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在"国际宣传处"任职情况考

抗战时期胡风曾先后两次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任职,任期近两年.有研究者称,中共南方局领导周恩来因此对胡风的政治态度有所怀疑.胡风早年在私人通信中曾多次提及任该职事,晚年在回忆录中却对此有所避讳.重新考察胡风任该职期间的思想波动及相关遭遇,并从鲁迅精神传承这个角度来作评价,或许会作出新的结论.     

舒芜:聪明的怯懦者

和胡风、路翎等友人相比,解放后身在广西南宁的舒芜,其地位、境遇简直有天壤之别。当时的胡风、路翎等人遭到冷落、批评甚至围攻,而舒芜则身兼南宁中学校长、省文联的研究部长、市文联的常务副主席等多种职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被安排在"改造者"而非改造对象的地位。既然在当时没有人追     

《论主观》“公案”的理论解析——舒芜与胡风的思想比较

由舒芜引发的《论主观》“公案”实质上是一桩“学案”,其主要内容是舒芜与胡风的思想关联问题。因此,从哲学的层面阐明舒芜的“主观”内涵,进而分析和比较舒芜和胡风的思想资源、理路、实践、属性和渊源,有助于人们客观解析和评判这桩“公案”及其劫争。     

背叛的权利与舒芜的"背叛"

祝勇，一如其名字所示，勇气是很不小的。例如他说：“人又是生而拥有怀疑和‘背叛’的权利的，正常拥有尊崇和服从的权利一样。”（《背叛的权利以及背叛的结果———再谈舒芜》，载《书屋》２０００年第６期，以下引文均见此文。）“背叛”二字上虽加了引号，但前面并无任何限制词，引号只是为了引起读者的重视而已。把这样一句话用在舒芜身上，是非得有过人的勇气不可的。因为，它既是对舒芜当年炮制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行为的肯定，又是对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的否定。祝勇还举出一些实例，来证明他的论断的正确：鲁迅是…     

胡风编辑策略中的"异端"因素

本文对胡风编辑思想和策略进行了新的考察。认为,在"同人杂志"的编辑理想中,胡风寄寓了推进国人思想和文坛大环境现代化的热切企望,这使得"胡风集团"的文化运作方式呈现出某些"公共领域"的因素。出于对"公共领域"与意识形态方式冲突的警惕,批判者以"宗派主义"的罪名将"胡风集团"这一"异端"剿灭。     

"遵从规则"与"公共检验"的预设及其问题--论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问题

西方哲学传统中私人语言观是以"内在感觉"为基础的,维特根斯坦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上对私人语言的不可能性问题进行论述,这两个层面分别存在着"遵从规则"与"公共检验"的预设,这两种预设也存在相应的问题.     

韩诗"以丑为美"新论

美与丑都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审美对象.韩愈诗歌创作中"以丑为美"的倾向最早由清代的刘熙载提出,后来舒芜先生又进一步指出韩诗形式上的"不美之美"、"非诗之诗",内容上的"以丑为美"倾向,然其内容之丑是如何转化为美的问题尚有待探索.笔者试从具体的文本入手,运用中西方文艺理论,对此论题进行新的审视,期以获得更深入的认识.     

胡风的"五四"新文艺观与现实主义理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风集作家、文艺理论家、党组织领导、编辑等多种身份于一身,面对启蒙与革命的艰难选择,胡风常常陷入半官方半民间的尴尬境地,走了一条与左翼主流文学迥异的道路.本文从"五四"新文艺评价、民族形式讨论、现实主义理论建构三个密切相关的方面,对胡风的启蒙主义文艺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评价.     

"个人化"写作与市场消费

"个人化"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一个关键词.它意味着以个人的姿态反抗集体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为主体独立和人性自由赢得了一定的美学空间.同时,它专注于个体私人经验和欲望体验的表达,无可避免地堕入了文学自恋的泥潭,又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场运作的消费规则.     

"胡风"影响下的唐代审美文化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唐王朝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同很多国家建立了交往关系.在同各国的文化交流中,"胡风"对唐代的审美影响最为显著.鉴于这方面几无专门论述,撰此文以抛砖引玉.     

