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编纂学:编纂原则与演进路径

近代是急剧变革的历史时代,受社会转型的影响,近代历史编纂学所包含的编纂原则和演进路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时代内涵,揭示其中所蕴涵的规律和价值,探讨它在中国历史编纂长河中的地位,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为建构中国历史编纂学体系提供重要的素材.     

宋朝历史编纂学研究述评

宋朝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历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与时代相融合的历史编纂格局和特征.近年来,学术界对宋朝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在史馆制度、官修正史、史书体裁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反思现有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总结.今后的研究应该将宋朝历史编纂学的总体特征和编纂特色,以及宋朝历史编纂学的主要成就和历史地位做进一步的研究.     

希腊古典时代的历史编纂学及其特色

本文论述了希腊古典时代历史编纂学的巨大成就及其特色，认为研究和探讨希腊古典时代的历史编纂学。有利于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及当今史学的发展。     

近代史学家的史识与历史编纂

史识是史家、史著的灵魂,它是指历史学家好学深思、富于学术个性、坚持独识卓见的专门之学。历史学家具有卓越的史识,才可能不受流俗干扰、不被任何利欲所动,独立地对于历史做出深邃地判断,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和历史编纂体系,撰写符合时代需要的史书。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历程中,史家的每一项成功的处理,都是因他对客观历史进程有了独具特色的理解和见识,而后他在史书结构或叙述范式上才着意采取了新的表述方法。在历史编纂领域内,探讨历史学家历史见识的高低对历史编纂成就的影响是关键的环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论档案文献编纂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

档案文献编纂学与历史文献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在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范围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而在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等方面又有密切的联系,它们均属大文献学范畴.     

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特征

传统史学的二重性特征在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中有很集中的体现,史书修纂中的客观与主观、天命与人事、直书与曲笔、实录与名教等,自《春秋》起,在近三千年的历史编纂史中始终一以贯之,构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属性。对待这一属性,当取审慎辩证的态度视之。     

现代性概念对20世纪历史编纂学的意义

历史学家借助历史范畴或概念整理 ,编排和解释历史事件。“现代性”概念是 2 0世纪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范畴 ,它指出了大多数国家 2 0世纪历史发展的目的。本文讨论了“现代性”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的特征的内涵及其对 2 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意义     

元朝兴衰的历史启示

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其实,这一历史启示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中国历史上的辽金元政权就曾创造过"落后打败先进"的光辉业绩,但到了他们变后进为先进的后期以后,又被新兴的尚处于落后阶段的女真、蒙古和起义军所打败.蒙元初兴之时,能够以一个落后的政权打败先进的金、宋等政权,横扫欧亚,所向无敌,并非完全依靠其建有一支数量可观的骑兵队伍,而是因为那时的蒙古人具有一种为国忘家,同甘共苦的艰苦奋斗精神;具有上下一心.团结奋战的民族凝聚精神;具有严格管理,惟才是用,论功行赏的公平精神.到了元朝变后进为先进的后期以后,不堪一击,就是他们丧失了这些民族精神,变得贪图享受、腐化堕一落了.是元朝逐步走向腐朽的必然结果.从元朝兴衰的历史中,完全可以看出,并非是"落后就要挨打".而是"腐败就要挨打",我们应该牢记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

考察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前提和基础是认知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史。上世纪海内外层出不穷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多半集中于陈述自古及近的史部著作和历史作者,内容或博或约,见解或异或同,不乏引人注目的佳制。由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资源异常丰富,略换角度,便可有异见或另说。本文作者正在主持撰写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着重探究传统史学在编纂形态方面的终始过程和多元形态,注意历史本身蕴涵的史学议题与时代思潮的相关度。本文即择取撰写过程中间进行再考察的若干历史疑问,按十八世纪以前的时空进程,略作点面交集的扫描式的历史陈述。     

