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服务与责任伦理

政府公共服务与责任伦理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实践价值,对于政府民主体制的运作、制度的强化执行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达成都将产生深远影响。政府公共服务与责任伦理建设的关键在于建构其规范基础与实践机制,一是建构政府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与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建立政府公共服务伦理的双重规制机制;三是成立与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伦理的专责机构。     

论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与党风廉政建设的关系

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与党风廉政建设是加强政府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坚持依法行政、从严治政的一项重要工作.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与党风廉政建设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党风廉政建设的各种纪律、条例、规定,是制定公共服务伦理规范的基础;公共服务伦理规范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最高追求.     

论行政伦理的价值生成——以行政现代性趋向为分析视角

行政伦理的价值体现在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两个方面。从微观角度看,公共法律与制度规范体系的盲区,为行政伦理价值生成留下了空间,行政伦理发挥着“隐形制度”的约软束功能,是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依托,也是行政系统运作的“精神存量资本”。从宏观角度看,以新公共服务为代表的现代行政的“责任中心主义”愿景及其道德价值蕴涵,折射出世纪之交公共行政道德化趋向与行政现代性追寻的历史耦合,不仅摆脱了传统官僚制行政的“技术主义”羁绊,而且开始走出新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义”、“效率至上主义”泥潭,展现出现代性行政所不可或缺的“公平正义”的价值面向,行政伦理的建构有了更深厚的价值合理性基础。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与当代公共行政的重塑

女性主义从性别的角度对公共行政领域的男性特质的批判,要求引入一种基于女性视角的价值观念。与男性相比,女性更为重视的是对人之“关怀”,而“关怀伦理”集中地体现了女性主义的伦理主张。通过梳理女性主义对当前公共行政的批判以及“关怀伦理”的基本内容,本文主要从“关怀伦理”这一立场出发,并从公共行政的价值理念、公共事务的范围、公共治理主体以及治理方式等多个层面,思考了重塑当代公共行政的可能。     

论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原则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伦理原则不但是实行有效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还是重要的价值导向。综合起来看，主要的伦理原则有以下一些方面：“德”“得”相通与义利统一；整体至上与集体主义；公平合理与重视效率；精神提升与人伦教化等。     

服务型政府的公共伦理要素解析

公共伦理与服务型政府具有天然的逻辑联系。服务型政府的公共伦理要素可以概括为四点:公共人,服务角色的伦理定位;公益至上,服务目标的伦理规定;公共服务,政府职能转变的伦理方向;秩序与公正、效率与责任,服务伦理价值及其实现方式。     

叙事伦理:叙事学的道德思考

在文化冲突攀升、恐怖主义肆虐的今天,探讨中西小说的叙事伦理问题,不仅仅是小说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更应该引起整个叙事学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本文从叙事学的中国道路视角出发,把叙事与道德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分析了存在“道德安全”问题的“意识形态眼光”叙事的原因:一是小说叙事中的“污名化叙事”,二是“反伦理”角色代言叙事。为此,本论文探讨了中西小说的叙事原则并上升到伦理的高度:即叙事者(无论以何种身份出现)在叙事时必须遵循的“道德底线”和最高伦理原则。     

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辨析

“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应加以严格区分和界定。混用“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会造成用“伦理制度”的研究来取代“制度伦理”的研究,从而不利于伦理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误用“伦理制度”来取代“制度伦理”,则不利于个体创新能力的培养。     

道家伦理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无论在《老子》、《庄子》等历史“文本”中.还是在与儒家伦理的相糅互补历程中.道家伦理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产生、演变和发展,以及对土大夫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人格范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道家伦理虽具有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但也存在有值得“扬弃”的合理成分.而正是在其“合理成分”中含有“古今共理”的东西,可以进行现代价值的再创造.因此.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与当代中国的伦理建设、也应对道家伦理予以足够的重视.道家伦理以”无为”原则为核心,展开为三个方面:“道常无为”和人性“素朴”的道德观、人性论;“轻物重生”、崇尚“精神自由”的人生哲理;“与时俱化”又“不与物迁”的人格范式和“柔弱谦下”、“功成身退”的为人之德和处世艺术.     

服务型政府的公共伦理要素解析

公共伦理与服务型政府具有天然的逻辑联系.服务型政府的公共伦理要素可以概括为四点公共人,服务角色的伦理定位;公益至上,服务目标的伦理规定;公共服务,政府职能转变的伦理方向;秩序与公正、效率与责任,服务伦理价值及其实现方式.     

论湖湘学派的“修身”思想

湖湘学派继承了先秦儒学重视道德修养、伦理教化的传统，认为只有通过“修身”、“养性”的途径，方能达到成道求仁、治国安邦的功利目的。一儒家的治国之道，是将伦理与政治，伦理、政治与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倡导、实行的，突出地表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递进关系的提出，即要想“治国、平天下”，首先就要从“修身、齐家”做起；而要“齐家”，其首要又在“修身”。因为“修身”与“治国”紧密相联，或者说“修身”就是为了“治国”，所以湖湘学派在“修身”过程中，特别强调培养学子“忠君报国”、“济世救民”的爱国思想；“…     

