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综论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综合历代《史记》研究成果,汇集日本及中国学者对《史记》的一百多种注释,对版本、史实、人物、文字、词语等进行了全面考证,对前人未解释或者解释不详的部分加以重新阐释,《史记会注考证》成为《史记》研究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前人对其研究多注意所收张守节《史记正义》佚文的真伪问题,而对其校勘考证之功研究不够,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什么是以革命的精神利用資产阶級議会?——学习列宁有关利用資产阶級議会的言論的笔記

在如何認識和对待資产阶級議会的問題上,列宁認为,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存在着根本分岐。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都認为:議会制度是唯一合法的管理整个国家事务的方式,否認議会制度的阶級性,用尽一切力量、方法和理由来竭力蒙蔽工人,使工人看不出議会制度怎样咸了資产阶級压迫的工具,認識不到議会制度的相对历史意义;他們把議会斗爭当作唯一的斗爭形式,幻想通过“和     

关于史記三家注的关系問題——讀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一文以后

“文史哲”一九五七年第二期,登載了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一文。程文主要是从史記三家注互有結合的看法,来証成王国維的司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前145)的主張。关于司馬迁的生年,目的主要有兩种說法:一为王国維“景帝中五年(前145)說”;另一为郭沫若、王达津等先生主張的“建元六年(前135)說”。前者主要根据为史記張守节正义:即史記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正义云“按迁年四十二”推算而得。后者的主要根据为史記司馬貞索     

讀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

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疏通結合的关系,及正义对索隱的申明、駁斥、纠正彼此間之联系,辨“兩人生于同时,而其書不相称引”之說非是,断司马迁確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卽公元前一四五年,至     

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

(一) “傳”、“記”、“章句”、“注”、“解”,这种文体,原始于經,衍及諸子,以至于史書和集部。在体制上,它們原自有別;可是他們都是詮譯本文的。三國曹魏以后,又生出了一种詮釋性的文体,叫作“正义”,或“疏”,或叫“义疏”。注解章句,是就本文所說的加以詮釋;正义,义疏,是就章句注解所說的加以疏通。注解应与本文密切結合;义疏应与注解密切联系。不能各不相顧,独     

《诗论》“文无离言”考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诗论》第1号残简有“文无离言”句,有学者断其为“文无离音”或“文无离意”,本文以为上述解说均有不足之处,并从文献误拣角度推断该句为“言无离文”之误。     

关于屠寄和他的“蒙兀兒史記”

近來中国科学院歷史研究所与中央民族学院准备以蒙古史为研究重点。去年十一月,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发起“蒙、中、苏三國历史学者合作編寫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的会議”向我們提出兩个任务之一是中國历史学者和蒙古考古学者密切配合以中国史藉的記载,帮助解决蒙古考古学發现的问题。屠寄的“蒙兀兒史记”一書,无疑的是一部重要的参考资料。稽考明初修撰元史,潦草无剪裁,在正史中最为荒穢,清代学者发愤勘治,计有邵远平、钱大昕、汪輝祖、張穆、李文田、洪鈞、魏源、柯劭忞等辈。其间邵远平的“元史类編”僅就原書重編一过,新增资料甚少,钱大昕的“元史考異”于新史正文只成氏族表、經籍志兩篇,汪輝祖的“元史本証”     

史与言--“当代小说十七年”纵论

对十七年小说的历史叙述 ,已经陷入到一个艰难的困境中。要建立起真正的历史言说 ,首先必须对以往的历史叙述观念和叙述方法进行审视和思考 ,对历史本质做必要的廓清 ;同时 ,应该将十七年小说与其生成的文化背景密切联系起来考察 ,注意文本之外的“文本”叙述 ;此外 ,还应该关注文学的内在传统 ,考察十七年小说与前后小说史之间不可割断的联系。只有还原历史的真实 ,只有让十七年小说在中外小说历史发展的坐标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才能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寻找到新的关系与可能。     

论“国亡史成”

“国亡史成”作为一种正史修撰制度,正式确立于唐宋之际;但是,作为一种历史观念则由来已久。本文主旨在探讨这一观念的缘起,以及由观念而制度化的具体过程。1　　“国亡史成”作为一种明确的历史观念,较多地被提出大约是在宋元之际,蒙古灭金以后。著名儒臣刘秉忠向元朝当局建议修撰《金史》的一份奏折中写道:“国亡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1金朝遗民、著名学者王鹗,在金亡后仕于元朝,也曾上奏建议修撰辽、金二史,并奏言:“自古帝王得失兴废斑斑可考者,以有史在……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     

依然是“论中出史”还是“史中出论”的老问题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事·实出发。”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讲得更加清楚：“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恩格斯在这里明确得很：只能史中出论,而决不能论中出史。我在这里之所以把恩格斯的话抄在前面做挡箭牌,是不得已的。中国的事情,往往逼得人不得不这么干。要自己独立用头脑,谁给了你这权利在有些人看来…     

论老子以“无”言“道”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他通过以“无”言“道”,展开了对生命的追溯、反思和指导。与“常”相应之“无”描述的是“道”动态的创生过程,侧重从超现象界言“道”;与“有”相应之“无”突破了静态限定之“有”,侧重从现象界言“道”;无心之“无”则进入了对人类社会精神生活和实践行为的探索,从而将宇宙和人生合一,使人体悟得于“道”真的境界。     

