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通婚现象

随着择偶方式市场化,新生代农民工择偶的区域大大延伸,通婚圈突破了地缘和血缘的限制,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婚姻壁垒被打破。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通婚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融合的发展,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冲突。     

青年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下，青年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对这个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引起了全国更广泛的关注。青年农民工是这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健康成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他们与这个社会的融入，关系到国家的繁荣稳定。对于这一群体怎样健康成长，最终实现与这个社会融入的问题，本文将对当前青年农民工社会融入现状及其存在问题进行浅析，并试图提出可行性的建议，力求为青年农民工开创一条最佳道路，缓解当前城乡冲突，以实现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对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10城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在流入地的长期稳定居住,是该群体社会融入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北京、天津和重庆等10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探讨了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对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年龄、流动时间、职业类型、社会保障、劳动合同签订、行业类别存在显著相关。因此,政府及企业应该尽量消除制度和政策性歧视,降低城市的就业门槛,同时加大对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教育,提升城市定居意愿,加快社会融入步伐。     

农民工子女教育与社会阶层再生产分析——以福州市区农民工子弟学校为例

笔者通过对福州市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田野调查,来探讨农民工子女教育与社会阶层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与布迪厄的著名论断是一致的,本文以社会分层,布迪厄的教育,文化与社会再生产和威利斯的反学校文化理论为指导,从社会学的角度,主要采取参与式观察与个案访谈分别从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四个方面分析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内外部环境,学生对教育的自身看法,家长对子女的教育资源的供给,最后得出农民工子女教育与社会阶层再生产之间的关系。     

从“他者”到“群我”:城市化进程中随迁子女融入问题

中国"农民工"现象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农民进城务工常态化,其随迁子女城市入学问题随之产生。由于中国社会长期沿袭的城乡二元分割文化体系及其以等级意识进行身份界定的社会心理支撑,使农民工子女城市就学存在制度障碍及跨文化适应障碍。开展社会机制建设,确保农民工合法权益,消除农民工及其子女面临的身份歧视,实现文化调试(跨文化适应)与文明融合,是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融入与社区适应的规范路径。     

关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探讨

在当前，有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真正地融入到城市中，但是由于当前我国的政策、制度，城市居民的排斥以及农民工自身原因，使得他们无法实现市民化。因此，对于寻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找到相应的解决对策，对于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

本研究从“市民权”概念入手,探讨乡城迁移人员成为“非市民”的制度背景和身份建构机制。笔者认为对既有户籍制度的政府需要是户籍制度及“农民工”制度长期被维持的基本背景。而目前中央政府的放责放权与地方城市政府的自利自保倾向并不利于“农民工权益问题”的真正解决。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社会中的第三种身份,“农民工”的被建构和被广泛认同,既构成了现有“农民工”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也影响了乡城迁移者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表达行动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对当前农民工教育问题的启示

晏阳初是现代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被誉为“平民教育之父”。他在长期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基于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平民教育思想理论。在当前，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农民向市民的转化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应有之义。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进程的一个特殊的阶段。考察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可以发现他们仅仅是实现了地域和职业的转换，但在身份认同、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转换上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要实现农民工向市民的成功转化，除了制度安排、体制障碍、社会环境等因素外，农民工自身素质提高也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遂宁“农民工干部”官场百日录

四川遂宁市从100万外出务工者中海选副科级干部,历时4个月,最终在今年3月中旬选出3人。一时引发社会热议,并得到中央领导肯定。3名"农民工干部"经培训后5月初正式走马上任。履职百日,他们身上发生了哪些故事?是否有观念的冲突?他们是否适应身份的转换,怎么看自己如今的工作?     

信任缺失: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本质是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城市社会组织及政治的互动与认同,这种互动与认同以信任为基础。其中人际信任、组织信任与政治信任分别构成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建构的基础、融入城市的社会资本与政治认同的基础。由于当前社会人际信任缺失、组织信任匮乏与政治信任偏低,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陷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困境。因此只有通过修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信任、增进其组织信任、重构政治信任方能构建起积极的身份认同。     

“底端青年”假设及发展——基于对几种特定青年群体的关注与研究

当今社会存在这样一类青年群体,他们在某个领域位于社会的最低端,他们地位低下、处境艰难、被人歧视。"底端青年"所涵盖的范围很广,涉及的数量众多,对于社会发展和青年发展均产生影响。"底端青年"有几个典型的群体,其中,学习中的"底端青年"群体(以高职大学生为例)、工作中的"底端青年"群体(以酒店基层员工为例)以及生活中的"底端青年"群体(以青年农民工为例)具有代表性,他们值得人们去关注与研究,进而引发全社会对于"底端青年"及其发展的重视。     

浅谈农民工继续教育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工业文明的进程,城镇化高速发展,农民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劳动大军。但是他们的继续教育问题却少有关怀,农民工对继续教育是有渴望的,他们希望自己职业素质和综合素质得到提高。但是针对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却问题多多,针对性和创新性不足限制了教育发展。本文旨在回顾农民工继续教育历程,借鉴发达国家教育优势,对我国的农民工继续教育现状提出探讨和建议。     

艾滋病、污名和社会歧视:中国乡村社区中两类人群的一个定量分析

艾滋病作为一种污名化的社会疾病,由于其高致死率、多途径传染和在目前不可治愈的特征,在世界各地引发了社会恐惧和相伴随的社会排斥与社会歧视。本文在两个中国乡村社区的两类人群——普通村民和艾滋病感染者——中所采集的实地数据的基础上,对村庄社区范围内艾滋病流行与社会歧视之间的经验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不但给出了表征当地社会歧视形式和水平的描述性数据,还给出了用于解释当地社会歧视水平的两个回归模型。文章开始,作者还对艾滋病和全球社会科学的学科回应,以及中国艾滋病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简要的文献综述。     

城市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政策及其完善：以广东为例

文章分析了广东省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改革政策和实施情况。广东省基本实现了农民工随迁子女“人人有书读”,但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入读民办学校的比例依然较高,入读公办学校的歧视依然存在,民办学校的教育质量问题依然存在。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不能彻底消除,根本原因是没有建立起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保障机制。     

浅谈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之路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特殊群体,正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的的巨大力量。新生代农民工迫切希望融入城镇,却面临着重重困境。身份和情感的双重认同才能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走通市民之路。     

区隔与阻断：青年农民工的“问题化”倾向——对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转型过程问题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城市青年农民工群体特征的描述,以社会整合与发展为分析框架,结合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在对青年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群体关系及社会互动状况加以比较的基础上,对青年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问题化"倾向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进而探索了我国城市农民工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整合问题.     

工会维护农民工权益问题初探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文章认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组织的职责,对农民工权益缺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从增强农民工的自我保护意识、提升工会维权能力、提升农民工的就业等方面,探讨了工会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方法与途径。     

以教代工或能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

今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的确比农民工还要严峻。高校毕业生作为我国新增劳动力中的优质资源．是国家未来竞争力的希望所在。如果今年700多万将毕业和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多数找不着工作．不仅意味着此前千万个家庭和国家的人力资源投资浪费了很多．而且．鉴于大学生对贫富差距和社会歧视的感受要远甚于农民工．一旦因某种原因激化．也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市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其相关的研究也成为社会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却由于制度和非制度等综合因素的限制,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社会。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存在的问题出发,进而研究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社会。     

新旧两代农民工对子女教育问题的对比调研

近几年,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成为社会热点。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年龄和教育程度上的差异,导致其教育认知度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他们对子女的教育行为。本文就此方面通过问卷调查、走访相关人士等途径,了解兰溪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对子女教育问题认知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