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自然和社会三者关系的角度论证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证两个必然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论述了人与自然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自然和社会三者关系的论述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正在向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方向转变,对此,我们运用马恩生态思想为指导来建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相适应的生态伦理价值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形成的几个问题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形成的问题,有两种带根本性的估计,仍然需要加以深入讨论。一说,在《哥达纲领批判》写作以前,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过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另一说则相反,认为他们两人从开始就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两个成熟程度不同的阶段。到底如何完整准确地把握马恩关于这一重要理论形成的历史真实,恩格斯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形成的几个问题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形成的问题,有两种带根本性的估计,仍然需要加以深入讨论。一说,在《哥达纲领批判》写作以前,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过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另一说则相反,认为他们两人从开始就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两个成熟程度不同的阶段。到底如何完整准确地把握马恩关于这一重要理论形成的历史真实,恩格斯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     

“飘”向旧体制还是“飘”向新文明

小说《飘》由于书名和书中大量篇幅关于南方种植园主阶级对往昔生活的眷恋追忆和对北军解放黑奴的仇恨描写，曾引起评论界广泛争议，认为小说是在维护旧的奴隶制度，否定资本主义新文明。通过对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及书中主人公在历史潮流推动下从行动的不自觉向思想的自觉的转变过程，揭示《飘》的思想主题并非历史的反动，而是在蓄奴制烟雾笼罩下升起的实力前进的灯火。     

论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必然”思想的发展与完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简称“两个必然”),这是“两个必然”思想的第一次提出.他们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两个必然”思想.1859年马克思提出的“两个绝不会”思想是对其第一次发展与完善;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形态演变理论是对其第二次发展与完善;19世纪70年代后他们对革命道路的探索尤其是马克思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思想是对其第三次发展与完善;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所阐述的人类社会发展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思想,以及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新策略思想,是对“两个必然”论断的第四次完善.经过四次完善,“两个必然”思想成为一个颠扑不破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联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构建了社会发展理论,阐述了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同发展的论述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双重关系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类驾驭自然规律的程度,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不断深入的;人类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必须尊重自然,不能违反自然规律而任意支配、改造自然界,否则必然会被自然界"报复";必须建立"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为此必须变革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旧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阶级思想的理论来源、根本旨趣与学说史意义

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阶级思想,应从其理论来源、根本旨趣与学说史意义三个维度切入。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法国复辟时期历史编纂学家关于阶级问题的论述是马克思恩格斯阶级思想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对阶级问题的理论探索,根本旨趣在于探索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构建的有效路径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马克思恩格斯阶级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使阶级、阶级斗争理论与资本主义批判从历史唯心主义与抽象道德批判的迷雾中摆脱出来,为人们正确认识历史与现实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现象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明代中国历史趋势:帝制农商社会

中国史学界长期运用资本主义发生学障碍思想模式来分析明清中国历史演变的基本趋势,这其实是一种把明清史当作"变态"来看待的方法,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在讨论这种思想模式多方面的问题之后,以"正常"的视点出发,可得出明代中国正在发生七种历史性的转变,其趋势是演变成为一种帝制农商社会.这一历程以独特而又合乎逻辑的方式展现了人类社会转变的一种非西方模式.     

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理论思考

从传统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新旧思想、观念交锋的焦点,仍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关键还是对"两个必然"与"借鉴、吸收"的认识与理解.     

温州模式40年:国家改革的地方叙事

正第一次读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就惊骇于他能够驾驭商品经济运行中无数纵横曲折细节,放眼于长轴历史时空提出独到思想洞见之强大功力。关于"离开正道"的中国商业,他说:"其帝国的管制阻碍着一种创立商业统治集团之企图。只有最下层的商业,(包括)市镇间的店铺和集场(能够)有功效的作业。"仅这一句,就在韦伯对资本主义源出纠结和黄仁宇关于中国资本主义本位"问题重心"的絮叨中,     

重新解读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政策,不仅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而且也不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新经济政策是退却,但这是有限度的、有秩序的、适时将转入反攻的退却。新经济政策并没有改变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列宁与马恩的社会主义观是一致的。     

由“闺阁”走向社会——试论抗战期间“闺阁”作家创作的转变

“五四”时代，冰心、冯沅君、凌叔华、林徽因、苏雪林、袁昌英、沉樱、白薇等出身于高门巨族，在“闺阁”中创作的女作家们，表现出了与同时代作家不同的“闺阁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她们多数已为人妻、为人母，经历了人生的变迁、时局的动荡，由女儿变为母亲，从“五四”激昂的叛逆到静默的反思，文学创作风格也随之转变。她们的“闺阁气”在渐渐消失，其目光投向了“闺阁”之外的社会与人生。在经历了抗战烽火的洗礼之后，她们逐渐走出了“闺阁”，走向了社会，她们的文学创作也日益贴近现实人生．成为描述时代的变迁可靠明证。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意蕴