宋人注宋诗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宋人注宋诗是"以史证诗"方法运用的典型,这首先表现为采用了编年笺注体例,并附以诗人的年谱。其次,在释诗时,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史料,展现诗歌产生的社会背景,揭示触发诗歌创作的事因,并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考其本事,准确地解释其含意。     

我看“论”“史”结合

本刊自今年第二期起举办《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专栏以来,许多学术研究工作者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热烈地参加了讨论,共发表了有关方法论问题的短文二十三篇。讨论的情况表明,方法论问题,学风问题,是学术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在讨论中,各个学科都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特别是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历史研究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引起了大家的重视,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讨论。我们认为,方法论问题还有继绩进行讨论的必要,但这个专栏的形式,已经显得不能适应讨论逐步深入的情况。因此,决定专栏讨论在这一期结束。我们希望继续就各个学科的方法论问题展开讨论,特别是对历史科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便在学术研究领域中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     

苏轼非“形似”论源流考

<正> 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形似”是与“神似”相对而言的,它们都是指对客观事物的描写,但一重规画形体,一重传达精神。这种观点是有根据的,但不全面,因为古代围绕“形似”展开的争论,范围远远超过艺术描写。我认为:北宋以前“形似”有二义,一指绘画中的描绘形貌,二指诗文中的景物描写。与此相应,对囿于形似的批评分别来自画论中强调传神和诗文论中主张兴寄两方面。苏轼的贡献在于突破了诗画界限,提倡传神与寓意的统一,在创     

山涛论“孙吴用兵本意”考

<正> 年前,有幸购得万绳楠先生整理出版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通读之后,对一代宗师寅恪先生学问之博大精深,又增添新的感受。《讲演录》第二篇之(一),言及晋武帝罢州郡兵问题,本人亦曾于80年代初探讨过这个问题并撰写过论文。此时才发现,当时的研究思路基本上踪迹于寅恪先生,惜乎未能早一点读到寅恪先生的这部著作。经反复研读此篇文章,亦觉寅恪先生论述中似有可商榷者(若万绳楠先生整理传写不误的话),试述于后。寅恪先生着重探讨了山涛论“孙吴用兵本意”问题。文中引《世说新语·识鉴篇》刘注: 涛居魏晋之间,无所标明,尝与尚书卢钦言及用兵本意。武帝曰:“山少傅名言     

论蜀史“三代论”及其构拟

一、“三代论”的由来所谓蜀史“三代论”,就是把杜宇王国以前的早期蜀史(约相当于西周中叶以前)看成一个次第相续、一以贯之的统一的蜀王国。在这个王国中,由于出现了蚕丛、柏灌、鱼凫三位名王相继统治各达数百年之久的情况,于是按照年代早晚整理成为一个完整的、一系相传延续蜀祚的所谓“三代”。根据现存典籍考察,“三代论”首见于汉晋之间成书的历史文献。蜀汉学者谯周所著《蜀王本纪》就认为,“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艹氵隻)(一作灌),又次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至东晋成汉史学家常璩著《华阳国志》,则进一步予以引伸并整理加工,其《蜀志》篇首即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又说:“周失纲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先秦著述的“言公”传统论考

对照传世的先秦学术典籍和近代考古发现的先秦学术典籍的体例、内容及语言 ,并后代相关的文献记载 ,章学诚的“言公”的观点完全符合先秦学术史的实情 :从“先秦古书不题撰人”,“同时代之人未必知晓作者为何许人”,“诸子未必可考”三个方面可以证明先秦学术没有作者的观念 ;考查传世的与出土的先秦文献中不同版本的著作在思想内容、篇幅篇次、语言等方面的修正与变更证明 ,一些曾被“疑古派”确定为伪书的先秦文献实质上是先秦学术“言公”现象在典籍中的体现 ,从而也证明了先秦学术“言公”的传统。先秦学术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是“言公”风气与“立言”信念和谐统一的结果     

明清“冯小青旧传”之考论

"冯小青旧传"主要指最早以传记形式演绎明代万历年间武陵冯小青其人其事的作品,以戋戋居士所作《小青传》为代表,共有7则。在明清两代"冯小青现象"中,"冯小青旧传"作为戏剧、小说、诗文等作品的母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冯小青旧传"的作者、时代、版本等基本情况的考辨,梳理了明清文人对"冯小青事"真伪性的争论,并考证其事的真实性与传记中基本人物的原型;在此基础上,分析"冯小青旧传"对现实的演绎,并进一步肯定其价值:基本确定了后世文人关注"冯小青事"的焦点,以及后世有关冯小青其人其事之作品的发展轨迹。     

論“官場现形記”的思想性

李伯无所作“官場現形記”一書共五編六十囘。魯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它列为晚清谴责小说的第一部代表作,可见此书对当时社会所起的深刻影响。但是小说史家,对这部小说的評价未尽相同,如阿英同志就曾眨低了这部小说的意义。他企图以李伯元的另一代表作“文明小史”来代替“官場現形記”,进而把“官场現形記”从反映晚清社会观的代表作中排挤出去。这个不恰当的評价,就是由于他对該书的思想性及其意义沒有进行很好分析的緣故。为此,本文試图对該书的思想性加以較全面的探討,希望同志們提出批評。