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议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诗文拾零

评议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诗文拾零张峻峰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瞩目，出现了以此为题材的大量文学作品。唐宪宗元和元年冬（公元８０６年，即“安史之乱”后的五十年），周至尉白居易与其友陈鸿、王质夫同游马克驿附近的仙游寺。三人谈及李杨之事...     

论杜甫、李商隐诗歌的情感品质及其创作异同

历代文学批评家都承认，李商隐诗学杜甫而自成一家。从表现角度而言，杜甫、李商隐二人同样深于情而长于言情。又都深受儒家诗教的影响，所以诗中的情感都表现得温柔敦厚、忠爱缠绵。然而二人诗作却又各具面貌，杜诗用情博大，李诗用情深挚。究其个性原因。杜李二人虽然天性相近，但因生平时代影响。杜甫是典型的政治人格，受屈贾文学影响较多；李商隐则是纯粹的诗人人格，更多的受宋玉的感伤主义的影响。     

试论杜甫对陶渊明的传承与创新 兼论两人之异同

杜甫与陶渊明政治思想不同,虽欲归田而难割舍“致君尧舜上”的抱负,然他慕陶追陶,不仅在志趣上有契合点,在诗艺方面亦力求承传。与无意求诗之妙的陶潜不同,他用力气下功夫,在学习、融化中力求超越,沿两条路径推进:一承陶诗平淡风格而见清旷;二承其纵横浩荡的气势而见顿挫飞动、错综变化。选择意象相近而寓意有异,不少词语出自陶诗,或化用其意,或整合其辞,下开黄山谷诗法。     

论白居易对陶渊明的阐释与融化

陶渊明是白居易的人生偶像之一.白居易对陶渊明思想、精神作了全面阐释,并以自己独到方式刻意学陶.白居易将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和生活情趣引入"中隐"的生存方式之中,为吏隐之士找到一种学取陶渊明的独特方法,这也是白居易留给中国士人的一份特殊礼物.     

论元稹、白居易的文学观

唐代中期,以元稹、白居易为核心形成一个客观存在的诗派,在当时及后世均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既以“元和体”特指“元、白诸公诗”.又单立“元白体”.足见其文学史地位。在体派纷呈的元和诗坛,元稹、白居易大倡儒家诗教的功利性文学思想以及为时为事而作的写实化创作实践,显然是元白一体得以确立的最重要原因。     

唐玄宗李隆基对音乐的贡献

唐玄宗李隆基不仅是一位在政治、军事方面有着杰出贡献的帝王,同时还是是作曲家,演奏家,也是宫廷音乐的总策划、领导者。唐玄宗李隆基对我国传统音乐做出了很大贡献,首先创立了教坊、梨园机构,其次改革了乐制使胡曲与俗乐实现了大融合,谱写了盛唐之乐的新乐章。     

论杜甫与柳永

杜甫和柳永,虽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各自所擅长的领域也有所区别,但有许多方面可相提并论:一、杜诗和柳词一样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二、杜诗和柳词的女性题材都反映了男女平等的思想;三、柳词对杜诗造句法和铺叙的艺术手法有所借鉴和发展。     

再论唐玄宗杨贵妃与安史之乱的关系

传统史家认为安史之乱的起因是唐玄宗从开元后期起沉溺声色, 倦怠国政, 因而任用非人。这一从君主个人行为模式转换进行历史阐释的视角, 虽然受到当代史家的批评,但仍然有进一步分析的价值。玄宗是一位具有丰富情感而又多才多艺的帝王。从开元后期起,由于玄宗的诸兄弟和宠妃武惠妃的相继去世, 使玄宗产生生命短促、及时行乐的观念, 同时随着天下大治, 使他在开元前期无暇顾及的对音乐舞蹈艺术的酷爱重新显露, 而且日益成为其主要兴趣。而此时杨玉环以她的善解人意和音乐舞蹈造诣, 促成了玄宗对她的专宠和爱情。玄宗个人行为和心理模式的转变,最终导致他倦怠政事,以声色自娱,成为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因素。     

杨贵妃、高力士与荔枝的情结

唐代著名大宦官高力士出身于岭南大族冯氏,其家族势力很大,最盛时曾控制岭南二十余州。其祖父、父亲长期任潘州刺史,武则天统治时期,冯氏家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十岁的高力     

对杜甫夔州诗的再认识

本文从审视夔州诗人手,对杜甫后期创作进行重新评价和定位。杜甫生平以人蜀为界为前后两期,各体现一次跨越。前期主要表现为从功利关怀转到伦理关怀,其跨越以安史之乱为契机;后期突出表现为从伦理关怀进到生命关怀,其跨越以迁居夔州为标志。再把夔州诗放在唐诗初盛中晚的演进和诗史发展长河中考察,进而充分认识杜甫在盛唐涛向中唐过渡中的桥梁作用和唐诗向宋诗转变中的先导地位。     

韩愈、白居易思想比较论纲

韩愈、白居易思想比较论纲吴相周韩愈、白居易是中唐后期文坛两大宗主，其创作、开宗立派直接受到思想观念的影响。因此弄清二人思想及其联系，对深入理解其创作和所代表的流派，无疑大有裨益。总的说来，韩愈是较为纯粹的儒家，从内到外，一生未变；而白居易则是以儒家思...     