胡风与冯雪峰

胡风与冯雪峰＊●支克坚笔者在本书中专门论述了胡风的文艺思想同鲁迅文艺思想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上的意义。笔者在本书前面还曾说过，胡风和冯雪峰，在四十年代革命文学内部论争中，曾经构成一个理论派别，而冯雪峰恰恰又是在一个阶段上代表了中国...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法律实施中的私人监督——"罚款分享"制度的经验与启示

私人监督具有成本低、效率高、威慑力强的优势,能够降低政府失败的危害,对法律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作用.美国<民事欺诈给付请求法>中的"罚款分享"制度是激励私人监督的典型设计.通过私人的监督,以及允许其代表政府追诉违法者和占有部分罚款,美国政府挽回的损失高达天文数字.在这一成功的制度中,私人与执法机关之间既有角色混同,又存在"竞争司法"关系,由此带来两个启示:一是执法权的私人化问题.二是如何引以为鉴,运用私人监督来改善我国的法律实施状况.     

"联俄"与"容共"——1920年代大革命前中国政局的再探讨

"联俄"与"容共"虽是在1920年代先后发生的两件事,但却实为一体.因为联俄容共政策的确立是为孙中山与苏俄追求不同目的的一种利益结合.孙中山为了苏俄的军事财政援助做出了两难的抉择:"联俄"亦"客共";苏俄为了苏维埃革命在东方的实现,以"共产主义不能在中国"而"联孙"的同时,推出了"斯内夫利特战略",将其对华的双重策略以国共合作的形式巧妙地结合.于是,"客共"成为了双方相互考量、目标实现与否的关键所在.而联俄与容共之间的这一微妙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1920年代大革命前中国政局的发展.     

胡风的启蒙

考察 3 0、40年代现代启蒙思想状况时就不应该忽略胡风。 3 0、40年代的胡风始终以继承、发扬鲁迅先生富有现代意识的启蒙精神为己任。胡风与鲁迅不同 ,胡风人格中的“左翼战士”精神状态 ,是胡风终身性的价值选择     

"现实-象征-玄学":汉语象征诗学的内在结构--论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问题

20世纪40年代,汉语象征诗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以"新生代"诗人为代表的新诗创作真正确立起了"现实-象征-玄学"相结合的全新的汉语诗学形态,这一构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象征艺术的真正本性,而对这一新的诗学形态作出全面的论证和总结的正是"新生代"诗人之一的袁可嘉.     

胡风与冯雪峰冲突之滥觞——《胡风家书》疏证数则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后,胡风与冯雪峰曾发生冲突,尽管其由来貌似蕞尔小事,如后者曾批评前者于"七七"事变后携眷返乡及为鹿地亘口译拿报酬等,但引起的后果却不容小觑.此际胡风与冯雪峰之间的欲密还疏的关系,从某种角度而言,可视为其后胡风与政党关系的缩影.胡风与冯雪峰冲突之滥觞,可从近年出版的<胡风家书>中窥得一二.     

缱绻与决绝:五四新文学家的"新诗"与"旧诗"

五四时期的"新诗"与"旧诗"不是一个纯文学的分界,而是一个道德性的判别.在"文/白"、"死/活"、"善/恶"的五四式的论辩框架中,新诗与旧诗发生了功能性分离:新诗被抬进了面向公众启蒙的文化广场,旧诗则退隐为表达私人情趣的精神自留地,现代知识者自觉的启蒙责任感与传统的文人情趣构成了一种对峙的和谐.而正是在五四新文学家对于新诗与旧诗分流又越界、缱绻与决绝的暧昧态度中,演绎着"新与旧"、"常与变"的复杂精神样态.     

《胡风论鲁迅》序

大家都知道,胡风与鲁迅先生有着“平生风谊兼师友”的革命友谊。胡风早年就读过鲁迅先生的作品,受了很深的影响。特别在三十年代,胡风有幸工作在鲁迅先生身旁,并亲聆许多教诲。鲁迅先生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著名口号就是通过胡风撰文传达出来的。胡风还曾为党和鲁迅先生之间的联系人。胡风在三十年代中期对鲁迅先生的战斗的支持、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渗透与超越:从战争意识角度理解胡风话语

在20世纪的30、40年代,现实战争的境域是胡风话语的生长境域,战争的日常化和私人化,使得战争成为胡风话语的逻辑起点;同时也使得胡风话语渗透着二元对立的战争思维方式,表现为“我们”体主语和战争术语相结合的话语特征;而胡风以“人民”为中心的战争启蒙观使得胡风话语超越了二元对抗的战争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