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政治风暴与“处士”的文化表现

汉末社会的激烈动荡中,处士作为"党人"的对照,在历史记忆中保留了鲜明的文化形象。这一情形,可以看作儒学群体分流的迹象之一。与激进的"党人"不同,"处士"对政治取全面回避的态度,坚守平民立场,以纯正的在野方式始终保持和执政者的距离,始终不与当权者合作,不为最高执政集团服务,表现出"崛然独立"的风格。历史文献称他们彻底的"独立"意识的表现为"绝迹"。他们与"党锢之祸"受害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消极倾向,研究者也有探索其心理背景的必要。后世对汉末"处士"的评价各有褒贬,亦表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人等、不同文化倾向的差异。     

芒砀山泽与汉王朝的建国史

刘邦以亭长身份"送徒郦山",途中"解纵所送徒",宣布"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实际上成为"亡人",脱离了秦王朝的控制.虽"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然而身边有"徒中壮士愿从者",且"沛中子弟""多欲附者",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影响.生态形势与现今不同的"芒砀山泽",为刘邦的隐蔽潜伏提供了条件.陈胜起义后,刘邦在萧何、曹参策应下开始了反秦的政治实践.当时"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这是在"芒砀山泽"积聚的基本力量.刘邦早期军事行动中"取砀"战役意义重大.刘邦"因收砀兵","砀兵""砀郡兵"成为其部队的主力.刘邦西进关中,亦以"砀"为出发基地.汉初执政集团中的芒砀功臣数量相当集中,值得我们注意.汉王朝建国之初以砀地为基本地域的梁国,曾经是中央政权控制东方的据点,也是集聚天下才俊的文化重心.     

论汉末"子学"和批判政论文之关系——以蔡邕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汉末"子学"批判的文风以质朴醇厚为主,汉末政论文则以刚健激切为主,这是二者文风的主要差别:同时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和"子学"的无神论思想完全不同;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下,汉末"子学"和政论文既独立发展,又相互促进.     

“二十四贤”与“汉魏革命”

十卷本《陶潜集·四八目》所载的魏文帝于汉魏禅代之际彰表"二十四贤"之事,可以认为源自确切的汉末魏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十四贤"的人选构成来自于东汉后期的"清流"士人群体,既包括了积极参与反外戚、反宦官政治活动的官僚士人,也包括了以隐居不仕表达消极反抗之意的民间处士。曹丕在代汉建魏前夕彰表如是面貌的"二十四贤",显示了曹魏王朝君臣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的政治立场,也是着眼于重构王朝秩序的"汉魏革命"的组成部分。     

从"处士"到"议士":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路径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从都城与王权观念重新审视曹魏集团的文学活动

汉末曹魏文人集团的文学创作在其自觉和抒情特征之外,依然与政治理念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汉代围绕都城与王权的制度与文学观念体系并没有随着汉王朝的衰落而消失,而是继续影响着汉末文人对新现实的表达;同时,曹魏集团也在现实政治目的下不断仿拟汉代文学和典制中展现的正统模式.他们的文学创造因而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性,主动或被动地迎合着已然定型于历史之中的制度与观念.     

西征功臣集团与后凉政治演变

西征功臣集团是以吕光主要西征将佐为核心构成的政治军事集团。后凉政权建立，西征功臣诸将掌握从中枢到地方的各级权力，或出任河西地方要郡太守，或统领西征诸部镇反平乱，成为稳定河西地区政治秩序的重要军事力量。随着河西政治形势变化和君主强权意识觉醒，吕光与西征功臣诸将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激化。杜进被杀、彭晃叛乱、段业自立标志着西征功臣集团分裂和解体，吕氏统治河西的政治军事基础以此削弱、瓦解，后凉政权迅速走向覆亡。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君为臣纲”到君臣“两立”——汉末君臣关系的新变化

汉末,在政治秩序濒于崩溃的社会现实的刺激下,汉末士人们强调臣之"忠"的条件性,进而明确地提出君臣"两立"的观点,尝试从两个不同的向度对君臣关系作了深入的讨论,从而呈现出与东汉早期"君为臣纲"强调臣对君绝对服从完全不同的特点。     

明初淮右功臣集团述论

明太祖朱元璋以"淮右布衣"崛起于元末群雄之中,主要得益于淮右功臣集团的辅佐.而淮右集团历经乱世从龙、开国定鼎、胡蓝党狱等重大时期后,由兴起、发展到最终消逝于明初的政治、历史舞台,这不仅彰显开国元勋的共同发展路径,也意在揭示淮右勋旧整体覆灭的终极动因.     

秦汉时期的"太上皇"

"太上皇"称谓体现了帝制时代最高权力集团中特殊的亲族关系,其最初发生与"皇帝"同时."太上皇"和"皇帝"之间的帝位传递与帝权继承,历史上有过复杂的情形.以称"太上皇"为标志的最高执政者生前的权力转让虽然在秦汉时期没有直接发生,但先秦时期类似的历史记忆以及汉代皇帝向异姓出让国家管理权力的情形,很可能于深层的潜意识影响着帝王晚年的心态.另外,兴起于社会下层的武装暴动集团以反政府为旗帜,却并不否定皇权.所谓"妖贼"自称"太上皇帝"的史例,也值得政治史研究者、文化史研究者以及社会思想史研究者予以关注.     

