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宁夏敦煌”

须弥山石窟,这座1400多年前开凿的艺术宝库,曾得到明朝皇帝英宗的赐名;这里的一个弥勒大坐佛,比云岗石窟中最大的十九窟坐佛和龙门石窟的奉先寺卢舍那佛还高;这里的“一佛二菩萨造像”,堪称北周造像雕塑精品,中国罕见——     

克孜尔石窟中犍陀罗艺术元素嬗变考

克孜尔石窟中的佛传图、本生图、交脚像、焰肩像、禅定像、化佛像,包含着典型的犍陀罗艺术元素,其画面组织、人物动态及表现手法都全部或部分地来源于犍陀罗艺术,然而又有着某些细微的变化。通过对克孜尔石窟壁画和犍陀罗浮雕图像的比对,找出犍陀罗艺术元素在克孜尔石窟中的嬗变与重建,考察克孜尔石窟在艺术汇流中的抉择,明确犍陀罗艺术的地位,并探讨图像转变背后的历史文化成因。最后,对犍陀罗艺术元素传入龟兹的路线和方式作出分析。     

云冈石窟中金翅鸟形象的汉化初探

金翅鸟本为印度佛教神鸟,伴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坐骑和护法存在。金翅鸟形象传入中国后,受本土文化、河西地区石窟艺术、早期南传佛教、中国儒释道、汉代墓葬壁画、汉代建筑风格、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风格、北魏汉化政策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潜移默化地使得云冈石窟艺术风格呈现本土汉化。云冈石窟金翅鸟有机借鉴和吸收了中华传统的“凤鸟”形象,这使得云冈石窟金翅鸟形象造型上不似印度石窟、克孜尔石窟等那般凶猛乖戾,更多了贴近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鸟。     

敦煌莫高窟石窟建筑形制演化与特征探析

石窟是佛教建筑艺术的重要空间表现形式,是一种运用空间减地法依山开凿的建筑艺术。石窟建筑形制往往受佛教艺术、地域空间、不同建筑元素和营造技术工艺等多方面的影响,敦煌莫高窟石窟建筑形制也不例外,它在吸收中西不同建筑文化元素的同时,呈现出富有特色的石窟形制风格。通过对敦煌莫高窟建筑形制的调查与统计发现,莫高窟洞窟形制主要包括平顶、盝顶、人字披顶、拱顶、复合人字披顶和覆斗形顶几种基本建筑形制,并以此延伸出更多的石窟形制,形成多种形制并存的石窟建筑艺术,在延绵千年的敦煌石窟建筑形制发展演化过程中,不同时代的石窟建筑形制特征鲜明且互有延承,演化出独特的石窟建筑形制与空间结构的发展脉络。     

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背光乐伎研究

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背光乐伎,包含有腰鼓、横笛、箜篌、阮、排箫、筚篥、笙、琵琶8件乐器。这些乐器既有中原传统乐器,也有西域外来乐器,它们同时出现在卢舍那佛背光中,反映了各民族音乐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这组乐队是以吹奏乐器为主的吹、弹、打三类乐器的组合,蕴含了佛与音乐舞蹈的密切关系,是唐代美学观的生动体现。     

论佛顶轮王法对金刚界密法之影响

持明密教晚期盛行的佛顶思想、顶轮王思想在金刚界密法中占一定篇幅,对金刚界密法有重要影响。首先,金刚顶源于佛顶,是持明密教佛顶法继续发展的产物,又与顶轮王思想密切相关。其次,金刚界大日如来与一字顶轮王相通,顶轮王法中的金轮王遍照如来也即大日金轮,就是一字顶轮王与金刚界大日如来结合的形象。再次,佛母、部母思想在顶轮王法中初见端倪,这一思想也被金刚界密法吸收、改造,无上瑜伽时期则影响更大。     

