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进击,革命到底——鲁迅精神的出色传播者和身体力行者陈毅同志

“并世不识面,文藻实我师。”陈毅同志在1955年2月初参观了上海的鲁迅故居之后所题的诗句,是他热爱和尊崇鲁迅先生的肺腑之言。1925年3月,陈毅同志在《我们的生活》一文中总结自己的文学生活时,认为自己的文学作品长处在于“不是在向大众撒谎”。陈毅同志的这个自我评价道出了     

评卜召林著《鲁迅的文学批评》

到目前为止,鲁迅的文学批评已引起众多研究者的注意,鲁迅先生对文学的见解与主张更是屡被称引,卜召林同志的新著《鲁迅的文学批评》并不满足于告诉我们鲁迅曾说了什么,而是告诉我们鲁迅的声音为什么与其他人的不同、他为什么这么说、以及说得怎么样等问题。 构成鲁迅文学批评“圈子”的元素是什么?卜召林同志认为,鲁迅的文学批评特点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在批评对象上着意浇灌“佳花”与“佳花的苗”,在批评方法上,使用社会历史与美学相结合的方法;在批评目标     

鲁迅在“五四”以前对文坛逆流的斗争——关于他和通俗教育研究会关系的一段史实

鲁迅先生的文学活动和战斗光芒,从1918年起重新开始辉煌地展开,这已经有不少同志作过了细致的论述和分析。但是对于他在“五四”前夕,特别是参加新文化革命阵营以前的思想情况和具体行动,由于这几年间鲁迅先生极少、甚至几乎没有用文字表达出来,因此在所有关于鲁迅传记中涉及这段史实时往往简单略过。近几年笔者参加天马电影制片厂“鲁迅组”工作,在创作组叶以群、陈白尘等同志、特别是导演陈鲤庭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对鲁迅先生早期史实进行了一些初步的调查和探索。其间承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中华书局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作协上海分会资料室、北京、绍兴和上海的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先后阅读了它们所保存的《临时政府公报》、《文教》、《教育部编纂处月刊》、《教育公报》、《教育部行政纪要》、《通俗教育丛刊》、《通俗教育研究会报告书》和其他有关书刊,从中发现了很多有关鲁迅先生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期间的文献和纪载。知道了早在“五四”以前的1915-1917年间,鲁迅先生就对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在文坛上泛滥的一股反动的文学逆流——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等展开了斗争。这些史实和材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颇有启发和帮助,因此特作简要介绍,以供“鲁迅研究”工作同志们和广大读者的参考。     

鲁迅与《太白》半月刊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组编篡的《鲁迅手册》(试编本,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有关“鲁迅主编和参与编务的报刊、丛书”的史料里,没有列入鲁迅先生战斗的最后二、三年间出版的《太白》半月刊,这是一个重要的疏漏。鲁迅先生是《太白》半月刊的主要编委之一,参与了该刊的编务。而长期以来,研究鲁迅先生生平活动和思想发展的学者们却忽略了这方面的有关史料。本文想就这方面提供一些研究线索和看法。《太白》半月刊,是1934年9月至1935年9月间,在上海出版的以刊登杂文为主的文艺刊物。由陈望道同志主编。据陈望道同志说:“《太白》杂志是在鲁迅先生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创办的。1934年创办这个杂志,是想用战斗的小品文去揭露、讽刺和批判当时黑暗的现实,并反对林语堂等人配合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而主办的《论语》和《人间世》鼓吹     

鲁迅和崔真吾

1937年因“王公度案”株连受害的崔真吾,生前与鲁迅有较多的交往,现略为介绍。崔真吾,浙江鄞县人,原在南宁第一高级中学任教。1924年由上海沪江大学转入厦门大学外文系读书。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厦大学生在鲁迅的影响下,组织了两个文学团体——“泱泱社”和“鼓浪社”。崔真吾是“泱泱社”的中坚分子。 1928年崔真吾从厦大毕业,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任教。当时,鲁迅也已由广州转到上海。他们同住在景方里。鲁迅初到上海,扶植柔石、冯雪峰等人创办了美术与文学团体“朝花社”。崔真吾就是“朝花社”的重要成员。 1930年,崔真吾曾一度离开上海,到广东合浦(今属广西),广西南宁工作。1931年旋回上海,出版诗集《忘川之水》,这是经过鲁迅的编选和校     