意境、意象异同论

意境与意象是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中两个传统的审美概念。现、当代的文艺理论著作中,“意境”运用得比较多,受到重视,而“意象”一词因“形象”一词运用得广泛,长期来反被掩盖了。直到西方现代文论近几年来较多地被介绍过来,其中有一个二十世纪初叶欧美的“意象派”(Imagism),声称他们创作的宗旨就是受中国古代诗歌意象的启迪而形成的,于是“意象”说才又在自己的故乡热闹起来。由于我们过去对“意象”说缺乏系统的研究,不少理论文章运用这一审美概念时,往往与“形象”、“意境”发生概念的混乱。对于意象与形象,从最初出现的同、异,到存在于不同的审美观照,以至表现出不同的外相内性,我在《意象、形象比较说》一文中已加以梳理和初步界定。现在,我想对于“意境”与“意象”也做一点同样的工作,探讨一下“意境”与“意象”的源流异同,论证不能用西方的“意象”说来否定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意境”论;“意境”与“意象”作为两个生命力很强的审美概念,在当代文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活动中,还能够继续发挥既有区别又协调一致的“共时效应”。     

孟浩然、陶渊明异同论

陶渊明是孟浩然最心仪的人物,因而两人在生活道路、为人作风和审美趣味等方面,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但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人生遭际有异、接受教育与影响的差别,两人之间也就有明显的差异。从孟浩然服膺陶渊明及对陶诗的传承,可见陶渊明影响的深远。     

权力、权利异同论

权力和权利不仅是政治学、法学最基本的概念,也是社会科学的重要范畴。遗憾的是,学术界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和区分相当混乱。为什么这两个概念容易混淆?是否存在一个区分二者的永恒标准?究竟应当如何理解二者的异同?澄清这些问题对于社会科学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一、这两个概念是怎样被混淆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说:“不幸的是,权力概念在社会科学(无论是政治学还     

论柳永对杜甫的接受

清代谭献曾说"耆卿正锋,以当杜诗",这一说法如果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似乎有失偏颇;但如果仅从某些侧面来看,二人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与杜甫相比,柳永在某些方面还有所突破.这主要表现在:柳永的诗词与杜诗一样有记录历史的传统,在歌咏太平景象、记录下层妇女生活、反映时代精神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柳词和杜诗中的女性题材都反映了男女平等思想,但柳词中的这种思想更加深刻和全面;柳词在艺术技巧方面与杜诗有许多相通之处.     

论诗歌长题和题序在唐宋间的变化——以杜甫、白居易、苏轼为中心

长题和题序的大量涌现是唐宋之间诗歌演变的一大现象。以唐宋诗转型上富有典范意义的三位诗人——杜甫、白居易、苏轼为中心,可以看出:从唐至宋,诗歌的长题和题序倾向于陈述作为个体经验的日常生活,具有纪实性和干预现实的特征,反映了创作者以诗为史以及重视读者期待的创作追求。这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以文为诗,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诗歌题材的日常生活化,并使诗歌具备更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在唐宋诗转型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杨贵妃、高力士与荔枝的情结

唐代著名大宦官高力士出身于岭南大族冯氏,其家族势力很大,最盛时曾控制岭南二十余州.其祖父、父亲长期任潘州刺史,武则天统治时期,冯氏家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十岁的高力士与父母分离,十五岁时被送到长安,入宫当了宦官.唐玄宗时,高力士得到重用,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要人物.     

洛学、新学、蜀学异同论

本文认为 ,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和苏轼蜀学 ,并非都是完全对立的 ,而是有异有同。三家经过相互驳难 ,相互吸收 ,相互促进 ,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风格。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在维护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上 ,都希望变法改革 ,来挽救由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局面。只是在具体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王安石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 ,总方针是“理财”、“通变” ;二程则认为应该通过行仁政、重礼义、重教化的办法调整社会关系 ,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主张“兴利” ,二程主张“尚德” ,二者产生矛盾。二程加入反对变法的行列。但在态度上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在学术上 ,都为儒学的哲学化、儒经的义理化做出了贡献。在宋明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二程洛学与苏轼蜀学之争是保守派内部的派系之争 ,他们都反对新法。他们的争论主要是表现在学术上的性情之辩 ,苏轼主张性情统一论 ,二程则主张性善情恶论。洛学、新学、蜀学经过长期的争论 ,最终是洛学派中的程朱理学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地位。     

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

白居易及其诗歌在宋初受到群体的认同和仿效,与宋初君臣的游乐之风、统治者对白居易的褒扬、馆阁词臣崇尚浅易的诗学趣味以及白氏遗迹对活动在洛阳一地文人集团的浸染均有直接关联,而陶榖、李?、李至、徐铉、晁迥、释智圆,特别是王禹偁等诗人对白居易的多方面追摹,则是白诗接受浪潮中的重要推动因素。考察宋初诗人对白诗的接受,主要表现为闲适、讽谕两大类型诗歌的创作,而其共同特点,乃在于唱和形式的汲取和摹拟手法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