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洛夫与延安整风

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发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5月,共产国际派遣彼·巴·弗拉基米洛夫来延安,作为共产国际驻延安的联络员兼苏联塔斯社记者,他工作直到1945年11月奉调回国。弗拉基米洛夫来延安后,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我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以及中国国共两党的有关情况和他本人在延安的主要活动。在这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对中共中央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进行歪曲和否定。本文针对弗拉基米洛夫对延安整风的歪曲性评论作些阐述。     

1937年的史沫特莱与延安生活

1937年，史沫特莱在遭到共产国际驱逐的情况下，试图主动融入红色延安。她力图改进延安的文化生活和人际关系，但是收效甚微。延安高度政治化、军事化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个人空间的缺失以及中、美文化交流渠道不畅，是她的行动受阻的主要原因。而由她发起的交际舞活动所引发的冲突，只是她与延安革命妇女之间矛盾的爆发点。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创办始末

日共领袖当校长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创立，是和一位日本共产党人野坂参三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袖之一，曾任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于1940年3月从莫斯科来到延安。在延安，野坂参三化名为“林哲”，并且将自己的日本名字改为“冈野进”，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恢复了真名。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初探

该文分析了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在有关中国革命的几个主要问题上的一致与矛盾，说明了对这几个具体问题的主张实际是反映了中共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不同设计与选择。初步阐述了此一时期二者关系对当时乃至以后历史发展的形响．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探索 ——基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文献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早期民族政策,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联。基于苏联的建国经验,列宁为共产国际制定了指导各国共产党建立联邦制国家的任务,共产国际的指导使得建党初期的中共民族政策有着深刻的苏俄印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建党以及革命初期,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领导人先后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在共产国际对中共民族政策的指导过程中,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相关政策的规划和制定、执行过程中也有多次中国化的努力与尝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持续的累积和累进过程,经由上述所有这些思考和探索,毛泽东深切认识到“革命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理论方面的思考与探索,为延安时代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提供了基础和铺垫。本文基于共产国际和党的历史文献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梳理。     

共产国际指导理论表述变化与中共指导思想创新

由于历史条件和环境变化,共产国际成立后出现了多种指导理论的话语表述,但这没有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始终在共产国际及其所属支部——各国共产党的中心指导地位。中共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化的探索。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重大突破和伟大的理论创新、政治创新。在这一创新精神的启发、示范、鼓舞和推动下,根据时代特征和建设、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和业已具备的主客观条件,中共在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又实现了不断的创新与突破。     

王稼祥与延安整风

作为中共第一代卓越的领导人之一,王稼祥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和胜利完成作出了突出贡献。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完整正确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有力破除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发动与开展创造了充分的政治前提和组织保证;整风运动期间,他不仅协助毛泽东起草文件,辅导学习,做了大量的实践工作,更是注重加强理论研究与总结,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树立思想旗帜贡献了力量。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根因初探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确立不是偶然的 ,其中 ,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延安整风运动的成功开展及共产国际的正效应 ,这些历史际遇、思想基础与外部条件对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稳固及正式确立发挥了重大作用。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野坂参三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不少外国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著名的如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其中有一位叫林哲的日本朋友似乎不为大家所熟知。林哲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其实不然，他是一个地道的日本人。他的日本名字叫野坂参三，又名冈野进。在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烽火岁月中，野坂参三从共产国际来到延安帮助工作近5年，他是唯一出席过中共七大的外国兄弟党代表。     

试论“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共产国际从一九一九年成立到一九四三年解散,它的指导方针,对于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失败都有影响。在共产国际的初期和后期,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共产国际的具体指导下建立的,一九三五年的共产国际“七大”,对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六○年谈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时说:“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的对策

文章考察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的对策,指出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对策有着紧密的关系,共产国际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      

共产国际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的建立 ,在很大程度上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 ,从某种角度看 ,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 ,就没有中国历史上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共产国际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起着重要作用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政不分     

共产国际联合陈炯明的尝试及失败

共产国际在正式确定以孙中山为同盟者前 ,曾试图联合陈炯明 ,并抱以很大希望。但随着陈炯明的叛变和倾向英帝国主义 ,共产国际被迫弃陈联孙。共产国际联合陈炯明 ,既有陈炯明是“革命者”的误读 ,更有功利性实力标准的考虑 ,也正因为如此 ,共产国际联合陈炯明的失败是必然的     

抗日战争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时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阶段；中共形成了第一代领导集体及核心；中共已经有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共开始了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理论的活动；中共开始了研究中国现状和中国历史的活动；中共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及共产国际领导方式、工作方式的改变。     

评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

共产国际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特派员制度就是它的重要体现。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统一的、集中的国际性政党”。“在各国进行工作的党只是它的独立支部而已”。各支部中央领导成员的任免必须由共产国际审批;“各支部的纲领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各支部的例行代表大会和非常代表大会,须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方可召开”;“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有权撤销和修改各支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作出各该支部必须遵守的决议”;各支部的中央委员会必须将一切会议记录按时抄送执委会,共产国际有权向各支部派遣拥有“最广泛的权力”的特派代表,特派代表有权参加被派遣支部的中央或地方一切会议,监督该支部工作,“有权反对该支部的中央委员会”。总之,共产国际对各国党拥有无限权力,“执委会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再探讨——从世界革命理论的视角看

共产国际在成立初期对于东方革命的总体构想,学界通常以"东方战略"名之。这个说法流行虽广,却有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之嫌。最大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共产国际对东方革命的设想是从世界革命总体布局出发的。直到1920年,列宁和共产国际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意义上坚持世界革命理论。尽管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对东方革命的前景作出了超越阶段的乐观估计,但仍然是以欧洲革命胜利为前提的。直到共产国际四大,随着欧洲革命陷入低潮,东方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才变得突出,但却脱离了原来世界革命理论的框架,这是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一系列错误的总根源。     

共产国际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共产国际在其存在的24年间,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只注意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却忽略了其积极作用。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成熟和最终形成,共产国际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共产国际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共产国际在其存在的24年间,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只注意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却忽略了其积极作用。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成熟和最终形成,共产国际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论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制定中的历史作用

王明处于共产国际领导地位指导中共1933年最先提出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和由下层统战向上层统战的转变。这对中共策略思想的改变产生了积极影响1931年10月,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王明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尔后,他陆续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作为共产国际领导成员的王明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以所谓“熟悉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路线的新生力量来帮助和指导中共中央。     

中央苏区的创建与共产国际(上)——中共的苏维埃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27年9月至1937年9月是中共开展苏维埃运动时期,1930年1月至1934年10月是中央苏区创建的辉煌时期。在中央苏区的创建过程中,共产国际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是中央苏区创建的重要理论根据;共产国际"农村中心"策略,是中央苏区创建的重要政策支持;共产国际采取的相关举措,是中央苏区创建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共产国际指示和决策的"左"倾、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也给中央苏区的创建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科学地评价共产国际在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的功过是非,对正确评价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