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风水热”波及部分官员风水,指的是住宅、坟地等所处的地理位置,如地脉、山水的走向等。风水之术,数千年来在我国并非主流文化。2005年9月初,某大学要开“建筑风水文化”培训班。随后,国内学界爆发了一场关于风水到底是国粹还是迷信的争论。尽管学界对于风水术有诸多争论,但从北京到东南沿海城市再到西北边陲,“风水”已经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大行其道,一些商人尤其是房地产商更是把风水与自己的生意紧密相连。这股热潮,使得风水师在某些地方成为被热捧的人物,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在数家公司兼有投资顾问的头衔:在互联网的传播优势下,一个又一…     

数字英雄有没有未来

风水轮流转,当今中国这一轮焦点人物,是一群着牛仔裤、布恤衫,把头发剪得短短的“数字英雄”。数字英雄们大多是搞网。最理想的是有外资看上,全部买断,卖一个再做一个,快得很。要不就是想办法上市,大陆的二板市场还没出来,就先到美国纳斯达克去,香港创业板也行。但是,“数字英雄”们红了一段时间,现在有人开始质疑他们头     

跳出“习惯性思维”炒股

人多有习惯性思维，自古已然，有“路边苦李”的故事为证：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竟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诸儿”看到路边李树挂满果子，想当然地去攀摘，王戎（不知是否“竹林七贤”之王戎）却没屈从于“习惯性思维”，而是来了个“逆向思维”，认定这是苦李，否则早被摘光了，事实果然如此。若说王戎从中得了什么好处？恐怕孩子们会说：少吃了些“苦头”！ 故事终归是故事，想得多又累了。何况，又有谁会觉得这故事里有什么现实意义和价值呢？也许这就…     

职业要守道德标准--谈谈房地产开发商的职业道德

有个被人们听烦了的老“故事”,说的是中国的老太太和美国的老太太在天堂门口相遇了,美国老太太说,我总可以放心了,因为昨天我终于还完了买房子的贷款;中国老太太说,我也终于可以放心了,因为我终于攒够了买房子的钱。无论故事是否杜撰,它起码表明了一个道理:消费观念的巨大差异。说得再直白些,就是你得会花钱为自己安排好生活。改革开放,在为我国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的同时,时尚的消费思想也不断地冲击着我们那旧有的、传统的消费观念。动辄几十万元或上百万元的房子也一下子真的成了百姓们的消费品,让人捉摸不透。成片成片的商品房总能很快…     

法治中国的可能性：兼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解读和反思

一、该怎样理解法治？对于法治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解。一种把法治看作实现国家秩序或社会治安的手段,另一种认为法治的核心内容是基于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需要而对国家权力施加必要的限制。前一种法治观是多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从上古时代起,明天道、察民意、“制而用之谓之法”１的统治工具论观念就已经深植人心。后来的文人策士们说得露骨一点的,则谓“设法度以齐民”２;说得含蓄一点的,则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３,“务以德善化民”４。总而言之,法律只是用来管束老百姓的。虽然到了近世也可…     

阅读2:中国阶层结构变迁与社会关注

当今我国学术界有一股“阶层热”,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撰文、著书来探讨当今中国的阶层现象。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热呢?”难道是大家赶时髦、弄噱头吗?其实不然,这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即中国     

社会

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 20年来，城市化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经济学家说，因为目前只有4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这项运动至少还得进行10年。全球金融危机没能给城市化“刹车”。中国为刺激经济投入的大量开支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     

台湾住与行

<正> 房子——奔忙一辈子 刚到台湾初步印象是台湾人住得普遍比较宽敞,一般住房分二种类型。 一种称“透天楼”。台湾的土地是买断的,买了这块地皮再盖楼,从地到顶就属个人所有了。有经济实力的人都愿买这种房子,可以随经济实力的发展不断加高,如果买一块20多坪(一坪相当3.3平方米)盖上两层小楼对于一个中等人口的家庭也相当宽敞了。 另一种称公寓、类似内地的单元房,由于近十几年台湾地价、房价     

官道

孟斌在县长这个位子上坐了二十年后全身而退,还落了一个清官的好名声. 孟斌的继任者叫李旭,三十几岁,前程远大,也决心做个清官.于是上任伊始,李旭就去孟斌家拜访. 一番寒暄之后,李旭开门见山地问孟斌:“孟老,今天我来的目的,一是来探望您,二是我入仕途不久,不知道这河水的深浅,特来向您讨教这为官之道!”孟斌微微一笑说:“请你说得详细一点,你说的是为贪官之道,还是为清官之道?”     

深圳：一枚“火照”——《纪事——深圳经济特区廿五周年》代跋

博物馆往往是个冷寂清静的地方。譬如，人们说某人某亨某物该被请进博物馆了，那就等于宣布它早该寿终正寝了。这当然还是一种客气委婉的说法。早些年的说法则要粗暴得多——“抡起无产阶级的铁扫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无论是“请进”博物馆也好，还是“扫进”垃圾堆也罢，无非是说被“请”、被“扫”的东西与人不再时尚光鲜了，不再适合拍岸而来的时代大潮了。     

乡村低水平制度均衡的破解路径——一个案例研究

本文所说的“国家”是指控制农村和农民的权力体系。对中国农村发展的理解,要放在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制度框架下来进行。但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存有根本分歧。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说中国自古代(如秦朝以后)就已经形成了相当自由的社会,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的自由转移等。[1]而所谓“皇权不下县”这样的历史“史实”,常常被用来支持中国古代乡村存在自由经济的论点。我们不赞成这种看法。与欧洲历史相比,中国经济的要素流动的确要自由得多,但这种自由是由民间流向政府(官员)及其附庸的自由。一个朝代的灭亡,要素被重新分配,民间的要素增加了…     

中国经济之郎式解析

于是乎,“郎咸甲说”就成了中国经济中实话实说,凭良心说话的代名词;于是乎,“郎成平说”系列丛书也就成了经济类书籍中的畅销品;于是乎,“郎咸平说”竟成“一发而不可收”之势,一本接一本地迫害我们的眼球,抢劫我们本就干瘪的荷包。这不,《郎咸平说：谁在谋杀中国经济》又来了.     