"偃武修文"与东汉边防

两汉边防政策的基本区别在于西汉是积极的扩张,东汉则消极退让,西汉是不断地向外扩张、移民实边,东汉则是不断地内徙边民,东汉以后北方民族问题实肇因于此.究其原因固然多样,但根本原因则在于刘秀确定的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刘秀以"柔道治天下"、"退功臣而进文吏",国家政治一改西汉的文武并重为尚文轻武,地方长吏在理论上虽然有戒备边防、教民以战的责任,但在实际上不懂军事、更轻视军事,法定的军事训练任务名存实亡、吏民军事素质低下,军功更丧失其激励效用,既无西汉向北"扩张"的意识,也无"扩张"能力,而只能内徙边民.     

曲折中前行——作为政治策略的"孤岛"时期古装片

上海"孤岛"作为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夹缝中的灰色地带,一直以来都被冠以了一种特殊而又暧昧的身份标识,对于彼时彼地的电影生产与传播而言,更是一道令人称奇的风景.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孤岛"时期古装片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将民族主义精神巧妙地融入文本内核中借古喻今以抒发爱国精神.这种文本实践方式依托于"孤岛"特殊的文化气候,是在商业与政治的合力下生发的,并且由于政治、阶级和身份的差异使得包括"左翼"知识分子、"孤岛"影人以及电影商人在内的古装片生产群体在表述这一政治策略时有着些许价值判断上的偏差,但最终这种多方合力下的政治策略成功地在电影叙事中建构起民族主体性,由此形成了一种"想象的虚构".     

冯友兰《新事论》之后的政治关怀

作为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的哲学家,冯友兰始终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民运,在<新事论>中他指出了中国走向自由之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就"以商带工"的市场经济、以"处士议政"和"士人干政"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和作为客观辨证法与中国哲学传统及人类社会未来的"仇必和而解"的"和"的哲学,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超前的见解.     

"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

"辫子问题"和清朝的建立与灭亡紧密联系在一起.清军入关,以惨无人道的留辫运动建立了在全国的绝对权威,进一步使中国专制社会传统的泛政治文化的思维方式广泛传播.反清的政治集团和政治派别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辫子问题"上大做文章.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辫子问题"成了革命党人推进民主革命的有力武器.民初涉及全国的剪辫风暴,则成了辛亥革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和追求个性解放、推进民主共和不自觉地联系在了一起.和清廷的留辫运动相比,民初剪辫风暴的最大特点是相对自由.这反映了历史的一大进步.     

论两晋之际清崔姻亲集团思想文化性格

清河崔氏汉魏之际起家 ,与范阳卢氏、中山刘氏等河北士族联姻 ,形成两晋之际很有影响的河北家族集团。该集团学术上直接继承汉末郑玄经学和卢植经学 ,保持着汉魏以来的思想文化传统 ,政治上拥护礼法之治的政治路线 ,积极事功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魏晋时期其受玄风的影响 ,追慕时代新思潮 ,但经西晋永嘉之乱后 ,与河南玄学名士集团分道扬镳 ,重返传统儒学礼法思想。     

论"脏手"--关于政治行为的伦理思考之一

政治活动与日常活动相比有着很大不同,政治活动的特殊性需要特定的伦理思考."脏手",即按日常道德标准看来是不正当的政治行为,可能被视为政治伦理的特殊组成部分."脏手"可以看作是僭越最严肃的道德的政治理由,也可视为伦理的内部分裂.通过伦理原则的贯通,可以调和政治与普通伦理的鲜明冲突.我们不能过于迁就道德悬置产生的不正当政治行为,因为它关系到道德品格,并且在过于松弛的道德规范下产生的政策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政治家如果经常忽略道德要求,道德要求的拥护者就有可能无视政治要求.与"脏手"有关的问题还有"多手"、"无手"、"空手"等等.     

汉代辟谣与舆论危机应对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赦令与汉代政治的良性运行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东汉中后期之宦官与社会文化变迁

论及东汉中后期的阉宦集团,以往多将其视为与儒学士大夫相对的邪恶政治势力,少有关注其与当时文化变迁之关系者。在集权专制的中古时代,社会文化变异无不受政治权力的干预与影响。阉宦居于汉末政治权力之中心地位,辖控君权,打击儒学士大夫,在权力争夺之外,必然波及思想文化领域。作为君主的代言人,个别具有学者素质的阉宦人物主持了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文化典籍的校勘;一些阉宦利用职务及宫廷特殊的条件,进行科技与实用工艺方面的发明。阉宦出自社会下层,在本质上与儒家正统思想存在冲突,因而轻视儒学,在宫廷中提倡与经学相抗的异端道术及各种游娱活动,造成了汉末宫廷文化的鄙俗化、市井化。他们培植以才艺之士为主的“鸿都门学士”,客观上推动了当时文学艺术观念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