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笔下的学人印象——读《缓斋读书题记》札记

顾颉刚一生爱好藏书,自十岁买第一本书开始,积至抗日战争之前,其藏书已达十万册之巨.此后,战乱频仍,数经流转,其藏书散失过半,至上世纪80年代时仍尚存五万余册,堪称中国现代藏书最富的学者之一.顾颉刚在其学术生涯中有着随处留心、勤于动笔的习惯,故常于藏书之上随手做题记,或记图书之由来,或记成书之始末,或记作者之印象,或记阅读之心得.     

顾颉刚《缓斋藏书题记》的学术价值

顾颉刚《缓斋藏书题记》的丰富内容中蕴含的学术价值,一是,可见顾之藏书情况,祖传、购求、受赠是其藏书的主要来源,战祸、人祸、水祸则是散失的主要原因。二是,可见作者古籍整理研究之设想,如欲将贾服注与杜解、孔疏并读,作《左传析》;搜集纬书各家辑本,集录为一编;又欲把范家相《家语证伪》与孙志祖《家语疏证》合而刊之,以定王肃伪造之案等。其三,有些题记似目录解题,既评书又品人,或褒或贬简洁明了。其四,承载着顾先生的读书历程与情感生活。     

“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生成与转向：顾颉刚的思路及困难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建立了20世纪传说故事研究的范式。1924年《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与1927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显示了其研究由生成到转向的过程。1927年后，“地域因素”成为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重点，这一转向背后隐藏着观念的转变，传说之流传方式及文学审美给顾颉刚造成的困难使他的学术宏愿落了空。     

顾颉刚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

顾颉刚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张书学顾颉刚和傅斯年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同时又分别是我国现代史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两大史学派别的创始人，本文无意评说二公才学性情之优劣高下，仅拟就他们在治史方面的异同作一初步比较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顾颉刚的治史特点及其在...     

顾颉刚及其“疑古史学”再释——试从父子情感的角度分析

顾颉刚在1920年代发动“古史辨”的讨论，引发学术界轩然大波之后，留下不少自传体的文字，详细解释自己的成长道路。顾氏出身苏州书香之家，自小受到祖辈、父辈的严格教育。但在其6万余字的《〈古史辨〉自序》中，他却很少提及其父顾柏年(号子虬)。相反，他的自述、日记、书信等材料揭示，他们父子之间在求学、婚姻和人生态度等方面存在着矛盾与冲突——顾颉刚对其父亲抱有敬畏大于亲密的复杂情感，使得顾颉刚几次间接或直接地反抗父命。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对马丁·路德违背其父亲的意志，进而发动宗教改革的精神分析，颇有可比之处。1918年，顾颉刚妻子吴徵兰去世，他又奉父命于次年再婚等事情，促使他反省封建父权，在《新潮》发表《关于旧家庭的感想》的长文。1920年秋他自北京大学毕业之后，一方面检讨古史的真伪，另一方面又与父亲产生激烈的冲突，最终使他在三年后与父亲分道扬镳。顾颉刚对其父的抗拒和反叛，为我们理解他之抨击古史的真伪，批判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情感分析的视角和情感史研究的实例。     

疑古与新证的交融——顾颉刚与王国维的学术关联

顾颉刚、王国维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两人的交往、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影响、顾颉刚对王国维的评价等方面来看,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影响是深远的,顾颉刚一生都在学习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在其晚期的文章中甚至透着"二重证据法"的影子。     

《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中的鲁迅与顾颉刚

鲁迅研究领域不乏公众感兴趣而长期未曾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主要因本领域只关注宏大叙事的思维习惯所致，有些论者却归因于“神化”鲁迅的政治需要而为贤者讳的护短。《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和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就属此类，世纪之交由顾颉刚著作出版再度提起并引起关注。实际上就事件发生、发展到事实上结束的过程看，“抄袭”案在其发生之时就已结案：顾颉刚和陈西滢尽管私下、公开都断定鲁迅抄袭，但他们自始至终只有“剽窃”“蓝本”之类含糊说词，拿不出充分必要的证据。如此，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小说研究领域自然会有公论。“抄袭案”之所以发生，表面是私人事件，实则是“女师大风潮”中支持和反对学生运动的两派斗争。将其看作个人恩怨，从顾颉刚和陈西滢一面的确如此，顾颉刚之“告陈通伯”鲁迅“剿袭盐谷温”,目的不是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规范，而是帮朋友攻击论敌；陈西滢对鲁迅的人身攻击，是为暗护凌叔华。从鲁迅一面则更多体现公心：鲁迅是从私人事件观察社会人心黑暗，将论敌射来的暗箭用作反击利器，帮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打赢一场硬仗，同时洗刷冤枉、维护了个人名誉。鲁迅的反击，其动机、目的和效果都非仅限于私人恩怨，而是社会批判。     

顾颉刚的边疆史地研究:个人情爱与民族情感的交汇

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的学术生涯出现了一个新的面向,从之前专注上古历史的考证、辨伪转而从事研究中国的历史疆域和边疆民族。1934年《禹贡半月刊》的出版和禹贡学会的成立,便是一个标志。顾颉刚本人指出此乃中日关系恶化、民族危机深重所致,但从他当时留下的日记和书信,又可以看出他之从事边疆史地的研究,与他长期爱慕谭慕愚（又名谭惕吾）有着密切的关系。谭慕愚的爱国热忱和行动是促使顾颉刚学术兴趣转向的重要契机,而且顾颉刚与谭慕愚的来往还间接地影响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探讨顾颉刚、谭慕愚及殷履安（顾颉刚妻子）之间的三角关系不仅呈现了顾颉刚学术生涯中民族情感和个人情爱的交互作用,而且有助于展现五四学人婚恋和情感生活的复杂和多面,为从情感史的角度考察中国近代学术变迁提供了一个实例。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战国中山国史札记