文殊山石窟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文殊山石窟群现存窟龛计有百余,损毁严重,其中比较重要者有前山千佛洞、万佛洞、后山古佛洞和千佛洞等,均为穹隆顶,平面近方形的中心柱窟。自上世纪50年代史岩先生第一次实地考察之后,才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如张宝玺、杨益民、唐晓军、井上豪、杨富学、施爱民、张小刚、郭俊叶等学者对文殊山石窟创建的年代、分期、洞窟形制等方面作过研究,成就不菲,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有的相近,有的截然相反。对这些学术成就进行总结,以观目前研究之得失,有助于文殊山石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克孜尔110窟佛传壁画的意义

克孜尔石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佛教石窟寺遗址,其壁画以大量的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为主。对其进行分析,可以探讨克孜尔壁画的意义。古龟兹地区与新疆以东的中原地区及以西的犍陀罗等区域内的佛传故事有差异,差异的原因有地域的差异,亦有历史和民族的差异以及和佛教的传播和流行的佛教宗派有关。     

宋代石窟舞蹈形象研究——大足石刻的典型性舞蹈造像

大足石刻是最具代表性的宋代石窟艺术,它集建筑、舞蹈、美术、音乐等元素于一体,既受宗教仪规和量制的限制,又受时代精神、审美趣味和风俗礼仪等因素的影响,是宋代造型艺术的代表。深入研究大足石刻所蕴含的舞蹈造型,不仅可以挖掘重庆本土的舞蹈资源,丰富大足艺术研究舞蹈领域的薄弱,同时对研究宋代舞蹈的审美价值及史学意义大有裨益。文章以大足宋代石窟中的"六师外道谤佛不孝"、"春龙起蜇图"及"帝释天与阿修罗战"三座石窟舞蹈造型为例,运用形式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文化人类学等方法,挖掘大足石刻中舞蹈形象特征、语汇表达、表现形式及艺术审美取向,从艺术遗产、艺术创作的角度研究其重要     

南北石窟寺的造像思想初探

陇东地区的南北石窟寺,是六世纪早期营造的两个重要石窟,两窟规模较大,都以过去七佛造像作为主尊,造像题材与造型等主要源于云冈石窟;南北石窟寺中没有出现北朝时期常见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其中的造像与法华三昧禅法可能没有直接的关联;从窟内空间、造像体量等方面来看,南北石窟寺的过去七佛等造像,主要可能是作为礼拜忏悔的所缘对象;两窟造像的总体设计,可能体现了藉助于修习礼忏等相关法门,以便往生弥勒净土的思想;在两窟中,僧人们可以进行每半月的集体诵戒活动,平时也可以在佛像前礼拜,或诵持七佛等所说陀罗尼,由此可以忏悔业障,护持净戒,从而更好配合禅修.     

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藏经研究

三界寺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管辖的十七寺之一,位于今敦煌莫高窟第16窟前面,即敦煌莫高窟下寺。公元900年前后,甘州回鹘攻打敦煌,三界寺及其藏经被焚,905年张善才主持修建了三界寺。五代时期,张道真在担任三界寺观音院主、法律、僧政、僧录期间,收集各寺古坏经文加以修补,重建了三界寺藏经。三界寺藏经来源有抄经、供养经、修补古坏经文,敦煌藏经中存在的经卷大量重复就是这个原因。     

宋明理学是“江西之学”

江西是宋明理学的发源地 ,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在大余授学二程 ,并创立理学学说 ;江西也是理学集大成之地 ,婺源人朱熹在江西做官 ,并在白鹿洞书院等地传授理学 ,丰富并完善他的理学理论 ;明代 ,王阳明在江西把理学推向新阶段 ,他的主要著作是在赣州刊刻出来的 ,主要观点“致良知”是在赣州完善的。有宋以来 ,江西诞生了一大批理学家     