应该怎样思考和战斗?——评《象鲁迅那样思考和战斗》

毛泽东同志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晓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占的地位”,接着指出鲁迅的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并明确指出:“鲁迅的一生就完全贯穿了这种精神”。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符合鲁迅的思想实际的,是正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然而《人文杂志》1981年第四期发表的《象鲁     

鲁迅与契诃夫

鲁迅与契诃夫的作品和作风有若干相似。1944年郭沫若在《契诃夫在东方》一文中发表过这种见解。 1936年苏联《真理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写过:“外国的批评家以鲁迅先生的作风比之契诃夫的作风。”契诃夫的祖国的作家法捷耶夫同样说:“在同情并怜悯‘小人物’但同时又了解他的弱点的这一点,鲁迅与契诃夫是近似的。”     

鲁迅对瞿秋白“有所保留”吗?

周建人同志在百忙中写了大量回忆鲁迅的文章,对于我们阅读鲁迅作品和研究鲁迅生平创作,都有极大帮助和启迪,无疑是十分珍贵的文学史料。但其中有个别观点似乎欠妥。如《鲁迅回忆录》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出版)中有关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的论述即为一例。现就此问题略抒己见。《鲁迅回忆录》在谈到鲁迅与瞿秋白关系时写道:“鲁迅认为那些口头上说得漂亮、实际上并不实行的空头理论家是‘毫不足靠’的。他对……瞿秋白看法就是一个例子。……后来鲁迅在编《海上述林》时,只收瞿秋白的翻译,而不选他的文章,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者鲁迅对瞿秋白是有所保留的。”这里,周建人同志认为,鲁迅觉得瞿秋白“毫不足靠”,对瞿秋白“有所保留”,主要     

鲁迅的“滑稽”观

鲁迅一九三三年十月间曾写过一篇杂文,题为《“滑稽”例解》,收在《准风月谈》集中。这篇杂文作为“匕首和投枪”,是用以讥刺那些“鹰犬”、“叭儿狗”及其主子的,但在“例解”的过程中,同时阐述了他对于“滑稽”这个喜剧范畴所持的见解。这些见解极为精辟而深刻,体现了鲁迅     

在悲喜交错中表达复杂的审美情感——谈《阿Q正传》中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的巧妙交织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力作.尚在《晨报副刊》陆续登载时就被沈雁冰先生肯定为一部杰作.《阿Q正传》之所以被誉为中国文学的名篇,成为世界文学的名作,是因为鲁迅先生对旧中国的社会生活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对“国民的弱点”进行了极为深刻的解剖.鲁迅在《论雷锋塔的倒掉》中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这说明,悲剧所毁灭的是历史的或现实的有价值的东西,而绝不是无价值的.鲁迅创作小说的目的,是要揭露旧社会的病根,揭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揭出病苦,     

重读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

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问世到现在,已经有六十一年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了今年,也足足有六十年了。在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发表的第二年,我们这个沉睡了几千年的东方古国,终于爆发了一次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在这“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第一次要求得到做人的权利,从而喊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这是一件历史的划时代的大事!这六十年的历史,是伟大时代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是从封建社会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阶段的历史。但是,这伟大历史的开端,是和鲁迅先生这篇伟大作品——《狂人日记》的发表,紧紧地连结起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纪念这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也会自然地想     

柔石在狱中对鲁迅的称呼

新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对鲁迅的作品,都据手稿或初版作了认真的校勘,是较为令人满意的版本。虽如此,但亦偶有疏忽之处。如《南腔北调集》所收《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所引录柔石狱中致冯雪峰信中的三处称鲁迅为“大先生”,刊误作“周先生”,却未据鲁迅手稿校正,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疏漏。查1961年8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选集》,三处“周先生”均作“大先生”。我又托上海鲁迅纪念馆杨志华同志,核对了柔石在狱中致冯雪峰信原件和鲁迅抄件的复制件,也都作“大先生”,可知鲁迅在撰写《为了忘却的     

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

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在中国古代艺术文化学的研究中，是一个最常见的题目，但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角度去看，在这个题目之下，包含着许多令人神往的内容。鲁迅当年十分钟情于六朝文学，但鲁迅先生的研究方法倒重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史，他把拟写的六朝文学，定名为“酒、药、女、佛”。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是他在1927年9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所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主要讲了“酒”与“药”，十分遗憾的是“女”与“佛味曾涉及，否则我们今天将能见到许多深刻的见解。总的来看，魏晋时期是一个中国民族文化精…     