《诗经.商颂》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这是中国商民族关于自身起源的神话叙事。在色彩意义上,"玄"代表生命本原;在字义上,其"混沌"和"模糊"的意义具有上升人类生命本原的倾向。在自然与生命融洽的宽阔背景下,分析"卵生"和太阳崇拜,得出玄鸟是创生的符号化存在,是天神合一的产物。玄鸟神话反映的是商民族对天空的向往,不同于周民族起源神话中对大地的崇拜,商周的朝代更迭标志着神的时代向人的时代的过渡。     

“用”的凸显:熊十力后期思想的向度

由“摄用归体”到“会体归用”,是熊十力“体用哲学”圆成逻辑。笔者认为:在熊十力后期思想中,一方面,以“心”为“终极本体”的宗旨并没有改变;另外一方面,理论重心则由“体”向“用”的转化、落实,虽无否定“本体”的意味,但更凸显了“用”的层面。     

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上)

在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 ,“史诗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但在 80～ 90年代的文学中 ,反史诗性是先锋文学和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基本策略之一 ,它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另一种历史叙述。本文论述了反史诗性的三个主要表现 :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风格 ;主要结合新历史小说 ,论析了文学转型中小说家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从中国传统美学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向心”文化特征

在以“物”向“心”倾斜、“天”向“人”倾斜的中国“心学”文化哲学影响下 ,中国传统美学所崇尚的“内重外轻”、“贵神贱形”、“心融万有”、“无我之境”等思维取向模式 ,带有浓重的“向心”文化色彩。中国翻译理论受传统美学影响 ,并从传统审美文化精神中汲取养分 ,吸收了其由表及里、由实及虚的思想 ,强调审美主体的自我人格欣赏 ,提出了相应的“三似”论、“神似”论、“离形得似”、“心神交融”、“感应”、“意境”、“妙悟”、“化境”说等翻译观 ,不可避免地具有传统美学的“重心”特色和“向心”文化痕迹     

中国古代“人品与文品”理论的衍变

主张诗品、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是中国文学批评追求文学理想人格之美的集中反映.从先秦到明清,这种理论经历了"文如其人"理论的滥觞、"言为心声"的理论发展、"魏晋风骨"的审美性位移、"文以载道"理论的深化扩展、"文品即人品"理论的变异与总结等不同阶段.随着时代精神的变迁和文学观念的更迭,历代文人学士对文品与人品之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化.     

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下)

在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史诗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但在80～90年代的文学中,反史诗性是先锋文学和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基本策略之一,它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别一种历史叙述.本文论述了反史诗性的三个主要表现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风格;主要结合新历史小说,论析了文学转型中小说家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沈约"声律论"再审视

沈约是发明四声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将"四声"引入诗歌理论的首创者。"用四声以制韵"是"永明体"诗歌的核心特征,其具体内容是指:一句之中,必须避免同声同韵的字重复使用,并以"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为标准达到字调的相间。"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不仅不是"病犯"而是"用四声以制韵"的"韵",它只有在并提时才具有意义。沈约没有提出过"八病"之说,"八病"是后人基于"八体"言论而产生的一种附会,而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归入"八病"则是附会之上的附会。沈约的《答陆厥书》等文章廓清了"四声"与"五音"的区别。他的"声律论"建立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过渡的桥梁,也导致了"拘声韵"的后果。     

包容性体制创新论——关于中国改革、两岸整合和新普世文明的理论探讨

从全球角度看,中国在转轨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有些是与世界其他转轨国家相同的,有些是其他转轨国家所没有的,还有一些问题是带有世界关联性的。基于此,作者以老子《道德经》中的"知常容,容乃公"思想为基础,从制度文明的角度,论证了"包容性体制创新"的理论观点。"包容性体制创新"这一新命题,涉及的是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相关问题,其实质是在认识并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胸怀寻求公平正义,通过构建更大范围和更高境界的制度治理框架,来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国家的制度创新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按照"包容性体制创新"的思想,该文提出构建三个制度文明"大屋顶"的设想:其一,整合各种改革力量,在"市场化和社会公平双线均衡"的基础上,构建中国改革的制度文明"大屋顶";其二,包容两岸和平发展的力量,在理性务实的基础上,构建两岸共同"聚兴中华"的制度文明"大屋顶";其三,吸收西方和东方文明的精华,在多元文明交融的基础上,构建当代"新普世文明"的制度文明"大屋顶"。"包容性体制创新"需逐步实施,其中第一个"大屋顶"的实施,重在建立四个制度支柱:(1)产权体制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2)分配体制创新:包容"国富"与"民富";(3)可持续发展体制创新:包容"天"、"地"与"人";(4)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包容"民生"与"民主"。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