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淝水之战后陈郡谢氏的盛衰

晋太元八年,东晋军队在谢安、谢石及其子侄的指挥下,获得淝水之战的胜利,东晋朝廷转危为安,陈郡谢氏由此成为晋末最显赫的士族之一。但此后经来自东晋政府上层的抑制,来自下层孙恩、卢循起义的打击,更经宋初改朝换代、皇权重振的冲击,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谢氏家族迅速走向衰落。这一段史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晋宋之际士族的衰落及士庶之间权力交替的过程。     

陈郡谢氏在东晋时期的影响

东晋时期 ,世家大族相继把持着皇室政权 ,陈郡谢氏也是其中一个。它在当时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任务 ,为东晋政权的巩固与进一步发展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也形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从墓志地名看东晋南朝陈郡谢氏之浮沉--南京出土6方谢氏墓志所载地名汇释

建国后,南京地区陆续出土了6方东晋南朝陈郡谢氏墓志。此6方谢氏墓志所载地名十分丰富,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不断积累的过程,且多与谢氏仕宦、婚姻、里籍相关。谢氏仕宦、爵位地名的变化,反映了其家族江左发展的地域轨迹;谢氏姻亲地望的变迁,则反映了其地位攀升的发展历程。墓志地名所反映的诸多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东晋南朝谢氏一族的兴衰历程。出土的6方谢氏墓志,也指示了谢氏家族的3处葬地:建康县石子岗、江宁县(或秣陵县)牛头山、溧阳县葬地的变迁,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观念:魂归故土与安处异乡。     

刘宋年间士庶升降与诗人心态

门阀政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特有的政治现象。刘宋时期，随着门阀政治的瓦解，士庶地位升降浮沉，诗人心态各异，由对抗逐渐走向消解。     

论陈郡谢氏家族文学对“意境”理论的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很多文学家族,其中陈郡谢氏家族文学成就和影响最大,尤其是诗歌方面的独创性,是其他世家大族所难以企及的。中国文学意境理论的创造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山水诗中完成的,而山水诗的创造又几乎是在陈郡谢氏家族内部完成的,其中,谢灵运是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创者以及谢朓对山水诗创作的继承和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标准由风骨向意境转换的关捩点上,谢氏家族在完成山水诗创造的同时,对中国文学意境理论的形成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东晋南朝陈郡殷氏研究

陈郡殷氏为魏晋南朝时期的重要士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过重大影响。陈郡殷氏西晋时在政坛已开始崭露头角;东晋南渡后,出仕为宦者不乏其人;到南朝齐时已形成一支相当活跃的政治势力。陈郡殷氏能够维持高门地位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婚媾士族,借以提高并保持其政治势力;二是文化传家,使家族中文才相继,好学、博学之士不绝于书,保持了子弟较高的基本素质。     

吴姓士族与刘宋建国

东晋末年,由于一系列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使得出身寒微的刘裕和仕途坎坷的吴姓士族结成了同盟关系。吴姓士族对刘裕忠心耿耿,追随刘裕南征北战,参与了刘宋建国前几乎所有重大军事政治行动,为刘宋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得到了刘裕的器重和信任。刘宋建国后,虽然吴姓士族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刘宋皇室为取得侨姓高门的认同,大力笼络侨姓高门,吴姓士族的地位依然低下。     

士族门阀制度在南朝的衰落

形成并确立于曹魏的士族门阀制度，在两晋时走到了顶峰。其基本特征就是维系和保障士族阶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一方面，它在士族与寒族之间竭力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寒族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努力屡屡化为泡影，带有明显的专制色彩；另一方面，它又试图抹平自古以来横亘于君臣之间的界限，极大地限制了原本至高无上的皇权，带有某种“民主”的色彩。基于上述特征，士族门阀制度几乎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来自皇权与寒族两方面的挤压。因此，在步入南朝之后，士族门阀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东晋士族的艺术教育

东晋政权仅存百余年 ,却在书法、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等领域涌现出众多艺术大家。东晋艺术的繁荣 ,呈现出鲜明的家族传承的特点。这种现象与东晋门阀士族颇具特色的艺术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密切相关。     

