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

“人的心理活动主导着行动。对发生心理危机的人实施心理救助,能够解决他们暂时的疙瘩。目前,心理咨询、心理救助虽然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看山跑死马,心理咨询与救助业要真正兴旺,还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同时,要让遭遇心理危机者切实走出困境,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也必须跟上,这样他们才会获得更多生活和生存的勇气。”河北杨榆中国企业为什么不自主创新?有数据表明:创新能力薄弱已成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的“瓶颈”,我国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全球500强企业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比重在5%～10%之间,我国500强企…     

城市反贫困社工服务的感受

从2008年6月开始，广州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了广州市社会救助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在广州市荔湾区花地街开展“扶贫与扶志，救助与就业”城市反贫困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依据以“扶贫”为目标，“扶志”为辅助，“救助”为保障，“就业”为根本的工作思路，在城市贫困家庭中开展能力建设与社会支持网络构建工作。     

“爱心家园”遭质疑的思考

我们在“爱心家园”的运作上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推动流浪人口救助的主体多元化使过去由政府“埋单”到各种经济实体来共同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实现操作上的市场化让救助与被救助的人都能获得益处,只有这样,“爱心家园”和李俊民这样的人才会不断涌现,流浪人口的救助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为灾区儿童创造“友好”环境

在高校／民间社工篇里．我们选取了仍然坚守灾区的”儿童友好家园”、青红社工站、剑南社工站、鹤童社工站、国际小母牛、众益华龄，还有未在版面上出现的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救助委员会在北川、安县等地设立的7个儿童希望社工站，“香港无国界社工”擂鼓社工站，台湾慈济协会什邡社工站，以及不标明白己是社工机构但运用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参与灾后重建的众多NGO，比如去年我们关注过的NGO备灾中心、陕西妇女研究会等。他们，是灾后社会重建和精神重建的重要力量。     

地方

北京1
　　无业贫困家庭可获资助上社保
　　近日，北京市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要求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做好社会救助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的衔接。     

我国医疗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医疗救助制度从制定以来，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救助资金不足、救助方式不完善、与其他社会医疗保障制度衔接不畅以及其社会属性不明显等方面的问题，对此提出拓宽医疗救助资金来源、实现“三位一体”的医疗救助方式、重视贫困边缘人群等对策建议，以期望医疗救助制度能更好的惠及更多的贫困人群．     

为灾区“软实力”建设“点赞”

这些年,在政府、社会组织和灾区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灾害救助能力再上新台阶,如,从重物质救助向物质救助与心理救助兼顾;从重物理重建向物理重建与社会关系重建并举发展.但总体来说,灾区“软实力”救助在整个灾害救助中所占比重还太小太小. 灾害救助中的“软实力”救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主体主要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而且三者都在这个系统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将三者有效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构建一个立体互动的网络,对灾害救助工作的成效意义重大.目前就如何协调三者关系还没有成形的模式,但实践中的探索已微露曙光.     

从相邻到反转：低保“悬崖效应”及其形成机制探究

本文分析了低保“悬崖效应”的制度内成因与制度外贡献。研究表明：第一,低保“悬崖效应”显著存在,其规模约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35%—52%。第二,“悬崖效应”的制度内成因不容忽视,在常规低保金和“分类施保”措施的加持下,低保补助对“悬崖效应”的贡献约为57%—80%。第三,专项救助和公共服务对低保家庭的帮扶多为费用减免、价格优惠和费用代缴等“隐性福利”,其对“悬崖效应”的贡献约为20%—43%。据此,本文建议构建机会均等化、力度梯度化的社会救助体系,变“悬崖”为“阶梯”,提升社会救助综合效能。     

转型期上海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保障体系”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内容。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十一五”规划建议中，也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福利事业建设，完善优抚保障机制和社会救助体系，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的任务。     

关于上海等五省市实施社会医疗救助情况的调查报告

为了较为全面地掌握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的实施情况，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最大限度地维护医疗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我们对北京、上海、重庆、江苏、安徽五省市实施社会医疗救助的情况进行了典型调查。由于“非典”的影响，调查主要采取委托调     

