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

在近代中国先后存在的二十多个外国租界中 ,上海租界设立最早 ,面积最大 ,历时最久。租界的存在 ,为西方文化比较系统地、迅速地、少受约束地输入上海提供了便利条件。近代上海因中国文化传统的边缘性特点和近代性因素 ,弱化了对西方文化的排拒力。同时上海社会移民人口特点 ,传统士绅角色缺位 ,使得近代上海文化呈无霸权状态 ,有利于异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近代上海不中不西、亦中亦西 ,是中西不同文化共存、交流、融合的状态 ,是上海被称为文化熔炉的原因所在。     

晚清上海租界华洋关系的嬗变——以华人参政问题为视角

晚清上海租界华人参政的早期拟议皆由外侨或列强领事提出,其动机并非出于对中国领土主权或华人政治权利的尊重,而是为了谋求租界自治地位的提高和工部局行政权力的扩大.每当企图失败时,其对华人参政的态度便趋于消极,加之因华洋矛盾而不断加剧的不安全感,使外侨最终普遍漠视和抵拒华人的参政诉求.华人对于自身参政权利的态度则随着权利意识提高、华洋矛盾加剧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日益积极和主动.由于无权参与租界市政事务,华人商民在渐趋复常的华洋矛盾中缺乏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的体制化渠道,对工部局和列强的不满与日俱增.20世纪初,这种不满情绪与民族主义思想合流,遂有1905年"大闹会审公廨案"后华人参政要求的公开提出和华洋严重冲突的发生.自此,华人参政日益成为影响上海租界市政管理和华洋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上海土地章程》中文本

1845年公布的《上海土地章程》,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租界——上海英租界开辟的一个中英地方协定,这个章程既确定了外侨和华民之间的具体租地办法,又规定了界内的一些城市建设、市政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应行措施。这是近代上海主权将沦,但也是进入对外大开放和城市近代化的一个历史性的起点。除此之外,这个章程更深广的意义还在于,经过以后多次的修改、补充,它成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根本法”而且,因这个租界是外国在华建立的     

《上海柴拉报》考略

由俄侨连比奇1925年在上海创办的《上海柴拉报》,是远东地区唯一较长时间出早晚两版的俄文报纸,报社从业人员是上海俄侨,读者大多也属于这一群体,它的创办与发展历程直接与俄国侨民在中国的历史相关联,在上海俄侨中的影响深远。这份报纸对于了解近代上海外侨社会、了解近代上海文化,都有重要价值。     

论上海租界与租界文化

上海的租界文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具有先导性的文化范式,是依托租界生发出来的一种以混合中西文化为主要特征的近代移民文化,具有鲜明的殖民性、混合性、近代性、自治性,成为上海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租界与近代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上海市档案馆主办的“租界与近代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 0 0 1年 12月 18- 19日在上海召开 ,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 ,以及香港和上海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近 5 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就以下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关于租界与近代上海文化发展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对晚清以来上海的城市格局和文化环境作了具体深入的分析 ,他指出 :晚清上海一市三治 ,既存在着政治控制、文化管理方面的缝隙 ,也为不同文化的共处、交流、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上海所具有的在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的边缘性特点 ,在…     

《纽约时报》视野下的上海城市化进程

<纽约时报>是19世纪中期创办的一家美国主流媒体,该报多次报道上海的电稿.为我们体认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演变的先锋和主角的上海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纽约时报>留下了上海人口增长的记录;它报道了以外滩为扩展源.以英美租界为中心,不断向周边辐射和扩张的城市化过程;反映了第二、第三产业向上海城市空间的集中和聚集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上海的普及.上海近代的城市化进程与鸦片战争后不久的开埠直接相关,它是以民族的屈辱、利权的丧失为前提、为代价的.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列强在上海的特权<纽约时报>大唱赞歌,并不道余力地在走私、拒交关税、会公廨、治外法权、租界等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为自己国家和其他列强辩护,体现了在国内外的双重标准.另一方面<纽约时报>不得不承认在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掌控下的上海租界在近代化进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黑暗面,承认上海有苦力、有骚乱和刑事犯罪,揭露英国人的贩毒活动,但时于同在上海的本国人的鸦片贸易却保持沉默,不置一词.在多重利益的驱动和制约下.<纽约时报>要想完全讲真话、讲实话是不大可能的.     

论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发展中的地位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论近代上海的俄侨社区

近代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上海接纳了异国他乡的人们,也融合了各国各地的文化。提起近代上海的霞飞路,不由使人想起上海的白俄、上海的俄侨社区。本文拟从近代上海俄侨社区的建立、繁荣来说明异质文化共存产生的交流、冲突是不同种族、民族、文化之间建立理解、相容、竞争的协作关系的必经通道。近代上海文化直接受惠于世界各种文化在这里的交流,上海都市也为外侨居留民展示多元异文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到底是上海人”与上海城市认同

20世纪 80～ 90年代开始的上海重振中 ,张爱玲的“到底是上海人”和有关作品曾产生广泛的影响 ,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但其复杂的内涵和背景却并未为人们真正了解。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当前上海面临的新的机遇与挑战 ,使城市意识和身份认同问题更为突出地呈现出来。张爱玲半世纪前对上海富有个性的描述和表达理应成为我们宝贵的历史资源 ;但将“到底是上海人”认作“与身俱来”的“优越感” ,却多少是一种误读。在上海城市精神重建的今天 ,“到底是上海人”与其说是优越、骄傲的资本 ,毋宁说是反思的起点。     

上海的租界与小刀会起义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在中国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地区作为它们的租界.这种租界,最早于上海出现.在上海租界建立和扩充的过程中,小刀会起义爆发了.租界与小刀会起义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两方面作些探讨.     