简论西方现代派艺术的表现手法

“五四”以来,鲁迅、郭沫若诸文学大师都是得力于外国文学的滋养的,这是我们民族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但是,我们的民族既有“拿来”的“勇猛”态度和恢宏的胸怀,更具备“沉着”的判断力和“挑选”的严格性。这也应是我们今天对待外来思想、文化应坚持的正确立场和方法。但是,前几年由于文坛劫后凋零,艺术食粮相当匮乏,我们的一些同志面临这种状况往往容易“饥不择食”,而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则常常被误解。有的同志认为,所谓“拿来主义”,就是把外国的东西统统拿过来,照抄照搬;     

鲁迅和《文学杂志》——从鲁迅致王志之的一封残简谈起

《文学杂志》是1933年4月在北京创刊的北平“左联”的机关刊物。它的编辑和出版,自始至终得到鲁迅的热情关怀、支持和帮助。现收入《鲁迅书信集》下卷“附录”中的鲁迅致王志之的一封残简(以下简称残简),就是鲁迅指导《文学杂志》编辑工作的一个生动例证。包子衍同志在《关于〈鲁迅书信集〉中几封书信写怍时间的考订》(载《破与立》1977年第6期)一文中对残简内容作了不少考证,但他没有注意到残简其实是为《文学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而写的,以至误认为残简写于1934年5月22日。王志之,曾用名王思远,当时是北平“左联”成员,《文学杂志》编者之一。残简最初     

肖三关于解散左联的信是哪一天写的?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左联驻莫斯科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肖三同志根据王明指令给左联写了关于解散左联、另组新团体的信。这是研究三十年代中期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份重要资料。这封信原件没有保存下来,现在看到的是许广平同志的手抄件,落款日期为“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一日”。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著作在提到这封信写于何时时都依据这个日期。其实,这个日期是搞错了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鲁迅给当时担任左联行政秘书的徐懋庸写了一封信(见《鲁     

从《北征》看“以文为诗”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发表,打破了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大家又敢于就形象思维问题发表意见、展开“争鸣”了。即此一端,也显示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成效。一年多以来,在学习《一封信》的基础上,许多同志把形象思维跟我国古代文论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写出了不少有精辟见解的好文章,这是令人鼓舞的。但总的看来,似乎有这么一种趋向:在谈形象思维问题时,只谈“比、兴两法”,忽略了赋;与此相联系,认为诗只能“曲说”     

一个光辉的共产主义战士形象——纪念陈毅同志逝世六周年

“诗言志”。陈毅同志的夫人、战友张茜在编辑陈毅诗词后写道:“把卷忆君平日事,淋漓兴会溢行间”。这是知人之论。陈毅同志的诗词,的确是一面能照出他一生的镜子。今天,在沉痛悼念陈毅同志逝世六周年的日子里,读完《陈毅诗词选集》(下称《选集》),一个光辉的共产主义战士形象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脑际,矗立在我们面前。     

最早向美国评介鲁迅的美国人

鲁迅先生在《捷克译本》一文中写道:“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去年一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同志在美国艺术家为他举行的应邀访美的文艺晚会上,在简短的讲话中称引了鲁迅的这一见解。在中美人民友好的史册上,不少美国朋友,在中国人民处于困难的日子里,正是用文艺来沟通太平洋两岸的两个伟大民族     

论时代文学与趋时文学

鲁迅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复年青作家的信中,曾提出艺术创作“不必趋时”的重要见解。他说:“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这里,鲁迅显然不赞成文学艺术的趋时倾向,反对某种意义上的趋时文学。但是,当我们全面地了解鲁迅的著述时,却发现,鲁迅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趋时文学辩护。他在《趋时和复古》中,反对林语堂讥笑进步文学为“趋时”,反对抬出刘半农作为打击“趋时”的神牌。鲁迅指出,刘半农在青年心目中所以有地位,并不在于他的“复古”,而在于他的“趋时”,他正是一个以“趋时”而出名的人。五四时期他作为一个“文学革命阵营中的战斗者”时,有一部分人“毁之为‘趋时’”,后来时代前进了,这谥号也随之消失,而他自己变成干干净净的名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