第六届中国社会救助研讨会在沪召开

2019年11月23—24曰,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保障学会联合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社会救助分会承办的“第六届中国社会救助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与立法”、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教授、我会会长郑功成教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副代表马杰先生致辞。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刘喜堂、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钓、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雄、南开大学教授关信平、南京大学教授林闽钢等作大会报告。     

图书室里的社工精神

救助站儿童图书室作为站内儿童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安抚救助儿童心理、培养儿童兴趣、提升儿童知识储备和素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工作者理应使社会工作“助人自助”、“案主自决”、“服务对象参与”的理念在儿童图书室得到充分体现，以推进救助工作的开展，帮助流浪儿童更好地回归家庭和社会。     

美国《离家出走和无家可归青少年法案》综述研究

《离家出走和无家可归青少年法案》是美国在流浪儿童救助领域最为重要的法律之一。它的出台标志着美国联邦政府在制度与经费上全面介入了流浪儿童救助领域。也体现出美国社会对于流浪儿童的观念从“麻烦制造者”向“社会问题受害者”的转变。该法案包括三项主要救助计划,在美国流浪儿童的生活、教育、健康、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导致部分流浪儿童更为边缘化的风险。     

社会救助的专业化与社工介入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城乡低保以及社会救助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大规模的“应保尽保”扩面工作完成之后．社会救助工作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进一步完善、规范城乡低保和社会救助的制度安排．将成为工作的重点．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城乡低保和社会救助走向专业化．在此情境下．社会工作的介入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城市贫困治理中的社会工作

针对当前社会救助事业及社会工作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在城市贫困治理中引入社会工作，应采取“设岗、搭台、培育、购买”等措施，使社会工作由专业教育逐步转型为社会实践，不断推进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程，使社会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救助事业。     

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救助研讨会召开

1月21日，由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社会工作系举办的“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救助”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民政相关部门的领导、社会工作学术界的专家学者、社工事务所的一线社工共聚一堂，研讨和交流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低保家庭救助的成效与难点。     

武汉市救助管理站：推行站校合作

2010年6月,武汉市救助管理站被确定为武汉市民政局首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4个试点单位之一。在市民政局、站党委的大力支持和武汉大学等高校专家、教授的精心指导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探索,武汉市救助管理站基本形成了以社会工作站和高校社会实践基地为平台,以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为重点,专业社工带领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和义工,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介入救助工作,变流浪未成年人临时救助为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的新模式。具体做法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从灾难救助到日常应急事件处理-以广州市“培养应急社工人才队伍”项目为例

2008年汶川地震后,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以筹委会的身份,在广州市民政局的支持下,发起了“点燃希望,助人自助”支援四川抗震救灾行动,组织60多名广州社工赴四川映秀支援灾后重建,开创了“政府＋高校＋社团”的社会工作“广州模式”。经过汶川地震的突发灾害介入,广州社工开始对社工应急救助服务进行反思,思考如何结合本土社会工作发展,从灾难救助到日常应急事件处理,及时回应当前社会的现实需求。     

西方社会救助制度的流变

西方社会救助从16世纪开始制度化，典型的有英国《亨利济贫法》、《伊丽莎白济贫法》、《新济贫法》等，此后，尽管历经调整与改革，但这些救助制度仍然受到诸多的批评，如侵入调查、耻辱烙印、低效、贫困陷阱等。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救助模式出现了明显的创新转型。1948年英国《国民救助法》的副标题为“一个终结旧济贫法的法令”。     

流浪儿童心理救助服务模式初探

流浪儿童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全球性社会问题。但是，与物质方面的救助相比，流浪儿童心理救助比较缺失。通过对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流浪儿童的调查发现，流浪儿童在进站、住站、出站三个不同阶段的心理需求各不相同。需要结合流浪儿童救助站的现有条件，设计符合流浪儿童心理需求、对流浪儿童有切实有效作用的心理救助服务的方式和方法，预防和减少流浪儿童重复流浪心理的形成，更好地实现流浪儿童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