“中国式民主”何以成立

理论界提出建设“中国式民主”的主张虽具有正当性,但这一民主模式能否成立,关键在于它能否回答并解决好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式民主是阶级的还是全民的;中国现有的制度模式如何有效落实“人民作主”的原则;这一模式如何得到国内人民与国际社会的认可;它如何回应谁拥有民主定义权的问题;它如何在实践检验中证明自己比西方或北欧民主优越。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式民主才能成立。     

租界与晚清上海农村

19世纪 6 0年代前 ,上海租界尚处于起步阶段 ,与当地农村的关系还很隔膜。 186 0年后 ,为躲避战乱 ,大批农村人口拥入租界 ,两者间的关系空前紧密。但随着战事平息 ,这种关系又呈疏离 ,原因之一是当时的租界未能提供较多的谋生途径。两者间较紧密的互动关系 ,架构于 19世纪 70年代后以租界为主体的由近代工商业、交通业等为主干的上海城市经济较大发展的基础之上 ,并因此给上海农村的社会生活、经济结构乃至生产关系带来冲击和变化     

近代上海租界公共交通专营制度述评

为了保障以纳税人为主体的公众利益,保护各自主权和区域利益,促进租界社会经济繁荣发展,近代上海租界创立了公共交通专营制度.该制度对专营企业日常运作中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专营权的期限和终止条件作了具体的规定.通过专营权管理,体现了租界当局一系列现代城市公共事业管理的新理念.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

本文所说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指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际,即大约从1915年到1925年的十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争论。东西文化问题,就是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瞿秋白在当时曾经这样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晚清以来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发展。晚清时代,关于东西文化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主张。改良主义者容闳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提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思想。之后,洋务派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更明确地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所谓“旧学以持身,新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要求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亦曾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口号,并做过一些“西学”的介绍工作。但是在晚清时代,新旧派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无论洋务派或维新派的各种主张,都是在尊重“中学”的前提下兼采“西学”,表面上似乎是中西文化的调和,实质上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由《新青年》派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对立,没有折衷与附会的余地。他们竖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洋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坚决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维护“东方精神文明”的封建顽固形派成了显明的对立。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问题上的对立和争论,其性质、内容和作用是有区别和变化的。     

“一·二八事变”与上海“自由市”计划始末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的公共租界当局陷入了空前的统治危机之中,日本政府利用公共租界的统治危机以及上海外国侨民谋求改变上海现状、企图把上海建成自由王国的动态,悍然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与上海公共租界更是里应外合,大力推进上海自由市计划,并积极倡导召开圆桌会议,谋求上海成为自由市。然而,这一计划不仅遭到了上海各界民众以及国民政府的反对,同时也未得到美、英、法等国的支持。尽管自由市计划没有实现,但却影响深远。一.二八事变后,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客观上转移了中国对收回上海租界的关注,使租界延长了寿命;而日本的远东宪兵威力也得到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承认,日本在公共租界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美国对日本建议成立自由市的反对态度,使九一八事变后的日美关系更加恶化;一.二八事变后的第二年,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     

会审公廨司法审判权的"攫取"与"让渡"——会审公廨移交上海总商会调处民商事纠纷的分析

会审公廨是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一种特殊司法现象,传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会审公廨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司法权的"攫取",但现有的史料表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将一些商事纠纷移交给上海总商会处理,这种司法权的"让渡"与"攫取"的冲突,需要合理的历史解释.会审公廨司法权的"攫取"是租界寻求司法保障以维护其秩序,司法审判权的"让渡"是租界对商会这一优质的社会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以求及时解决商事纠纷以维护租界秩序,司法审判权的"攫取"与"让渡"在维护租界秩序上实现了价值目标的统一.     

论晚清驻沪领事和外籍关员

在晚清上海的外侨社会中，领事官员和海关的外国籍关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职业群体。领事官员代表各自政府依法管理各自国家的在沪侨民，他们在租界的形成、发展和管理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租界的政治、行政、司法、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均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租界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就掌坛在这批享有治外法权的领事或领事团的手中；海关的外籍关员则是仅次于领事官员群体的另一个重要的职员群体，上海海关的重要性决定了这个群体的重要性．他们操纵和控制着整个上海海关，也操纵和控制着中国的一大经济命脉。尽管在外侨社会人口构成中，这两个职业群体只占极小的一部分，但他们肩负着非同寻常的使命，扮演着其他任何职业群体所无法替代的角色．即最大限度地维护欧美列强在上海乃至在整个中国的商业利益。所不同的是，领事馆是各国派驻上海的外交机构．而海关毕竟是上海的而不是外国的服务机关，包括税务司在内的每一个外籍关员在理论上都是中国政府的雇员。     

抗战时期上海的“煤荒”研究

1940年,抗日战争导致长江下游交通受阻,煤炭来源不畅,奸商乘势囤积,引发上海英法租界的"煤荒".工部局联合煤炭同业公会出售平价煤,缓解"煤炭恐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租界,实行煤炭配给制,煤炭资源日益稀缺.英法租界工部局和日本当局采取各种手段消除"煤荒",但由于战争造成的南北交通阻隔以及社会上投机煤炭的行为,"煤荒"问题至抗战结束始终没有解决.     

旧上海律师界的民主爱国传统

近代律师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创建民国后,仿效西方,创立了中国的律师制度。上海,作为中国工商业集中,又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租界的十里洋场,自然成了全国律师人才荟集之地。而上海律师公会则全国各地律师团体的中坚。 和记者一样,律师的社会地位和活动状况,是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