公共服务的“基本问题”论争

虽然“公共服务”一词产生已有百年历史,但关于“公共服务”的概念、范围、供给主体、行动逻辑和功能定位等“基本问题”至今依旧存在理论认知上的分歧与争论,不仅影响了公共服务实践,也削弱了公共服务效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厘清公共服务的“基本问题”,是公共服务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必需。基于对公共服务“基本问题”论争的反思,本文认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情境中,理论上应强化公共服务的“公共性”特质,在实践中要坚持“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合理确定服务内容,深入推进供给主体多元化,促进其工具价值与政治价值的平衡,实现公共服务从回应到前瞻的功能超越。     

伦理之"道"与个体之"德"

伦理之“道”是体现在各种实存的伦理关系之中的“道”,随现实伦理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个体之“德”是不断获得与修正伦理之“道”的动态过程,最终转化为自身的德性。二者的相互转换遵循“伦理关系—道—个体—德—伦理关系”的循环路线,群体与个体各自发挥不同的重要作用,共同推动“道”与“德”的发展与进步。     

“环境进入伦理”与伦理世界观的改变

深层生态学的原则表明,“环境进入伦理”展现为伦理世界观之转变。我们从黑格尔“伦理世界观”的扩展释读中看到：“伦理觉悟”是对道德主观性的扬弃;而伦理世界的“设定的和谐”展现为人类史与自然史在文明演进中的伦理觉悟;伦理世界观落实到伦理行为,就是“为承认而斗争”的现实生态。“环境进入伦理”展开了以自然为基础的承认关系,它要求一种生态觉悟,并以生态自然与伦理的“设定的和谐”为中介来构建各种形式的主体间承认关系,是在当代人类处境中,通过重新检讨各种类型的伦理承认关系,重建文明与自然之融合的伦理世界观。“遵循环境伦理”,是“环境进入伦理”的文明进程或文明觉悟通过伦理行为所要完成的伦理世界观之转变的关键,是其伦理客观意志的体现。     

论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学术始终将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作为话语主题之核心,儒家乐论即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能折射出政治之得失与道德之盛衰,因而察乐可以知政。儒家认为礼和乐都具有治国经邦之功能,但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儒家重视乐的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通伦理”,可以培育人崇高的道德精神。儒家乐论蕴涵的文化特性对当代民族精神家园之构建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下的公务员服务意识

美国学者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将理论视角聚焦到公共生活的主体———公民而不再是“掌舵”的公共行政官员,提出了“服务,而不是掌舵”的新理念,主张公务员在其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该集中承担为公民服务和向公民放权的职责,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同时,新公共服务理论给予公务员以明确的定位———服务于公民,重视公民权,促进公共利益,重视人的价值。探讨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下的公务员服务意识,对强化我国公务员服务意识很有借鉴意义。     

从儒家文化看东亚经济腾飞

儒家文化的“纲常、仁政、信义思想和勤俭、重视教育的传统”对东亚经济腾飞有重大的推动作用;通过对“儒教与皇权结构相关”与“儒教基本精神伦理”的分析剥离,可解决韦伯对“儒家文化有碍社会现代化”论述与本文分析的矛盾。     

先秦儒家与法家“忠孝”伦理思想述评

“忠”与“孝”是两种不同的伦理观念。春秋战国之际,“忠”由处理人事关系的一般准则,演变为臣对君的伦理道德;“孝”是子女对父母的伦理道德,形成时间早于“忠。”周予同先生曾提出“孝”源于原始的“生殖器崇拜”之说。“孝”与血缘关系、宗法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春秋以降,随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的渐趋瓦解,官僚政治的逐步形成,“孝”的伦理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需要,“忠”的伦理,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先秦诸子曾就“孝”与“忠”的关系问题,展开争论,特别是儒家和法家的“忠孝”伦理思想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集中表现在如下两个问题上:     

当代关于“经济与伦理结合的本质”探讨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与伦理结合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结合?”或者说“经济与伦理结合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在理论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从现有的理论成果看,较为典型的观点有“伦理决定说”、“理性选择说”、“道德立法说”、“经济内生说”和“利益中介说”。这些观点都是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去探索经济与伦理结合的本质,把经济与伦理结合所构成的整体的本质不是还原为“经济”就是还原为“伦理”,不仅没有实现经济与伦理的结合,反而造成了它们实质性的分裂,从而使理论探讨陷入了困境之中。本文认为,经济与伦理的结合不单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只有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去探讨经济与伦理结合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困境。     

儒家立志说的伦理内涵与时代价值

立志为历代儒者极端重视与不厌申言而在儒学中成为一种学说与传统。基于内涵的深入考察,儒家立志具有“‘心’之‘道’而成‘德’”的内在逻辑,统摄儒家至为重要的“心”、“道”、“德”三概念,同时构成儒学的基本逻辑。通过一种现象还原的方法诠释“心—道—德”三位一体的儒家立志,“心”、“道”、“德”三要素分别指对特殊的个体、普遍的群体、自由的人类,立志即是一个将自然个体道德化为德性主体、将自然群体伦理化为德性共体而实现个体与类双重解放的自由化过程,作为对人之个体—群体二重性存在的德性安顿体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在伦理与道德互文的意义上,儒家立志彰显出以“精神”、“自由”、“人本”、“尽心”为特征的伦理世界观与道德方法论,辩证地把握了人之意义与虚无（有与无）、精神与物质（灵与肉）、共体与个体（大与小）三对二重性存在本质,对于克服精神世界之虚无主义、生活世界之物质主义、伦理世界之原子主义的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