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应改称“国别文学比较学”

“比较文学”应改称“国别文学比较学”徐颖果孔子有句名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句名言被宋人朱熹注为：名不当其实，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无以考实，而事不成。所以，后来中国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首先正“名”，“名”成为我们做任何...     

高师院校中文系更名语文教育系刍议

名实之辨,由来已久.孔夫子提出“必也正名乎”的主张,除却他旨归所在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份论,单就“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辨名正称而论,还是言之成理的.至于墨子主张的“取实予名”,庄子认定的”名者,实之宾也.”更都是至理名言.惜二千年以下,在以考镜源流,辩章学术为长项的高等师范院校,仍然存在名不副实的现象.与综合性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完全相同的命名,即为突出之例证,兹建议更名为语文教育系.理由如下:     

论中国古代"刑罚得中"思想

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刑罚得中的司法经验最早是从维护国家统治稳定出发,慎用重刑而提出的,后来受到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主张刑罚适用的中道和谐。刑罚得中思想的实现一方面依靠司法官员司法技术的提高;但在无成文法可依的情况下,司法官员需以"礼乐"作为司法的原则,"礼乐兴则刑罚中"思想符合中国传统伦理社会特点,以礼乐为原则的司法能够保持社会和谐。"刑罚得中"思想对现代司法公正有着一定启示作用。     

谈谈汉语称谓

<正> “称谓”一词,有广狭两种含义:广义包括所有人或事物的名称,狭义是专指人们可以用来互相称呼的有关名称。本文说的是后者。人们交际时,少不了要互相称呼。称呼的言词是否恰当,事关交际的效果。本文试就汉语称谓的名实、色彩及历史特点等进行初步的探讨,以便人们进一步认识并掌握这一交际工具。     

试说“五至”、“三无”和“五起”

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着重探讨了“五至”、“三无”和“五起”三事。此三者分别对应于“志”、“气”和“气志”三大范畴,同时也对应着礼乐之实、礼乐之原和礼乐之用三个方面。“五至”强调了“志”的主导作用,谈的是礼乐之实;“三无”则主张“气”是“志”的外化,讲的是礼乐之原;“五起”是对前两者的进一步发挥,主要突出礼乐之用。其对应的“气志”则是“志”和“气”的统一,正如礼乐之用是由礼乐之实和礼乐之原所造就的一样。     

古人的名与字

名字对于今人来说，是作为一个称谓。但在中国古代社会，名和字则是两个不同的称谓。     

英汉语人际称谓中的文化差异

人际称谓是理解一个社会的人伦关系,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一把钥匙。英汉语人际称谓的基本特征有不同。前者呈社会性、个体性,后者呈亲属性、群体性。因此有必要将英汉语人际称谓中的文化特征加以比较研究。     

从跨文化角度看英汉社会称谓语

称谓是人类言语交际中不可忽视的部分。称谓语不仅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亲疏关系以及一个语言群体的文化习俗。社会称谓系统是人际称谓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用来称呼家庭成员以外的社会成员。本文着重讨论英汉社会称谓语中存在的差异以及其对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影响。     

《诗经》性别称谓与周人的审美倾向

《诗经》中丰富多彩的性别称谓,折射出周人特定的审美倾向.“君子”、“良人”、“叔”、“武夫”等男性称谓,体现了周人重视男子“德”、“貌”、“才”之“温厚勇壮”的审美倾向;“淑女”、“佼人”、“硕人”、“静女”等女性称谓体现了周人重视女子“德”、“貌”之“窈窕淑善”的审美倾向.这种审美倾向的形成与当时以农为主的经济、多子多孙的观念以及礼乐文化有关.     

英汉人际称谓系统中的性别歧视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英语和汉语人际称谓系统中的姓名称谓、亲属称谓、社会称谓和指称称谓进行了对比分析,进而揭示出其中隐含的性别歧视现象。     