[前记]:自从1974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了战国中山王铜器及其长篇铭文以来,人们对于中山国的历史获得了新的认识。顾颉刚先生的笔记中,曾经搜集过一些有关中山国的资料,并与当前的讨论有一定联系。为此特把它摘录出来,并分成如下几个问题整理成文。希望它对于充分利用古籍中的历史资料和新发现的实物材料互相印证、更深入地研究中山国历史有所裨助。顾洪记。(编者按:顾洪同志为顾颉刚先生之女)     

抗战中顾颉刚在西南学、政、商三界的通史经营

早在整理国故运动之初,顾颉刚便有作"中国文明史"的意愿,随着古史辨运动的深入,到1930年代通史编纂成为其重要的学术情结。在抗战中,偏居西南的顾颉刚围绕鼓吹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智识、为中国史学奠定基础的学术理念,力图组建写作通史的团队,创作通俗化通史与学术化通史。为实现这一理想,顾颉刚在学、政、商三界多方设法,苦心经营。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学术环境都限制了其庞大通史计划的进行,以致最终归于失败。     

深入浅出 史家绝唱──读《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

深入浅出史家绝唱──读《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李正中由史学大师顾颉刚教授口述、教育家何启君先生整理的《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增订本）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书是顾老于１９６５年冬到１９６６年春，在北京香山疗养院期间，为同住在疗养院...     

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探析

顾颉刚作为一位史学家可谓无人不晓,然其与经学、经学家的密切关系却似乎较少提及。顾颉刚对经学的关注与史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由"疑经辨伪"到"疑古辨伪",顾颉刚在经学研究中找到开辟历史研究新路的突破口;由"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到"层累地造成的传经系统"及其"变经为史"的史料学思想,经学俨然已成为史学的一部分;"经学结束者"的角色定位彰显了顾颉刚的学术责任感。本文以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为切入点,旨在说明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     

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顾颉刚先生创建“古史辨派”，从20到40年代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作为学术主流的“古史辨派”已经消失，但顾颉刚个人的疑古辨伪方向始终未变。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顾颉刚对考古学的过于熟知，导致了他对考古学的冷漠态度，并最终导致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缺憾。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脉络的早期思考——费孝通与顾颉刚的人生交谊及学术论争

顾颉刚与费孝通是中国历史学界、人类学界两座学术高峰,但关于二人之间关系,惜乎一直没有引起学界关注。笔者以20世纪30、40年代“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争入手,基于《顾颉刚日记》对论争前后顾颉刚与费孝通交往的记载,考察二人关系,试图以“人生史”的视角重建顾颉刚与费孝通生活世界之关系脉络。通过梳理《顾颉刚日记》中有关费孝通与顾颉刚私下交往的记载,最大限度地靠近历史现场,还原彼时学术论争的本来面目。面临民族危难,顾颉刚深感急需凝聚国民精神以共赴国难,时势驱使他完成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建构,这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土家国情怀。面对复杂时势,费孝通也选择以国家情怀为上。此次论争很可能是二人默契配合的结果,也即一种基于国家大义的“善意的共谋”,堪为构建“中华民族”观念的早期思考之一,不但可以从中窥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最初的身影,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风雨飘摇九十年 长留风范在人间——记顾颉刚诞生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

一代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93年5月7日至9日在苏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有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海外的150余名专家、学者会聚苏州大学,追怀和研讨顾颉刚高尚的道德风范和卓越的史学成就。曾长期与顾颉刚一起共事者和生前友好费孝通、雷洁琼、钱伟长、胡绳等也参加了讨论会。顾颉刚一生嗜学如命,著述宏富,其所涉先秦古史、民俗学、历史地理学、边疆学、民族学、民间文学等领域,均有很高的造诣和建树。解放以后,顾颉刚以耄耋之年,主持《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并撰写出了体现《尚书》研究新水平     

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

自张荫麟提出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用以批判顾颉刚对尧舜禹问题的考证,八十多年来从未有人质疑。然而事实上,所谓“默证适用之限度”是有其特定的认识论背景的,是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限度。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是一个伪命题。顾颉刚论辩古史时对默证的应用,诚然是中国上古史“文献无征”情况下的无奈选择,但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天地,开辟了史学新视野。相比之下,以不能自立之“默证适用之限度”为考史准绳,却难免自缚于逻辑陷阱之中。     

从孟姜女故事研究看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而是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以后,为深化其“故事眼光”以更好地解释古史演变,才展开的个案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确实深化了顾颉刚的“故事眼光”,并对其古史观念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推动其研究旨趣在“辨真伪”和“穷流变”之间,进一步偏向了后者;二是让顾颉刚认识到在古史演变中,还存在由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转化的现象。     

“求真”与“致用”——“九一八”事变前后顾颉刚的学术心路

"九一八"事变是顾颉刚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事变之前,他心无旁骛一心治学,辗转于南北力图为中国打造一个学术的世界。事变后,为民族危机所激发,他逐渐从"求真"之学转向"致用"之学。顾颉刚的转变,反映了新知识界知识独立的现代性与学以致用的传统性的无缝连接,也反映了新知识界探索致用新平台的努力。     

略评顾颉刚的古史批判与《老子》研究

顾颉刚对古史的批判,以质疑传统的道统观为逻辑前提。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史是按照道统的体系编排演绎出来的,传统说法中的老子虽非道统中人,但老子及《老子》书由编造而成,是道统说的派生物,因而要一并推翻。这种对古史系统的存疑态度,为研究中国传说古史开阔了学术视野,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然而,顾颉刚的疑古由于对某些传说缺乏分析,对于古史中包括有关《老子》的一些论断也失之主观,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