陈郡袁氏家学门风述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士族高度兴盛并快速发展的时代，其中，陈郡袁氏家族文化底蕴深厚，具有鲜明的家学门风特征。如思想方面，深受儒家学术影响，在文学创作、行为方式上均表现出明显的儒家风范。袁氏家族成员多博学好文，著书立说者不绝于史书，在文学、史学及才艺等方面均有不俗表现，为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陈郡袁氏世代忠贞，并依赖其渊博的家学、优良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处身立事原则，在众多林立的高门大族之中独树一帜，稳立于东晋南朝政治文化的中心。     

论陈郡阳夏谢氏家族显赫所张扬的文化活力

出仕西晋的谢氏家族人物 ,于东晋时转儒为玄 ,既居庙堂 ,又寄情山水 ,以积淀的家族文化 ,各展所能 ,各现其才 ,使谢氏门户稳定在一个极限水平上。谢家事功显赫 ,所张扬的文化活力丰厚而浸润     

刘宋时期的陶渊明

颜延之、范泰和鲍照三位文学家都具有陶渊明情结。颜延之是陶学及陶渊明接受的第一人,《陶征士(?)》是陶学 的奠基之作。鲍照第一次发现了陶渊明的文学,并开辟了文学史上拟陶与和陶之风。     

芝兰玉树生阶庭--从陈郡谢氏文人赋的创作看其家风与家学的关系

陈郡阳夏谢氏是六朝最负盛名的文学家族,他们不仅是南北朝时期诗坛上实力雄厚的创作群体,在赋的创作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并在思想倾向、情感基调以及艺术特点等方面表现出很多的共性。六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各有其家风与家学,并由此造就了各自独特的家族文化。谢氏文人赋创作上的共同特点是与当时社会历史、政治文化背景以及共同的家族遗传和影响分不开的。     

京口集团与刘宋政治

东晋后期,京口集团中衰,刘裕以京口、晋陵地区的流民为基础,重振京口集团,并以其为主要的军事力量,内征外讨,完成了覆晋建宋的大业.京口集团亦成为刘宋政权支撑性的政治、军事力量.刘宋前期,京口集团的势力由中央扩散到重要的藩镇,参与重大的政治事件,其力量的兴衰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随着京口重镇地位的丧失、流民来源的枯竭、京口主将的死亡、其他方镇的兴起,京口集团逐渐衰落.刘宋后期,已很难寻觅京口集团的踪迹.     

论刘宋景平年间中枢权力斗争

从范泰所上封事以及刘义符景平年间所调动的人力资源方式可以看出,少帝刘义符不满刘裕顾命大臣徐羡之、傅亮等人的专权,急于向徐羡之等人争夺执政权,这反映出斗争的派别性。另外,在政治斗争展开的过程中,刘义符借以自立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自己原征虏将军、世子府以及太子府僚属,这种资源调动方式使得政治斗争的派别特色更加突出和鲜明。所以,景平年间刘义符与徐羡之、傅亮等人的政治斗争,主要反映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是少主所代表的皇权与前朝勋臣之间权力的有无、多少之争,和整个社会阶层变革,即门阀地主和庶族地主之间的升降无关,或者没有太大的关系。     

解读极端皇权专制下的明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集权政治的愈益发展,对监察制度之依赖程度必然不断加深。有明一代,随着专制皇权统治向其巅峰状态发展,导致政府的运转对监察制度的依赖程度超过历代王朝,以各级官吏为对象的监察活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可以说,明代以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有效运行,是以无所不监的双轨制监察体系的同步发展为条件的。监察制度为专制皇权服务的根本政治功能,更体现为皇权对监察权的严重制约,并随着专制皇权的空前强化变得更加绝对。明代监察官向专制皇权之附庸的急剧蜕变已不可抑制。     

刘宋形神之辩与先秦道家

由佛教传播引起的形神之辩至刘宋时期向纵深发展。以慧琳、何承天为代表,神灭派析取先秦道家"道"本原论、气一元论思想,但虽然认为神也是气,而以形神为二,不能有效反驳形粗神妙观点。以宗炳、郑鲜之为代表,神不灭派以佛教神不灭论为基础,重点借用、改造先秦道家思想,发挥老庄等重神轻形思想来说明形神为异、形粗神妙。同时,神不灭派以先秦道家的本体论、本原论为范本,努力提高神的地位,使之逐步抽象化。双方的辩论提高了佛教本体论水平,也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