中国面临信用危机吗?

如果有人问中国人的信用如何 ?可以听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有人说 :中国是礼仪之邦 ,信用为本。中国人恪守信义 ,他们的言行受着中国传统的“言必信 ,行必果”、“言而无信 ,行之不远”等古训的约束 ,因此 ,中国人是守信的。但是 ,也有人说 :中国人没有信用 ,当代中国最大的危机是信用危机。这两种回答你认为哪一个对呢 ?中国———信义之邦我国自古就有“信义之邦”之美誉 ,国人视信义为面子 ,为命根子 ,历代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舍身取义为的就是这两个字。孔子的“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这句话也成为国人最正统、最经典的人生哲学。因而…     

危机导向改革或使中国陷入险境

厉以宁教授曾经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两种模式．一种是危机导向，另一种是利益导向。过去30几年，改革虽然在总体上好像是利益导向，但是具体到每项改革实际上几乎都是危机导向。粮食不够吃了，于是就有了包产到户：中央财政没钱花了．于是就有了分税制；国有企业亏损严重，于是就有了“抓大放小”；城市建设资金不足，于是就有了土地财政，等等。但是，时至今日，继续依靠危机导向来推动改革．     

撰写讲话稿要进入一种“状态”

我们常说某个讲话稿写得像,某个讲话稿写得不像,用“像与不像”去评价一篇讲话稿的行与不行,那么,到底什么叫“像”,什么叫“不像”,有个什么标准呢?笔者以为,这不是米尺,不是量角器,而应该是一个模糊概念,是指撰写讲话稿的一种状态,你能进入这种“状态”,讲话稿就能写得像;你不能进入这种“状态”,讲话稿就写不像。从实践看,这种“状态”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官商结合，几乎平天下

拿风景名胜区的宝地,就是拿天价钞票的本事。拿地于是拿得风起云涌,甚至刀光剑影。农民有地,所以被“征地”;城市居民无地,所以被“拆迁”,把你的房子拆了,地不就出来了吗,以至于“中国”的英文谐音都被变成“拆了”了     

加强官德建设须扩大民主基础

“德”与“得”相通,《管子·心术上》说：“德者得也,得也者,谓得其所以然也。”许慎进一步解释说：“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一方面“以善念存诸心中,使身心互得其益”;另一方面,又“以德施之他人,使众人各得其利”。在中国伦理上,“德”,指合乎“道”的行为和品节,中国传统是一……     

咱们中国人的十大矛盾

1．我们鄙视“拼爹”,却又“恨爹不成刚”。我们身边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人：工作有爹安排,房子老爹给买,车子从爹那儿开,票子说来就来。他们撞人了。对受害者说“我爸是李刚”;他们考试挂科了,对老师说“我爸是局长”。当身边的这些人在我们面前炫耀自己爹的威风、自己爹的厉害、有爹万事皆小菜时,我们总会在心里严重地鄙视之：有爹有啥了不起,又不是自己的本事!其实,转过身,你心里还是会泛起这样的感慨：我怎么没有这样的爹呢？     

不生气的秘诀

<正> 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叫艾迪巴的人,他一生气就跑回家去,然后绕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3圈。后来,他的房子越来越大,土地也越来越大,而一生气,他仍要绕着房子和土地跑3圈,哪怕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孙子问: “阿公,你生气就绕着房子和土地跑,这里面有什么秘密?” 艾迪巴对孙子说: “年轻时,一和人吵架、争论、生气,我就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3圈。边跑边想——自己的房子这么小,土地这么少,哪有时间和精力去跟人生     

“可逆的城市化”是城市化政策的底线

新型城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强调“人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总体来讲,就是不能只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土地的城市化,而是要进一步将农民化进城市。关于“人的城市化”,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特别关注城郊农村的城市化,认为应当开放小产权房,从而让城郊农民“自主城市化”;第二种观点尤其关注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化,认为城市化的重点就是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可以在城市住得下来的房子。笔者主张一种“可逆的城市化”,或者说是主张一种可以让农民既自由进城,进城失败后还可以自由返乡的城市化。这种主张认为,在当前中国人均GDP只有欧美日1/7的国情下,中国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工提供他们在城市安居的收入和就业条件。中国农民工进城往往表现为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年龄大了仍然要返回农村。正是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使农民家庭可以有比较高的收入和比较少的支出。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可以为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工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机会,但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城市却不可能为大多数（更不可能是全部）进城农民工在城市体面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提供条件。农民工进城失败后可以返乡,对于农民工来讲,是十分重要的保障,是他们的基本人权,是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底线。让进城失败的农民回得去农村,是这种“人的城市化”主张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