北庭文化遗产的传承研究——从北庭石窟寺到吉木萨尔千佛寺

今新疆吉木萨尔县是古代北庭,中央王朝在北庭地区的经营和统辖,以汉、唐、元、清四代最具代表性。古代北庭石窟寺,历经唐、宋、元等时期的繁荣兴盛,入明以后,该地佛教及寺庙逐渐湮没无闻。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当地百姓把唐代石窟寺遗存作为文化遗产加以利用,重构为吉木萨尔千佛寺,以六月六庙会为中心的民间宗教活动在乾隆晚期出现,嘉庆、道光年间初步形成。民国前期,吉木萨尔千佛寺的六月六庙会进入了极盛时期。吉木萨尔的千佛寺和庙会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存在的文化,反映了北庭石窟寺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生态。     

宋元南戏与洛阳考论

宋元南戏既反映了古代洛阳的人文实况,又为洛阳增添了文学趣味。在《琵琶记》剧本中,洛阳承担着重要的空间背景任务,是作品安排场次的要点。《破窑记》虽经艺术处理,但作者依然把蒙正觅瓜的地点放在洛阳。宋元戏文佚曲不仅反映出唐宋时期汴、洛之间频繁的社会交往,体现了市民阶层新兴力量的道德追求,而且彰显了洛阳的园林景观之美,其盛况超过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中的介绍。     

龙门洞诗话

龙门洞为道家名山,隐士福地,自然景物壮美秀丽,人文景观神妙奇绝。自元明以来,历代诗家多有题咏,或赞美龙门洞景观的神秀玄险,或表现浮云往来,修炼悟道的仙游人生,或抒发古今变异,世事沧桑的人生感触,或表达赏爱美景,挂冠归隐的情怀意趣,或透示对失意人生,不遇身世的无奈不平。在艺术表现上,常常因景生情,景情交融,虚实相生,写景,叙事,抒情和议论融为一体;笔法夸张,想象奇特,艺术感染力和心灵震撼力极强;造语自然平淡,言近旨远,内蕴深厚,意味隽永。     

“魏晋文学自觉论”的迷思

文学史上流行已久的"魏晋文学自觉论",其理论支撑不外乎"纯文学"、"人的觉醒"以及"审美"等概念,而这些概念无一例外都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魏晋六朝时期不可能产生这些现代性的观念。用现代性支撑起来的"魏晋文学自觉论",不过是一个虚构,一个自觉不自觉使用西方观念改造中国传统的伪命题,它本身是经不起学理的检验的。     

“果然”的成词过程及用法初探

语气副词"果然"是由名词"果"引申虚化为副词后,与词缀"然"构成谓词性偏正词组"果然"并在此基础上经过漫长的发展凝结而成的.先秦两汉时,它还只是一个使用频率很低的偏正词组,魏晋南北朝萌生了作副词的用法,唐宋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又引申出了作连词的用法.但"果然"作为副词用法的大量出现.是从元代开始的;作为连词用例的急剧增加则是在明清时期.副词"果然"在疑问句中表"究竟、到底"义的用法在进入现代汉语后已经消失.     

中国艺术范畴“韵”源考

"韵"是中国艺术特质的重要概念。"韵"概念的出现与魏晋玄学追求超逸高蹈的思致相关,但将"韵"概念与"神"、"气"、"律"等概念结合起来,成为表达艺术特殊审美境界的概念,则是在南北朝时期完成的,期间佛教般若思想的渗透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促动作用。     

由杜甫对六朝文学之认同论杜诗之“变”

在对六朝文学的认识上,杜甫与同时代主流观点不同,对庾信、鲍照、阴铿等诗人作家的成就予以肯定,在诗歌创作上也深受六朝文学影响,同时又＂变化而不失其正＂。文章试从杜甫对六朝文学的接受来论证为何明清以来诗评家以＂变＂来形容杜诗,以及诗之＂变＂的意义的发展。     

称谓词“奴”的变迁

"奴"本义为"罪人",不分男女, 析言则男为"奴"女为"婢";魏晋南北朝时发展为对称之词,多表对男子的爱称;唐五代时,可作男女自称的谦词;宋代以后,"奴"则多用于妇女自称之词,为贱称.方言中称"奴"者众,至今仍在各方言区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