个以宪法为基础、包括一系列重要法律在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在依法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基础。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到十五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制”与“治”虽一字之差,却反映出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讲法治道理”的四个维度——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例

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提升非法学专业大学生法治素养的重要渠道，其中《思想道德与法治》是对全体大学生开展马克思主义法治教育的核心课程。“史”“实”“理”“惑”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法治教育的四个维度，是讲清中国法治建设之“道”“理”的重要理路维度。在高校思政课中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专题内容，需要澄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历史脉络、论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征、释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支撑、开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相关理论问题。通过“讲道理”深挖精讲法治专题，着力打造思政“金课”,助力受教育者学习法治思想，形成法治思维，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生力军。     

试论中国传统法律思维之现代转型

依法律思维赖以产生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历史条件之不同,可将法律思维区分为传统法律思维与现代法律思维。因长期所处的特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中华民族形成了不同于其它民族的思维模式及其由之制约的法律思维传统。中国传统法律思维是与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和专制政治紧密相连的法律思维方式;而现代法律思维则是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上的法律思维方式。由前者向后者的转型既是一个长期而艰辛的过程,也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