“两样鬼神”何以“不是二事”--论朱熹鬼神观兼及江户儒者的质疑

在朱子学的理论构造中,有关鬼神的论述涉及“鬼神主乎气而言”和“鬼神以祭祀而言”两大论题。朱熹极力主张“两样鬼神”“不是二事”,而这一命题与儒家天人合一之学有密切的理论关联。那么“两样鬼神”何以“不是二事”呢？首先,从《乐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的观点出发,“鬼神即是礼乐道理”,此点结合《礼记》《易传》的相关论述,可以窥看天道与人道是如何沟通的;其次,就朱熹“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之说,祭祀之时求阴求阳、诚报气通,人神“合莫”而绝非假设;最后,从东亚儒学视域出发,日本江户儒者对“两样鬼神”“不是二事”之说有所解构。在中国传统儒学中,人道本于天道,人伦基于自然,故“神道设教”被诠释为神妙之道,即礼乐之道,即天地自然之道。然而对于这一观念,自江户中期以来如荻生徂徕,则将其理解为绝对的宗教信仰,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教化功能。     

道:无名还是有名——论《老子》对道的独特诠释

道无名。所谓道之“名”,实际上只能算作是道的“称谓”。名与称谓不同。名要符合客观对象的外形或内在本质;称谓则是主观需要的产物。从外部特征上看,道无形;从内在品质上看,没有任何概念能囊括道的本质。这两方面决定了我们无法为道命名。道的称谓包括道、有、无、大、小、朴等等,它们虽均不足以成为道之“名”,但都从各自的角度揭示了道的某一部分内在品质。用“称谓”的方式界说道,是《老子》界说道的特有方式。     

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民取名的变化

人皆有名。人之有姓名,犹如物之有标志。如张三、李四、王二等姓名是人的称谓符号。人的姓名,其实包括姓和名两部份。对于“姓”与“名”,中国人偏重前者,姓是祖宗传下来的,一般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改动。而名字则不同,是可变动的。一个家族同属一姓,但这个家族的每个成员的名字是不同的。翻开古典小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称谓:岳飞字鹏举,诸葛亮字孔明,关羽字云长等。古代名是名,字是字;今人     

“文武并用”: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

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武之道”的刚柔之术。“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主要包括以下治国的方案和策略: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富民、惠民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和选拔人才;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改革财政经济政策,奖励“耕战”,加强“武备”,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实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政策,把德教和刑罚结合起来,既注重礼乐教化的预防作用,又重视法律刑罚的惩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分权制衡,依法限制官吏的权力;倡导义利统一,把“仁义道德”与功名利禄结合起来,用功名利禄引导人们践履“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求取功名利禄。汉代“文武并用”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汉代这种治国方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为以后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提供了蓝本。     

论周王室在“礼崩乐坏”中的作用

西周礼乐制度是西周政治文化模式的核心。礼崩乐坏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发轫于西周末年,在春秋时期愈演愈烈,终于由礼乐不兴而至礼崩乐坏。在这个过程中,周天子始而开礼崩乐坏先河继而推波助澜,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消极的。     

论周王室在"礼崩乐坏"中的作用

西周礼乐制度是西周政治文化模式的核心。礼崩乐坏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发轫于西周末年,在春秋时期愈演愈烈,终于由礼乐不兴而至礼崩乐坏。在这个过程中,周天子始而开礼崩乐坏先河继而推波助澜,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消极的。     

天津历史风貌建筑铭牌英译析论

对天津历史风貌建筑铭牌英译混乱现象进行分析并试改译,进而强调基于平行文本仿写理念进行外译并呼吁多个城市或地区联合共建历史风貌建筑翻译语料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铭正也难”,历史风貌建筑铭牌等专业英文标识语的规范化运用和管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论秦汉时期"臣"称谓的社会内涵

秦汉皇朝是我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初创时期,人际称谓"臣"的社会内涵经历了由非等级称谓向等级称谓逐渐演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臣"在用法上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君臣称谓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与泛化的权威崇拜恰是造成此现象的社会根源与文化根源.     

加强刑罚的社会控制作用

社会控制的社会学原义,是社会必须控制人的动物性本性,限制人们发生不利于社会的行为。发展至今,则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广义的理解,是把社会控制视为社会或其中的群体,为达到维护社会秩序而采取的各种手段;狭义的理解,是把社会控制理解为,社会或其中的群体对偏离社会规范的越轨行为,所采取的限制措施或限制过程。     

先秦儒学从孔子到孟子的流变

儒学是由孔子继承周公的典章礼乐制度而建立的,孔子把富有政治色彩的典章礼乐制度民间化、社会化、人情化和人际化;孟子在孔子所做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周公的典章礼乐制度人性化、人格化,甚至自然化,从而完善了周公的典章礼乐制度,也确立了儒学在当时乃至其后的重要地位。后世的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基本是按照这一思路推进儒学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