《史记》编纂学中的破例问题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破例问题是中国史学进程紧密关联的重要问题,对中国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史记》立例而又破例,开创了传统历史编纂学破例现象的先河,解读《史记》破例背后所体现的司马迁的历史编纂思想,必须要从《史记》的撰书宗旨和当时的历史情境出发,用开放的眼光来解读司马迁在史书编纂方面的创造力。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长河中,强调史书体例纯粹性、抨击史家史法乖迁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但是史学家在评论史书体例破例与否,一定要从历史编纂的实际出发,从历史编纂的指导思想出发,唯有此,对史书编纂破例与否的讨论才“名”、“实”相符．才曼有积极的意义。     

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论析

要想提高史学史研究的水平,深入研究历史编撰学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前辈学者对历史编撰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篇上,通过以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研究为例,证明用"通识"的眼光,宏观地分析一种史学体裁演变、发展的轨迹,更有助于总结它在史体方面继承和创新的特点,目的是为建立历史编撰学的体系做初步的尝试。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韩国书院的历史与书院志的编纂

中韩两国书院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功能有很大的差异,受其影响,两国书院志的编写体例也不一样。韩国书院志的编纂始于16世纪中期的《竹溪志》的编纂。《竹溪志》的体例是以与书院有关的记录为中心的。而17世纪的《西岳志》和《庐江志》逐渐趋向于以人物为中心。18、19世纪的书院志则主要收录了许多为祭享人物辩护的内容。     

《元史续编》及《元史弼违》探析

明永乐初年,胡粹中政纪传体为编年体,撰成《元史续编》,对成宗以下治平之迹及版帝时事有所增补,书中评语多以儒家传统君臣之道立论,虽篇幅不多而颇便省览。嘉靖年间,周复使授编年体史著《元史弼速》,是从卫道者及汉民族本位的立场来评价《元史》的。此书的纪年及书法体现了孔子的正名主张,承袭了儒家思想,尊家而贬元,但也纠正了《元史》一些史事记载上的失误。     

论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

元代法制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元史研究中的薄弱领域。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成果甚少,日本曾一度为元代法制史研究中心;近年来,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发展迅速,研究成果远超日本,但仍没有摆脱其在元史研究中薄弱的地位,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特征。其不均衡特征与实证史学、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以及对其研究需具备多方知识有关。     

中国美学史写作偏至论

中国美学史写作自20世纪初起步,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但同时在认识和实践上也存在一些未惬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存在把中国美学史写成美学理论史的偏向,第二,存在以艺术审美中心论来把握中国美学史的偏向,第三,存在亲外史研究而疏内史研究的偏向。认清这些局限,对于未来中国美学史的写作,将有着积极意义。     

史官与史职——古史可信性的内证之路

清代至民国学者关于上古史官史职的考察追述,大抵有"六经皆史"、"诸子出于王官"、"世官世畴"和"《春秋》义例"等几个命题。其中如刘师培、章太炎、柳诒徵、金毓黻等人的述论,主要是针对康有为的观点而提出批评,但对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也同样适用,作为古史可信的内证方法之一,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宋史研究的新视点

重点介绍了 2 0 0 0年 8月 2日— 5日在河北大学召开的“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上所展现出的宋史研究的新视点。     

明代前期宋史研究考论简

明代前期,周叙疏请重修宋史正式拉开了明代宋史研究的序幕。随后的宋史研究沿着官修和私撰两条路径展开。官修《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竣成鼓舞士人以程朱理学为指导,从鉴戒的角度重新解读宋代史事,史著的教化色彩厚重。私修的宋人传记在前期的宋史研究成果中所占分量较重,为宋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其中的理学传记致力于考述理学世系和渊源,揭示学术堂奥,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私修的宋史史论著述持论公允,晰理深刻,彰显了可贵的实学精神,是明代史学走向深层的突出表现。此期的私修活动得到明廷的重视,且为宋史研究的繁荣开创了局面。     

元代学官选注巡检考

元朝至治元年(1321)以后,为了缓解学官升转的困难,元政府将儒士出身的学官选注为以捕盗为主要职责的巡检官,这一政策的实施在当时引起激烈的争论。多数学官为了摆脱升迁的泥潭,自愿弃文从武,一些人还在巡检任上取得了明显的政绩。学官做巡检的现象是元朝特殊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反映了士人群体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改善自己生存环境的努力,是中国职官史上一段颇有意思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